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老达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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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在中国古代官场，有两种人最容易被写进史话：一种是权倾朝野的狠角色，比如严嵩、张居正，留下一堆权谋传说。另一种就是运气好到炸的天选之子，比如连中三元的科举怪物。但有一个人不一样，他把这两种传奇揉在了一起。
作为明代276年里唯一连中三元的读书人，他的科举成就足以让所有举子望洋兴叹。历经英宗、代宗、宪宗、孝宗四朝的四朝老臣，他当了19年宰相，居然没杀过一个人。更神奇的是，这位一生软着陆的老臣，晚年儿孙绕膝到连庭院都站不下，家族繁盛了整整六代。
有人说他命好，可当我们翻开《明史・商辂传》才发现：“他的好命，从来不是天上掉的”。这是三元及第的真才实学打底，是不杀一人的仁厚攒下的，更是守拙守心的智慧熬出来的。今天老达子就来跟大家聊聊这位奇人～
三元及第，非偶然也
要讲商辂，得先搞懂一个问题：三元及第到底有多难？
放在今天，这相当于：你先拿了浙江省高考状元（乡试解元），接着在全国研究生统考里考了第一（会试会元），最后去中央部委面试，被总书记亲笔点为全国第一（殿试状元）。
而在明代，这难度还要乘以十倍：
- 乡试：每三年一次，一省只录30-50人，解元是全省头狼，浙江这样的科举强省，竞争激烈到十个举子挤一个名额；
- 会试：全国3000多名举子PK，只录300人，会元是全国冠军，连唐伯虎这样的才子都没拿到过；
- 殿试：皇帝亲自主考，拼的不仅是文章，还有眼缘——比如万历年间的杨起元，会试第一，殿试却因为文章太尖刻被降成第二。
整个明代，只有商辂走完了这三步。
他的三元之路，起点其实很普通：
商辂是浙江淳安人，父亲商霖是县衙里的典史，母亲是隔壁村的农家女。小时候的商辂，没什么神童光环，就是肯下笨功夫。别的孩子背书背到一半跑出去抓蛐蛐，他能坐在门槛上把《论语》翻三遍。
同学找他问题目，他不会说这都不会，而是蹲在地上画着沙坑讲：“你看，这句话的意思，像不像你家地里的秧苗？得慢慢理才顺。”
真正让他崭露头角的，是正统六年（1441年）的浙江乡试。当时的主考官是礼部侍郎王直，看完商辂的卷子拍着桌子喊：“这篇策论，把’浙江的水患’’百姓的赋税’’官员的懒政’揉在一起，没有一句空话，不是’掉书袋’的酸秀才，是能办实事的料子！“于是直接点了他当解元。
三年后（1444年）会试，商辂的卷子又被主考官、三杨之一的杨溥看中。杨溥拿着卷子对同僚说：”你们看这字，笔笔方正像’立人’；这文章，句句落在’安民’上。这孩子不是’科举机器’，是’有良心的读书人’。“于是又拿了会元。
到了正统十年（1445年）殿试，19岁的明英宗朱祁镇坐在金銮殿上，翻开商辂的卷子，只见开头写着：“治天下者，当以民心为天，以民生为基”。而这刚好戳中了年轻皇帝的治国焦虑（当时英宗刚亲政，想摆脱三杨的影子，做个为民做主的皇帝）。朱祁镇当场拍板：“此卷’理正词醇，切中时弊’，当为状元！”
就这样，29岁的商辂，成了明代第一个三元及第的读书人。
可三元及第不是终点，是一个新的起点，它给了商辂两个隐形优势：
一是顶级口碑：当时的读书人都说商三元不是靠运气，是真本事，连内阁首辅杨士奇都拉着他的手说：“你这孩子，将来要接我的班。”。
二是核心圈入场券：按照制度，状元只能当翰林院修撰（正六品），但英宗因为他三元及第，特意让他入詹事府侍读，给太子当老师，等于早早把他放进了未来皇帝的朋友圈。
而更重要的是，商辂的三元，从来不是为了考试而考试。他在乡试里写的《论浙江水患疏》，后来真的被浙江巡抚采用，修了三条堤坝。会试里的《论官冗之弊》，直接推动了正统朝的裁撤冗余官员改革。
他的文章，从来都是对着问题写，不是对着考官写。
