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觉醒年代》的热播将无数观众带回到一百多年前那个群星闪耀、风雨如晦的青年中国。在剧集尾声，以南陈北李携手开创中国共产党为新章的节点，象征着中国现代史步入全新航程。但其实，距离新中国的最终成立，还有整整二十八载波澜壮阔的奋斗。这段漫漫抗争，不只要迎击外患，更需在内部纠错、磨合中不断成长。
井冈山，这座后来在中国革命史上拥有丰碑意义的群山，见证了一个极其沉痛的事件——内部误判导致的血腥错杀，让革命根据地一度陷入失势。这场风波，围绕朱昌偕决策下的袁文才、王佐事件展开，对中国革命队伍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
让我们将视线拉近到朱昌偕，其故事多少带有典型的草根英雄色彩。
朱昌偕出生在江西永新县，1907年8月生人，家道清贫，年少丧父，母亲靠纺线和替爆竹铺干杂活艰难维生。为了减轻家庭负担，朱昌偕曾享受两年私塾教育，后因贫困辍学。13岁拜师裁缝，却并未让他挣得体面生活，只能勉强糊口。
1926年，外地共产党员在永新创建平民夜校，朱昌偕命运出现转折。凭着曾经求学的底子，他成为首批学员，首次接触到革命思想。思想启蒙和集体的归属感，令他心头点燃了新的希望。同年夏，他加入共青团，积极参与大革命运动，带头冲进军阀驻守的县衙，缴械示威。他出色的组织能力和勇气，很快让他成为工会骨干，被推选为学徒青工联合会主席，带领青年与地方豪强斗争。
转年，朱昌偕顺利成为中共党员，并身兼县工会和地方党组织要职。到了1928年，他已经是中共湘赣边特委主要成员之一，带领永新武装支持红军，参与著名的龙源口战役。那一年，井冈山根据地遭敌人突袭，边疆党组织接连破坏。关键时刻，朱昌偕挺身而出，召集周边县委，急速恢复和稳固党的组织系统，被推举为临时特委书记。经过几个月整顿，在朱昌偕主导下，革命势力于湘赣边界重现生机，“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他成为当时无可争议的领头人。
红色气焰继续高涨，但一场内部危机悄然酝酿：袁文才、王佐之死，背后隐藏着复杂的矛盾和误判。
袁、王二人本是江西本地人，和朱昌偕一样都出身贫寒，有着令人动容的草根经历。袁文才，1898年出生于宁冈县农民家庭，一度进过中学，后因贫辍学，反抗豪绅、组织“绿林马刀队”，扮演着民间侠客的角色。王佐也类似，少年学做裁缝，无奈生计所迫，聚众为绿林，后被吸收进农民自卫军，加入大革命。
1927年，毛泽东到井冈山，袁、王带兵大力响应，与红军协作，积极支持根据地创立。两人麾下部队多次立下战功，被编入工农革命军，分任团长、副团长，随后也都加入了共产党。凭借其草根背景，他们在群众基础、地方号召力上有着其他红军骨干难以比拟的影响力，被红军视为不可或缺的重要资源。
但，问题恰恰也源于这种独特身份。袁、王成长于地方势力，始终保留有“山头主义”倾向，与红军主力、地方党组织摩擦日益加剧。1929年1月，毛泽东调动红军主力南下，袁文才名义上随行，实际却折返井冈山继续地方武装斗争。此后，袁、王对党内组织的监管显得愈发松散。尤其随着毛泽东离开井冈山，他们服从党的命令的主动性显著下滑，甚至时常不通报、不执行特委指令，自行决断，一度让地方党组织极为头痛。
历史学者指出，这种边缘武装“亦敌亦友”的状态，虽短期有利用价值，但长期埋下了组织不稳的隐患。袁王虽然曾支持毛泽东，但面对后来的红军主力与地委干部，始终保持距离、不服管辖。以现在互联网管理视角代入，这很像一个曾为创业公司作出巨大贡献的元老，因“流程僵化”与制度派新团队产生裂痕，导致团队严重内耗。
双方矛盾的激化爆发点，是“罗克绍事件”。罗克绍掌控着湘赣区域唯一一座能独立制造武器的兵工厂，控制了极度重要的军火资源。袁文才觊觎已久。有一天，得知罗克绍防备空虚，袁文才夜袭成功，将其擒获。然而接下来的一幕却让当时的党政领导疑云四起：以往，红军遇到反动头目多是速战速决，此番袁文才反而为俘虏置办酒席、礼遇有加，外界传言四起，怀疑袁王是否包藏祸心。朱昌偕等湘赣特委核心成员陷入深深担忧。
特委很快达成共识：必须果断行动，防止“后院起火”。朱昌偕采取以假升官、真调动为计，诱使袁、王调离根据地。信中承诺两人高官厚禄，引他们率队进驻永新县，配合红五军出征。实际到达后，朱昌偕早已布下天罗地网，安排红五军进城包围。2月24日凌晨，行动骤然展开。袁文才毫无防备，死于突袭。王佐闻声逃逸，但在过河时葬身水中。从事后回顾，这一环扣一环的“阳谋”，极具典型的中国内战时期内部肃清特色。
这一决策让红军在湘赣边失去了两位最得民心的武装领袖。仅数日间，井冈山与周边根据地骤然动荡。袁王旧部四散，有的倒向敌方，红军多年苦心经营的根据地因此沦陷，直到1949年前一直未能彻底收复。
反观朱昌偕，错杀袁文才、王佐在事后始终是他人生的转折点。尽管此后在赣西南苏区立下不少战功，被推选为省政府委员，主持调查报告、协调整体经济军事组织，还多次受到毛泽东的肯定。但随着1931年“肃反”运动愈演愈烈，朱昌偕本人又遭到了被清洗的危险。他拒绝外逃，性格刚烈，最后选择以自杀明志。回溯这一段，他其实也是体制极端环境下的牺牲者。
袁文才、王佐、朱昌偕——这三位最终都被追认为革命烈士。不过，他们身上的悲剧，无疑为中国共产党带来深刻的组织整合与识人用人教训。到1950年，中共江西省委正式为袁、王平反，恢复其荣誉，历史尘埃才逐渐落定。
研究者周振飞、肖军曾在《党史文苑》发表文章，剖析此次事件的起因、经过及反思。通过对官方与民间资料的比对，越来越多观点认为，当年之所以发生这起失控事件，首要原因即革命队伍内部沟通渠道不畅，以及对地方武装的任性行为缺乏合理管控。如同企业改革期对元老的激烈清退，一旦过于急躁，并容易导致整体生态失衡，甚至带来不可逆的损失。
综上所述，井冈山错杀事件，不仅是中国革命史上的重大遗憾，更是团队建设、历史选择与制度转型交织的现实映射。它透露出革命过程中的权力博弈、信任危机和行为误判，也提醒我们，在任何组织转折点，沟通、信任和结构性兼容都至关重要。
历史并不会给出唯一的答案，我们站在当下回望这场复杂的革命故事，它留给我们的反思远未结束。在浩如烟海的史实背后，还有太多未被解答的人性挣扎与组织悖论。正因如此，才更值得我们不断追问和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