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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马克思在 《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首次提出实践观点，实现了哲学史上的伟大革命。在中国哲学界四十多年理论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思考马克思实践观点的理论和现实意义，我们认为，感性活动的能动性补上了德国唯心论的缺环，它具体地而非抽象地阐明了如何从主体方面理解现实、事物和感性。马克思的实践观点从感性活动的对象性和客体方面证明了物在我们之外的实在性，从而超越了西方哲学内 在意识的困境，并且为新唯物主义提供了立脚点。马克思的实践观点从原则上否定了本体论化的思维方式，终结了西方形而上学，开辟了面向现实、面向未来的新的哲学思维方式，对当代人类生存困境的解决有重大的实践意义。

关键词：感性活动的能动性；新唯物主义；实践观点思维方式

作者简介：孙利天，吉林大学哲学基础理论研究中心教授；高杰，吉林大学哲学社会学院博士生。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哲学界紧密结合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不断深化对马克思哲学革命和马克思哲学精神实质的理解，提出了实践唯物主义、实践观点思维方式等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新理解，为建构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作出了积极的探索。马克思的哲学革命，是人类哲学史、学术史、思想史上的伟大变革，它包含着无比丰富的理论内涵和学术价值及时代意义，特别是在科技革命迅猛发展，信息化、数字化和人工智能已经极大地改变了人类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当下，我们仍需深入思考马克思实践观点的多重意义，准确把握马克思哲学的精神实质，回应时代变化的挑战。文章主要依据《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以下简称《提纲》)中关于实践观点的论述，深入思考其学术史的意义、哲学思维方式变革的意义及其在当代的实践意义。

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主要理论来源的德国古典哲学，是法国革命的德国理论，它曲折地表达了资产阶级革命的批判精神和理性精神。马克思对其在哲学史上的主要贡献和局限的基本判断是对对象、现实、感性从主体方面去理解，但把能动方面抽象地发展了。“唯心主义是不知道现实的、感性的活动本身的。”对对象、现实、感性从主体方面去理解，是唯心主义特别是德国唯心主义对哲学的重大贡献，从康德到黑格尔，德国古典哲学贡献给人类的宝贵财富是意识能动性的规律和原理，它所抽象发展的能动方面，主要是思维规定感性的固有规律。无论是康德的先验逻辑还是黑格尔的思辨逻辑，它们对思维规律的探索是除形式逻辑之外人类反思的重大成果，在人工智能时代仍有重要的理论价值。按照马克思的判断，唯心主义之所以是抽象地发展了主体的能动方面，即在于它的意识能动性原理缺少现实的、感性活动本身的基础，或者说缺少感性活动性的规律和原理。不知道或不懂得现实的、感性活动本身，就不能正确理解感性的能动性，从而也不能理解人类认识基础的真实起源，这就使全部认识理论和意识能动性的原理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马克思感性活动能动性的实践观点能够补上德国唯心主义的缺环。仅此一点，马克思哲学在哲学史的坐标上足以光芒闪耀。一些西方学者否认马克思是哲学家，认为他只是一位经济学家，这只能说是他们的偏见和无知。

马克思指出，包括费尔巴哈在内的旧唯物主义虽然坚持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对象、现实和感性，但这种直观是消极被动的反映，不能理解感性的生产性、历史性和能动性。无论是从主体还是直观的形式去理解感性，在旧哲学中，感性只能是既定的、给予的和恒定不变的东西。康德哲学为说明感性杂多的来源，保留了唯物主义的直觉，设定了物自体的存在。同时康德已开始从主体方面理解感性，他认为先天的时空形式整理感性杂多，从而形成感性直观，感性直观已经是主客统一的结果。人类思维的先验范畴统觉感性直观而形成经验，从而使现象界成为有规律的、可理解的世界，但这规律不是物自体规定的，而是由先天的悟性原理输入现象界的，这使康德陷入主观主义、形式主义的唯心论。康德哲学的二元论、不可知论根源于他力图调节或解决近代哲学的经验论和唯理论的矛盾。康德认为，人类的一切知识都只能来自经验，但在知识中却有使经验得以可能的先天条件即先天的时空形式和先验的范畴作用。康德力求既从客体方面又从主体方面去理解感性，但由于他不懂得感性活动的实践才是全部人类认识活动的基础，因此他不能真正理解感性活动性的能动性原理。

