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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鼎昌是民国时期盐业银行的总经理，又是’北四行’（盐业银行、金城银行、中南银行、大陆银行的联合经营组织）和四行储蓄会的发起人及主要负责人，是中国现代金融界的著名人物。在他的主持下，’北四行’逐步发展成了北方最有实力的商业银行，是金融界局部联营的成功范例，在1935年宋子文的金融’整顿’过程中，不仅没被’吃掉’，反而能与南方的’南三行’（浙江兴业银行、浙江实业银行、上海银行）平分秋色。他的许多做法，至今回想起来，颇有过人之处。

穷书生当上了总经理

盐业银行原本是袁氏的内弟张镇芳（袁世凯的大哥袁世昌之妻的弟弟）创办的。张镇芳（1863-1933）在袁世凯任直隶总督的时候，任天津长芦盐运使，主管河北、山东等地的盐政。盐官没有不发财的，因为盐业是官办垄断性企业，成本低，劳动力便宜，又是各家各户必需之品，销路绝无问题，因此一个地方盐运副，一年的收入也可达10万两银，超过一个县太爷，何况总揽半个北方盐政的长芦盐运使呢！所以张镇芳自然成了大富翁。由于他与袁世凯的特殊关系，又兼任了粮饷局总办和袁世凯本人的私人账房，辛亥革命后还当上了河南省都督。

张镇芳为能将盐税集中管理和运用，1915年3月，在袁世凯的支持下，创办了盐业银行，原定总股款500万元，其中官股200万元，私股300万元，而实际上由于财政官员们的抵制，官股只交了10万元，后来这10万元也转给私人了，所以盐业银行是个有官方背景的、私人性质的商业银行，股董都是腰缠万贯的清廷旧僚，如那桐、张勋、王占元、袁乃宽、张怀芝、倪嗣冲、刘炳炎等等。当初总经理是张镇芳，但是两年之后竟变成了吴鼎昌了。

原来，1917年7月辫子军首领张勋复辟，作为袁世凯心腹的张镇芳积极参与其事，复辟失败后锒铛入狱，他的盐业银行就被新起的段祺瑞内阁接收了。段内阁为解决财政困难，就派吴鼎昌打进去，出任了总经理。

吴鼎昌原本一介书生（1884-1950)，其父吴赞廷在四川绥定府给人当幕僚。他于1903年考取官费赴日留学，1905年加入同盟会，是个革命党人，1910年回国后第二年就爆发了辛亥革命。他当初回北京尚盘桓无定时，曾托旧交通系的首领梁士诒向袁世凯推荐，进中南海见过袁世凯，可是老袁看不中他。梁士诒后来询问缘故，袁世凯说：’你看此人，’嗓哑无音’又’脑后见腮’，有’反骨’，你敢用而我不敢用，不敢用！’有趣的是此语竟被袁世凯不幸言中。张勋失败后，官方查出张镇芳曾以钱款襄助之事，而此时吴鼎昌已成了安福系的红人，于是成了’收拾’张镇芳的人，虽然一分股票也没有，也当上了盐业银行的总经理。可知他不仅经济上有办法，政治上也很玩得转。

在北京的一项特殊业务

吴鼎昌当上盐业银行的总经理后，大刀阔斧地除旧布新。当时正是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由于停兑事件信誉受损的时候，尤其在1917年又发生了第二次停兑事件，就给了盐业银行大力发展的千载良机。北洋政府各机关领到的军政费，无论是搭付银元还是暂不兑现的钞票，都愿意存入商业银行。而盐业银行以盐业为后盾，又有那么多大腕人物为股董，所以一时占尽天时地利。吴鼎昌抓住大好时机，将原本未收足的股款一举收齐，又拉交通银行协理任凤苞、金城银行总经理周作民、中南银行总经理胡笔江都来入股，这就为后来的联合经营打下了人事基础。在500万股款十足收齐之后，又再翻一番，增为1000万股资，不仅有北京、上海、天津分行，又开办了汉口分行，实力大增，盐业银行俨然成为一家大银行了。

吴鼎昌在银行的管理上除旧布新，建立新式的规章制度，使原本各自为政的分行集中起来听命，但在用人上他不搞一朝天子一朝臣，而是用人之长，尽力发挥每个人的特点。如原先张镇芳掌权的时候北京分行的经理是岳乾斋，吴鼎昌上任后仍很重用他，并通过他，长年从事一项特殊的任务，即向那些掌握了大量清廷文物的清末遗老，包括末代皇帝溥仪在内的清室后裔办理押款。仅此一项业务，就使盐业银行大发其财。

