“1955年9月17日,北京西苑机场,罗荣桓握着阎揆要的手,小声说:’阎参谋长,星星算少了,这事我来想办法。’”一句轻声交谈,把授衔典礼后台的尴尬气氛暴露无遗,也把黄埔一期学员阎揆要波折起伏的军旅生涯推到了聚光灯下。

典礼结束,阎揆要匆匆离开会场。他肩章上熠熠生辉的两颗星,原本该是三颗。在很多外人看来,这只是数字游戏,而在军人世界,军衔不仅是荣誉,更是经历与奉献的符号。可阎揆要沉得住气,他甚至回到办公室后,还能若无其事地给作战部草拟文件。旁人不懂,他心里有数:三十多年风雨,他已经把个人得失看得很淡。

时间拨回1899年。陕北佳县,窑洞外黄土高坡,阎家因为几代人行医办学,家境殷实,谈不上大富大贵,却足够让孩子们读书。阎揆要五岁识字,八岁吟诗。父亲阎映南是同盟会的外围成员,常把《民报》偷偷塞进棉袍里带回家。他指着报纸说:“中国要强,得靠敢拼的人。”少年阎揆要听得热血翻涌。

1919年5月,榆林中学课堂里,老师朗读《北京学生先驱宣言》,窗外狂风卷起黄沙,屋内一群十五六岁的孩子激动得直拍桌子。阎揆要凑到同桌耳边嘀咕:“咱们也去北京看看?”半年后,他真背着行囊,坐破火车北上。只是北京军校招生名额紧,阴差阳错,他从老乡于右任那里得知广州另办一所“黄埔军官学校”,于是转身南下。

1924年6月,黄埔一期开学典礼,孙中山致辞,蒋介石主持。台下千名青年,阎揆要排在第87位。教官中有周恩来,也有廖仲恺。课堂上政治、战术、体能交替进行,课程节奏之快,令很多出身寒门的学员吃力,而阎揆要却乐在其中。他常在熄灯后爬上床铺,翻笔记到深夜,被同宿舍的徐向前调侃:“老阎,你当学霸呢?”

毕业分配,他去了北平第三军骑兵团。一个营长带兵数百,很快就发现“升官不靠本事靠门路”的潜规则。阎揆要对团长的酗酒、鸦片、赌马看得直皱眉。三个月后,他挂印而去。有人说他傻,他却觉得“别和烂泥搅一起”。返乡途中,他看到陕北的农运、工运星火燎原,内心触动更大。1925年底,他在清涧秘密宣誓,加入中国共产党。

清涧起义爆发于1927年4月12日的消息刚传到陕北时,国民党已在上海举起屠刀。阎揆要率百余人夺取县城,随后被迫转入山地游击。谢子长任总指挥,他任政委,两人边打边筹粮。队伍只有200条老枪,却硬在黄土塬上站住脚。后来西北工农革命军组建,这股人马正是胚胎。遗憾的是,山沟里粮弹短缺,起义终告失败,阎揆要被组织安排“潜伏”到杨虎城部队,从此隐姓埋名十二年。

他是黄埔一期生,本来是上将资历,因少算12年党龄,授衔时成中将

这十二年外人不知其详,他自己也从不张扬。有人猜测他端着团长饭碗悠哉,其实每日提心吊胆。一次军部清党,他被叫去问话,楞是凭着床头一本《孙子兵法》搪塞过去。随后他写信给地下党单线联系人:“我在虎城部,可借壳行事。然身份暴露,革命蒙难,舍身以赴。”短短几行,可见决心。

“西安事变”爆发,周恩来秘密见他,嘱咐:“再忍,再等。”直到1938年春,国共再度合作,党中央一纸电文,阎揆要率部起义归队。有人以为他终于“浮出水面”,却没想到他刚到延安就钻进总司令部枯坐案头,担任一科科长,日夜对着地图。“打仗不是逞匹夫之勇,要让文经武纬合一。”这是他常挂在嘴边的话。

抗战末期,他已是八路军参谋处长。解放战争中,彭德怀到西北野战军任司令员兼政委时,点名要阎揆要做参谋长。两人性格互补:彭总脾气火爆,阎参谋长稳如磐石。扶眉战役前夜,彭德怀对阎揆要说:“老阎,明儿开战,气象、补给、进攻路线你再过一遍。”阎揆要把手里半截铅笔一断:“跟得我久,你就别操心!”翌日拂晓,敌147师被全歼。彭总边看战报边笑:“阎揆要,刀背上走路的人。”

1949年初,毛泽东考虑组建新的总参谋部,曾提议把阎揆要调进军委。彭德怀写信给中央:“阎参谋长和我配合甚好,请留西北。”最终中央尊重一线需求,人没调走。也正因如此,阎揆要的党龄登记仍沿用“1938年回延安”这一节点,早年从事地下兵运的十二年被忽略。

授衔工作开展时,人事档案紧张,西北地区许多线索散失。起初评衔小组把他列入上将候选,但核对党龄、职务、资历后,由于缺少1925年至1937年的完整记录,档案分数直线下降,最终排到中将序列。彭德怀得知后斥责秘书:“荒唐!”阎揆要却拦住说:“算了,咱们忙正事。”话不多,却透出洒脱。

典礼后不久,罗荣桓准备为阎揆要重新申报。阎揆要递上一份手写申请:“本人自愿维持原定军衔。”罗帅看完皱眉:“真不在乎?”阎揆要答:“倘若组织再费口舌,反倒显得我把军衔当交易。”一席话,罗帅无奈点头。最终中央同意补授一级八一勋章,以示褒奖。

1959年庐山会议,阎揆要奉命列席。会上不同声音碰撞激烈,他没有签字附和某些情绪化口号,而是保持沉默。散会后,他对友人说:“军人讲事实,不凑热闹。”这种骨子里的倔强从黄埔一路沿袭至今。

进入八十年代,黄埔校友会成立,他既是顾问又是联络员。两岸局势风云变幻,每有相关座谈,他都提前翻出当年课堂笔记,反复推敲措辞。旁人笑他迂,他却坚持:“那是孙先生’天下为公’的初衷,我们得讲证据。”1994年10月,阎揆要因病在西安逝世,终年九十五岁。他是黄埔一期走得最晚的一位,也是众人眼里“不要三星要两星”的硬骨头。

翻阅档案,不难发现阎揆要留下的手稿里,最常写的一句话是:“莫谋私利,惟忠惟诚。”这八个字,或许正是他在军衔风波中云淡风轻的底气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