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后，许多曾经担任重要职务的高级将领转业到地方工作，但他们在地方任职时，晋升机会却有限，许多人即便有过辉煌的军事经历，依然只能担任较低的职务。像长工、王世泰、滕代远、程子华、张际春等人，都是典型的例子。如果这些人没有离开军队，凭借他们的资历和经验，他们的职务或许早已达到上将，甚至大将级别。
何长工是革命队伍中的老一辈人物，早在1922年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土地革命时期，他担任过军长、红军大学校长以及军团政委等多个重要职务，为革命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抗日战争爆发后，他被调离作战岗位，转而投身于军事教育工作，长达八年时间他一直未曾离开抗日军政大学。即便是解放战争期间，他被调任东北工作，也依旧是在从事军事教育的工作。1947年，他被调任东北军工部担任部长，为前线提供源源不断的武器和弹药。解放后，他从重工业部副部长转任地质部副部长，虽然这两个部门都至关重要，急需人才，但由于他的资历和能力，他本应独当一面，可最终始终没有升职到正职。1972年，他再次重返军队，担任军政大学副校长，依旧是副职。
王世泰出生于陕北的红军，他虽然没有谢子长、刘志丹和阎红彦等人那样在陕北红军中的崇高地位，但他也拥有了相当不错的军事经历。从班长一路晋升为团长，并最终成为陕北红军的一名高级指挥员。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他一直在陕北战斗，担任联防军代司令员，尽管任期不长，但他曾指挥过两万多名士兵，这些兵力后来成为西北野战军的一部分，由彭德怀将军指挥，王世泰则改任纵队司令。随着西北野战兵团的扩编，王世泰被调任为2兵团政委，与许光达搭档共同指挥。兰州战役胜利后，由于地方干部短缺，他被要求转业地方，尽管心有不甘，但他依然服从组织安排。从1950年到1978年，他担任了甘肃省副主席、铁道部副部长、国家建委副主任、国家计委副主任等多个省部级副职职务。直到1978年，他才恢复了工作，担任省人大主任和省政协主席等职务。
滕代远则是老资格的革命将领，1928年，他和彭德怀、黄公略一起发起了平江起义，并参与创建了红五军和红三军团，贡献颇大。然而，命运使然，他在革命的关键时期离开了苏区前往苏联，长达三年之久。1934年，正值第五次反围剿战役时，部队准备撤离，滕代远的职务由杨尚昆接替。如果他一直留在部队，至少也会在作战部队担任重要职务，而不是在后方担任职务。抗战八年，他始终在后方工作；解放战争时，他虽然担任了晋冀鲁豫军区副司令员、华北军区副司令员等职务，但由于没有实际参战，其战功显得相对较轻。新中国成立前，他被调任铁道部部长兼铁道兵团司令员。如果他继续留在军队，他的资历有望晋升为大将。
程子华在土地革命时期就开始在红一方面军担任职务，曾担任过师职，后来被调任鄂豫皖根据地负责军事和政治工作，并担任军长、政委。在陕北后，他担任了红十五军团政委。抗日战争时期，他被调往冀中军区担任政委，随着晋察冀军区领导班子的调整，他被任命为晋察冀军区副政委，并代理司令员的职务。解放战争期间，他负责了冀察热辽的军政工作。1947年，冀察热辽划归东北军区，他的职务发生了变动，部队南下后，他担任了四野13兵团司令员。经过衡宝战役后，他被调任山西省委书记，开始主持地方工作。尽管此时他的职务已经不算低，但还是不可避免地被调往全国担任供销合作总社副主任、主任等职。1958年，他被任命为商业部部长，1960年转任国家建设委员会副主任和国家计划委员会常务副主任等重要职务。
张际春是革命老将之一，早在湘南起义时，他便开始了自己的革命生涯，参与了井冈山的斗争。1930年，他担任了红四军秘书长，并长期从事宣传工作，曾担任一方面军宣传处处长、军团宣传部长。抗战爆发后，他被调到八路军后方担任政治部副主任，后来又担任了抗日军政大学政治部主任，长期在抗大工作。1943年，他被派往北方局担任宣传部部长，继续从事宣传工作。解放战争时期，他被任命为晋冀鲁豫中央局宣传部部长兼军区副政委、政治部主任。1947年，随着主力南下大别山，他担任了中原军区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新中国成立后，他先后担任了西南军区副政委和西南局第二副书记等职务。1954年，他被调任中宣部副部长，并始终在宣传领域担任副职。如果不是转业到地方工作，凭借他的资历和职务，他完全有资格晋升为大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