岳乾斋是北京人，15岁起在北京东四牌楼元成钱铺当学徒，满师后在天津庆善金店充外勤兼二掌柜。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天津时，金店老板邢古香惊吓而死，岳就继任老板。由于从事金银首饰的买卖，整日与有钱人打交道，日子久了就结识了不少权贵和清末遗老。当1914年张镇芳筹办盐业银行时，就经天津志成银行的总办刘绍云推荐，当上了北京盐业银行的经理。银行的总办刘绍云推荐，当上了北京盐业银行的经理。

此人办事极有古风，对那些日趋没落的旧王孙很同情，人家拿了东西来押款（以物作抵押，向银行借钱），他总是开价比别人高一点。比如人家拿了一对古瓶来，要求押两万，他知人有难，他会主动提出：’两万够不够？两万五吧！’所以极有人缘。加上张镇芳原本清廷旧僚，出狱后于1921年又复任盐业银行董事长，尽管不具体管事，但他的儿子张伯驹在行里任职，他们都与旧皇室人员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于是更增加了’旧王孙’的信任感。袁世凯1916年死后，清室后裔断了经济来源，北洋政府自顾不暇，根本无力关照他们。他们就只好逐年变卖宫中故物度日。1919年以前已在盐业银行押款累计达40万元，到溥仪结婚时，又押了一大批古物，计20万元，先后共抵押了60万元。这60万元的借款，清室根本无力赎回，因为他们没有新的财源，后来连本带利达一百数十万元，到了期限还不出，连转了几期了仍还不出。吴鼎昌对此很不满意，要看详细账目。岳乾斋想为人保密，不肯拿出账本，后来在董事会上经监察人质问，才把详细账目交出，得知押款又已到期，还是还不出，这才将押品作没收处理的。这一大批古物中，仅瓷器就有2200多件，是康熙、乾隆、嘉庆三朝之物。还有很多乾隆时期的玉器，如玉碗、玉盘、玉盏、玉杯等，质地极细极薄，刻工非常精致，每件在当时就卖数千元。

最著名的是一套金编钟。其中黄钟12个，每个计重800多两；大吕4个，每个计重600多两，合计毛重1.2万多两，折合纯金4000多两。还有两个金塔，每个重500两，有半人高，七层金塔，每个塔身和门上都镶嵌了珠宝，夺人眼目。这都是1790年乾隆皇帝80岁大寿时，各省的督抚聚资铸造的贡品。

晚清的金器中，还有金册封22页，包括慈禧册封为贵妃时的金册封4页，以及生了皇太子载淳（同治）之后又册封为皇后的金页8页，还有隆裕皇后的6页。另有金印5颗，以顺治的母亲吉特氏的一颗最大，次为慈禧、隆裕的两颗，另外两颗是顾命大臣载垣和端华的。二三十年代，是清末遗属和没落豪门大量’出货’的时候，也是中外收藏家、古董商、新兴的实业巨子们大量’收货’的时候，尤其是外国人，买瓷器肯出大价钱，所以盐业银行大获其利。以至于用变卖文物所得的巨款，还清了清室的押款本利之后，还剩下千余件文物，其中就包括那16只金编钟，这些剩余之物就成了盐业银行的账外之财。日本人占领华北时，银行将金钟藏在天津法租界，后来又藏在英租界四行储蓄会的地下室的小库房里，日本军方和副领事以及胜利后的国民党大员，都曾追问过此事，天津行均小心应付，直到全国解放后交给国家，现存故宫。

以’十足保证金’取信于民

1920年直皖战争爆发，皖系大败，吴鼎昌失去了政治上的后台，但他在盐业银行的根基已渐稳固，展示了他的管理才能，所以于他的金融地位并无大碍。1921年随着奉系张作霖实力的膨胀，张镇芳腰杆又硬了。于是在张作霖的支持下，经他的儿子张伯驹从中奔走，张镇芳又夺回了盐业银行董事长的宝座，但实际上并不真管事，主要是他看出吴鼎昌确有才能把银行办好，于是双方取得谅解，吴鼎昌仍任总经理，主管行务，张镇芳则在家养老，每年除股金红利之外，另有一笔红利，可分到3万多，直到1933年去世，二人都相安无事。