这一点，恰恰是他后来能当19年宰相的根，科举考的是文才，但官场要的是解决问题的能力。商辂从一开始，就把文才和实学绑在了一起。
也难怪《明史》里说他：“三元及第，非偶然也——其心在民，其才在事，故能成其大。”
历经四朝
三元及第给了商辂核心圈入场券，但真正让他走完四朝仕途的，是两场要命的风波：
第一场风波是土木堡之变
正统十四年（1449年）的秋天，英宗朱祁镇率20万大军亲征瓦剌，结果在土木堡被围，全军覆没，自己也成了俘虏。消息传来，朝廷里瞬间分成两派：
一派以翰林侍讲徐有贞为首，喊着赶紧南迁！瓦剌骑兵三天就能到北京；
另一派以兵部尚书于谦为核心，拍着桌子骂：“南迁就是弃祖宗陵寝、弃千万百姓！今日唯有死战。”
商辂是站在于谦这边的主战派的重要成员，满朝文武都知道，这个三元及第的书生，当年在乡试里写过《论浙江水患疏》，在会试里写过《论官冗之弊》，从来不是只会掉书袋的酸秀才。
代宗朱祁钰即位后，于谦主持北京保卫战，第一个找的帮手就是商辂：“你懂民生，懂后勤，帮我管粮草和兵源。“商辂没推辞，直接扎进了户部大库。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推翻征调京营兵守城的旧方案，建议征调山东、河南的民壮入京：
“京营兵是’脱产兵’，平时没种过地，真到巷战未必管用；山东河南的民壮，天天扛锄头，力气大，还能自带干粮，既补兵源，又省后勤。”
这个建议被当场采纳，10万民壮连夜赶到北京，成了保卫战里最能打的生力军。
北京保卫战胜利后，商辂升为兵部右侍郎（正三品）——他没有沾沾自喜，反而递了份奏疏：瓦剌虽退，边患未除。请在宣府、大同筑12座墩台，每台驻50人，白天放烟，晚上举火，这样瓦剌再来，我们能提前三天知道。
后来，这12座预警墩台真的成了北方边境的防火墙，直到成化年间还在使用。
第二场风波是夺门之变
景泰八年（1457年）的凌晨，商辂刚写完《论景泰朝赋税疏》，就听见宫门外传来马蹄声。石亨、徐有贞带着禁军冲进皇宫，拥立英宗复辟，史称夺门之变。
三天后，英宗召见商辂，劈头就问：“你是朕的旧臣，为什么帮景泰帝？”
商辂没有跪，也没有辩解，只是平静地说：“臣帮的不是景泰帝，是天下。当时陛下被俘，瓦剌兵临城下，若不立景泰帝，北京早破了，天下早乱了。”
英宗盯着他看了半天，终究没下杀手。最终，商辂被贬为庶民，赶回淳安老家。
这一贬，就是整整10年。
从布衣到首辅
成化元年（1465年），18岁的宪宗朱见深即位。这位年轻皇帝的第一份诏书，就是召商辂回京，任兵部尚书兼内阁首辅。原因很简单：宪宗小时候是商辂的学生。
当年商辂做詹事府侍读时，曾给还是太子的朱见深讲过《论语》，没有讲君君臣臣的大道理，反而蹲在地上画沙坑：“’仁’就是你手里的糖，分给小朋友吃，大家都高兴。当皇帝也一样，把好处分给百姓，百姓就会念你的好。”
宪宗即位时，朝廷里乱成一团：瓦剌还在边境作乱，江南水灾不断，太监汪直刚开了西厂，天天抓大臣谋反。商辂回京那天，宪宗拉着他的手说：“先生，我爹（英宗）当年没杀你，是怕失了民心。现在我召你回来，是要你帮我’收民心’。”
商辂没有推辞，但提了个条件：“臣要做三件事，陛下答应，我就留；不答应，我还回淳安。”
哪三件事？
- 为于谦平反：于谦是北京保卫战的功臣，却被夺门之变的奸臣诬陷致死，不平反，民心不服；
- 裁撤西厂：汪直的西厂乱抓乱杀，朝廷上下人人自危，不裁撤，朝政不安；
- 减免江南赋税：江南水灾刚过，百姓连种子都没有，还收赋税，是要逼死人。
宪宗咬着牙答应了前两件，第三件犹豫了：“江南是朝廷的’钱袋子’，减免赋税，国库怎么办？”
商辂拿出一张单子：“陛下看，去年江南的赋税，有三成被贪官贪污了。把贪污的追回来，再减免两成，国库不少，百姓也能活。”
最终，宪宗都照做了。
四朝仕途的秘密
商辂的四朝仕途，没有权谋算计，只有问题导向：
- 正统朝，他帮英宗裁撤冗官，是因为官多了，百姓的税就重了；
- 景泰朝，他帮代宗守北京赈水灾，是因为国家乱了，百姓就活不成了；
- 天顺朝，他在老家教孩子修桥，是因为不能帮天下，就帮身边的人；