吴鼎昌是个眼光长远的人，1921年曾请了半年假前往欧美考察游历，行务暂由袁乃宽代理。他回国后路经上海时，曾与中南银行总经理胡笔江谈起在外国的见闻。他认为外国银行资本既厚，而且协作精神亦强，遇到难题可相互调剂，辅助实业；而我国银行界各自为谋，不相联合，势孤力弱，当此乱世，若不联合起来形成合力，断不能图发展。因此建议由几家银行联合经营，厚集资力，力争取得钞票的发行权，事情才可能做大。于是才有了盐业银行、金城银行、中南银行的’三行联合营业事务所’之议，后来大陆银行总经理谈荔荪也参加进来，遂有1922年’四行联合营业事务所’的诞生，简称’四行’，由四行各派出总经理担任该所办事员，并推吴鼎昌为主任，协调一切业务。联合营业基金由各行出资认缴，当年就做了三笔联合放款，均是50万元到100万元的生意。

联合起来果真力量大，后来生意做顺了，人事上也很协调，吴鼎昌的威望越来越高，就又设立了四行准备库，联合发行钞票。四行中中南银行是南洋著名华侨实业家黄奕住先生的银行，在财政部申请到了钞票发行权，资本也相对雄厚，但因刚成立不久，社会信誉未稳固，万一有个风吹草动，发生挤兑就难以应付。于是由四行联合为其后盾，设立联合准备库，分别在上海、天津、汉口三地设立分库，办理发行及兑现一切事务。为了树立信誉，在成立的头几年里，以现金十足准备为标榜，1926年改为现金准备至少六成，其他有价证券保证至多四成，并规定所有本库资金不得移作他用。为了确保这些措施的落实，并取得社会公众的信任，以便招揽存款，还设总稽核四人，由四行各派一人担当，公推总稽核长一人，另聘请外籍会计师检查账目，每周将发行准备检查报告登载于《银行周报》及各大报纸上，以昭信用。由于种种措施得当，四行信誉日隆，虽经过几次挤兑风潮，均能应付无虞，在社会上信誉就更好了，所以钞票发行额逐年递增，由1922年的250万元，发展到1935年11月7000多万元，占全国银行发行总额的12.28%，直至这年年底宋子文改革币制，把钞票发行权全部收回为止。四行储蓄会吸收的存款也直线上升，1923年开办时年存款仅为436262元，第五年（1927年）即达17147374元，几乎扩大了40倍。

‘眼观六路，耳听八方’的掌门人

吴鼎昌比一般的生意人似乎更懂得政治的重要性，更懂得市场上涨落起伏的股票、债券及外汇与政局的微妙关系，所以他始终保持对政治的高度敏感。在30年代中期《大公报》面临关门的危机时，他出来接盘，这样他一手掌握了四家银行，另一手又掌管了一家报纸可左右舆论，更如虎添翼，蒋介石就不能不对他另眼相看。当然他与政治也始终保持着一段距离，既为蒋介石效过劳，也把老蒋惹恼过，所以始终只是新政学系的人物，而不是老蒋的嫡系。尽管如此，他的政治嗅觉运用到银行生意上，还是很管用的。1926年国民革命军在广东誓师北伐，宣布中国关税自主，吴鼎昌为此深感忧虑，他担心广东方面如果真的不承认北洋历届政府与各列强签订的不平等条约，会直接影响外国股票和债券的行市。当时北洋政府所发行的各种公债已无行市，只有1913年袁世凯的善后大借款公债，是外国银行所承购，以关、盐两税为担保，按期由汇丰银行发放利息，所以只有这种公债一枝独秀。但南方的革命政府当时是新生力量，生气勃勃，一旦他们宣布不承认的话，这一枝独秀也保不住。所以吴鼎昌特派《大公报》记者徐铸成，以新闻采访为名前往广州，探听国民政府的外交政策，特别注意广东方面对北洋政府发行的各种公债的态度。他们约定，如果广州方面决定维持旧公债，即打电报以’母病愈即出院’为暗语。徐铸成到广州后，得悉广州政府继续承认旧公债有效，对于海关担保的’善后借款公债’更无问题，吴鼎昌即根据徐的暗语电报，大量购进善后债券。后来这种债券一直上涨，盐业银行又大发了一笔横财。

1933年日本人进攻华北时，吴鼎昌正在北平。国民党政府派黄郛和何应钦与日本人秘密签订了《塘沽协定》。由于吴鼎昌与政界人物的多重关系，他得到消息较早，知道日本人将暂停前进，这对于从事债券和股票的投机者来说，就意味着行情要涨。所以他立即通知盐业银行天津分行的经理陈亦侯，并要他打电报给上海分行的经理陈介，在第二天交易所开盘时，购进大批公债。于是陈亦侯和陈介二人先是以个人名义购进一批，看看行情果真看涨，再为盐业银行购进一大批，他们先私后公，都大大地赚了一把。盐业银行最兴旺的时候，行员年度分红，可分到60个月的工资。

力排众议，建造国际饭店

国际饭店是四行出资500万兴建的，落成于1934年，不仅在当时是远东第一高楼，而且这一记录保持了半个多世纪，在海内外造成巨大的影响，给四行带来多种有形无形的利益。这个主意，也是出自于吴鼎昌。

30年代上半期，四行的业务蒸蒸日上，外汇也逐渐增多，存款已达一千余万元。关于资金的出路问题，吴鼎昌一方面认为金价必涨，因而极重视外汇资产，同时鉴于历次国内战争或政局动荡，都会带来租界内房地产增值的情况，主张大力投资房地产。而时任副总经理的钱新之则认为外汇存得太多，风险太大，因为外汇也曾有过大幅度的贬值。他曾提出过几个动用外汇的方案，吴鼎昌都没同意，僵持不下。在这种情况下，吴鼎昌竟托出一个大手笔，提出造一幢比沙逊大厦还要高的大厦，一部分作为四行储蓄会的营业部，大部分用于出租开办高级旅馆、饭店。此议一出，结果招致大多数人的反对。因为国际饭店造价需500万元，而当时的存款总共才一千多万元，而且差不多同时，百老汇大厦（今上海大厦）和毕卡第公寓（今衡山宾馆）也在闻风而动，几幢高楼一哄而上，说不定等楼造好了肥水分流了也说不定，所以一片反对声。吴鼎昌审时度势，力排众议，拿定了主意就义无反顾，逐一服了各行的老总，于是才有了国际饭店的诞生。

事实证明吴鼎昌是对的。国际饭店开业之日，也就是四行储蓄会更加发财之时。人们看到四行储蓄会如此阔绰，竟造起了远东第一高楼，自然人心所向，社会信誉倍增，存款就像雪片似的飞来了，使四行在国际饭店落成后的几年中，存款迅速攀升到七千余万元，比大楼落成之前翻了好几倍，这不能不归功于吴鼎昌。

那时谁也不会注意到，国际饭店的落成，还埋下了另一位天才的理想之梦，这就是国际建筑设计大师贝聿铭。贝聿铭在回忆童年时曾说过，最早引起他对建筑的兴趣的就是国际饭店。

银行家从政的悲剧

吴鼎昌办银行办得红火之后，自然引起了各方面的注意。1935年年底，他被蒋介石任命为南京政府的实业部长，仍兼任四行储蓄会的总经理，直到全面抗战爆发后他随国民党政府去了重庆，才由任凤苞（代理董事长）兼任。可是他这个实业部长干了才两年就干不下去了，主要是为调查上海纱交风潮之事。那时孔祥熙、宋霭龄及其代办人吴启鼎、盛昇颐，在上海纱布交易所兴风作浪，进行投机炒作，造成棉纱价格飞涨，将众多的’空头户’逼得走投无路，同时带动了其他物价的上涨，引起社会上巨大的恐慌。蒋介石令吴鼎昌这个实业部长彻底查办，然而吴鼎昌一认真起来，就查出了孔、宋之事，又令蒋介石非常难堪，所以当吴准备将情况认真向蒋汇报时，话刚一出口，蒋介石竟说’我知道了’。不久他就被派到贵州当省长去了。在贵州七年，他干了不少实事，大力发展贵州地方经济，可是一不留神，又惹恼了蒋介石，省长也丢了，于1944年冬天，被任命为国民政府的文官长，实际上并没有什么实权，后来又当了总统府秘书长，却连四行储蓄会的后身’联合银行’的执照都批不下来。最后不得不答应了由财政部钱币司司长戴铭礼任总经理，才算批下来。

解放前夕吴鼎昌去了香港，不久发现已患癌症。他有电报给国内四行的董事和监察人，说是病重要住院了，能不能治好尚不能肯定，如果治不好，即以此电与诸公告别了。不久果真传来消息，他已病逝香港。

孙曜东，安徽寿县人，生于1912年，生在北京一个官宦家庭（其曾叔祖是光绪帝师孙家鼐）。8岁到上海，圣约翰大学毕业后留美，学金融，肄业而归。曾任法商宝多洋行买办、重庆银公司经理；敌伪时曾任复兴银行行长、中国银行监察人、周佛海的机要秘书。抗战胜利后他与中共地下党取得联系，在扬帆的领导下做秘密工作。1955年潘扬冤案事发，被牵连入狱。1975年返回上海，任徐汇区政协侨联高级顾问。根据孙曜东口述整理出版的《浮世万象》，聚焦民国时期和汪伪时期的上海掌故，反映了20世纪上半叶上海社会风貌，折射了近代上海社会结构变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