- 成化朝，他帮宪宗平反于谦裁西厂，是因为民心散了，朝廷就垮了。
有人说他会站队，可他从来没站过权臣的队。于谦当权时，他没拍过于谦的马屁；石亨得势时，他没求过石亨的情；汪直乱政时，他没怕过汪直的刀。
有人说他运气好，可他的运气从来不是天上掉的，是只解决问题，不制造问题的原则，让他在波谲云诡的官场里，活成了谁都动不了的人。
《明史》里写商辂的仕途，用了一句话：“历四朝而不倒，非有他术，唯’守心’耳。”
他的守心，不是守着官职，而是守着当年写策论的初心。无论当太子老师还是内阁首辅，无论在朝堂还是乡野，他始终是那个对着问题写文章的举子，始终是那个蹲在地上讲《论语》的老师。
而这，恰恰是他能走完四朝仕途的密码。官场最不缺权谋家，最缺解决问题的人；历史最不记得站队的人，最记得帮过百姓的人。
19年宰相任内不杀一人
在商辂的字典里，官员贪腐从不是该杀的罪，而是该还的债。
成化四年，山东按察使刘泰被弹劾贪污两万两盐税，刑部拟了斩监候报给内阁。商辂却把案卷打回去：“先查清楚，他贪的钱是进了自己腰包，还是被上司逼的’进贡’？”
结果查出来，刘泰的上司、山东巡抚李铭每年逼他进贡五千两，刘泰没办法，才挪用了盐税。商辂的处理方案一反常态：李铭革职抄家，追回所有进贡赃款；刘泰降为青州知县，负责盐税征收，要求一年内盐税增收两成（补上挪用的部分）；同时上书宪宗，废除地方官向京城私送贡礼的潜规则：以后进贡必须经户部备案，违者以贪赃论。
三年后，刘泰带着青州盐民的感谢信来找商辂。他跪在地上，双手捧着账本：“商大人，今年盐税比去年多收了三成，连海边的盐场都修好了，这是我给百姓还的债。”
商辂扶他起来，指尖划过账本上的数字：“我当年贬官时，淳安的老农跟我说，’稻子坏了一根，不用急着拔，把烂穗剪掉，还能结新谷’。官员也是一样，杀了他，只是少个犯错的人；让他补过，是多个人帮百姓做事。”
商辂退休那年，朝野上下哭声一片。官员们送他到卢沟桥，百姓们举着万民伞跪在路边，连当年被他贬过的张能都来了。
《明史・商辂传》末尾，史官写了一句评语：“辂为人，宽厚有容，至临大事，毅然不可夺。其不杀，非仁也？实智也。”
商辂的不杀，从来不是仁的标签，是智的落地。他用不杀，把朝廷的威严变成了百姓的依靠，把官员的恐惧变成了改过的动力，把乱局的根源变成了治世的契机。
商氏家族的繁盛：不是多子多福，是多善多福
商辂的家族盛况，写在《商氏族谱》的泛黄纸页里：
- 儿子辈：三子五女，没一个拼爹当大官的，长子商良臣任江西永新县令，次子商良辅当严州府教谕，三子商良弼干脆放弃科举，在淳安开了间仁心堂当医生；
- 孙子辈：十九人，有的在县衙当小吏，有的在乡野教读书，连最调皮的商汝霖都选了杭州通判——因为能帮更多逃荒的人；
- 曾孙辈：三十余人，最远的到了安徽徽州，开商氏义庄救济孤儿；
- 第六代：二十八支脉散在江浙皖，族谱里写着凡我商氏子孙，无一人贪腐，无一人犯法，皆以’帮人’为业。
最让商辂骄傲的，从来不是子孙当多大官，是子孙在帮多少人：
商良臣在永新当县令时，赣江决堤，他带着百姓泡在泥里三天三夜，修起两条商公堤。直到今天，永新的老人还会对孩子说：这堤是商大人修的，能挡十年洪水；
商良辅在严州教谕任上，把俸禄全贴进仁学。给穷孩子买笔墨，给逃荒的孩子留饭，有个举子考中后抱着牌匾跪在他门口：“先生，没有您的’仁学’，我现在还在放牛”；
商良弼更轴：当年商辂让他考科举，他说当官帮人有限，当医生能救活人。仁心堂的药罐熬了三十年，给穷人看病不收钱，连药草都是自己在后山种的。去世那天，百姓举着香烛排了三里地，哭着喊商先生，您走了，我们找谁看病？
老达子说
商辂临终前说：我没白活：帮过的人，都在帮我的子孙。
这句话比任何功名都珍贵：帮人从不是付出，是给子孙攒的福；守心从不是约束，是给家族留的根。
就像便民桥的石头，踩过的人会记住修桥的人。你给别人一杯茶，别人会给你子孙一碗饭。
所谓好命，不过是帮人攒的福；所谓家族繁盛，不过是守心留的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