康德的后继者费希特要解决康德哲学的不彻底性，他把康德哲学中统摄感性和理性的自我意识实体化为“绝对自我”，取消了康德的物自体。绝对自我既是“自我=自我”，又是“自我=非我”，作为非我的感性世界和客体，是由绝对自我的原初行动创造的。从一切对象、现实、感性都是为人类自我意识所意识到的存在来说，自我创造非我也不是纯粹的哲学胡说，只有为人类意识机能所表象的对象才是意识界中的存在。从彻底的主体方面去理解对象、现实和感性，也是哲学逻辑的可能选择。但问题在于，自我创造非我的能动性虽然可借助人的直观能力、想象力等意识机能作出解说，但由于完全取消了来自客体方面的理解，人的感性世界或“非我”就成了没有客观性的“太虚幻境”。从逻辑上说，它无法解释“非我”如此这般的必然性，更重要的是无法解释“非我”的历史性拓展。谢林哲学作为自然哲学和先验唯心主义统一的“绝对同一性哲学”，虽然赋予自然某种能动性的感性规定，但它同样无法真正理解感性活动本身，因为只有以物质生产为基底样式的实践才能不断创造、生成新的感性对象，才能有感性世界的历史性的拓展。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讲到：“大家知道，樱桃树和几乎所有的果树一样，只是在几个世纪以前由于商业才移植到我们这个地区。由此可见，樱桃树只是由于一定的社会在一定时期的这种活动才为费尔巴哈的’感性确定性’所感知。”

德国古典哲学家中最接近马克思实践观点的是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著名的主奴关系的辩证法的讨论中，黑格尔已发现劳动的自由本质对象化的意义。奴隶因为恐惧死亡而被迫从事劳动，但在劳动中奴隶陶冶和改造事物，感受到自己自由本质的实现，从而有了转化为主人的自我意识，他只要敢于做出生命的冒险，就能实现主奴关系的辩证转化。黑格尔的绝对唯心主义限制了他的劳动理论，他只能是思辨地考察劳动在自我意识发展中的作用，面设有把劳动在陶冶改造事物中历史性生产的新感性、新世界作为人类全部认识乃至全部文明发展的现实基础，错过了实践观点的哲学革命。但黑格尔对劳动的思辨，揭示了生产劳动中人的自由本质对象化的存在，劳动已不再是康德哲学所理解的仅仅服从现象界自然因果律的必然领域，面且是与自由意志的道德生活一样具有自由的意义。从此，德国古典哲学的实践概念开始超越单纯的道德实践领域，物质生产劳动的感性活动开始具有某些实践的意义。黑格尔对劳动的思辨为马克思的哲学革命打下了基础。

我们说黑格尔《精神现象学》的劳动概念是马克思实践观点的理论来源，并非孤立的、夸大的判断。黑格尔未能把物质生产劳动的感性活动作为一种新世界观的基础，根源于他的绝对唯心主义体系，他以思存统一性的精神实体的发展，取消了感性的客观性和历史性问题。实体即主体，在意识发展的感性阶段，对象、感性、现实作为精神实体的显现自然具有能动性，而意识的主体也是具有思维能动性的主体，从而令感性确定性的意识环节已有了思维的能动作用。“这一个”既是确定的个别的感性对象，也是一切都可称谓的一般的普遍性的“这一个”，思维能动性渗透于感性活动中。在这里，黑格尔完全未谈劳动在感性活动中的作用。但在《逻辑学》中，黑格尔把“实践理念”作为“认识理念”的最高环节，认为实践既扬弃了客观的片面性，又扬弃了主观的片面性，从而达到主客统一的真理性认识，进而达到逻辑的最高环节，即绝对理念。显然，能消除客体片面性的实践认识，已经包含着否定客体的自在形式使之适合人的需要的能动作用；而能消除主体片面性的实践认识已不是自由意志的道德实践，而是一切改造客观对象的实践活动。实践的理念作为主客体否定性统一关系的规定，已经十分接近马克思的理解。但黑格尔只是在精神发展的思辨中理解实践概念，他可能与费尔巴哈一样，“仅仅把理论的活动看做是真正人的活动，而对于实践则只是从它的卑污的犹太人的表现形式去理解和确定”。马克思这句十分尖锐的批判，可以看作对全部西方哲学的总批判。马克思所说的“对于实践则只是从它的卑污的犹太人的表现形式去理解和确定”，这里的实践显然是指以物质生产活动为基础的经济活动。形面上学哲学家们把这种活动看作卑污的谋利活动，它只是发财致富的计较和打算，因而不具有什么人类性的价值和哲学意义。物质生产实践感性活动的文明意义和哲学意义，是全部西方哲学两千多年的理论盲点，也是德国古典哲学的理论缺环。其根源可能是多方面的：比如，柏拉图主义用思想规定存在的思想方向，只能把理论活动看作人的活动；从历史的局限说，工业革命以前生产力的缓慢增长使生产实践无法显示出它的创造历史的决定性力量；而从根本上说，西方传统哲学都是有钱有闲阶级的哲学，哲学家们很少有直接从事肮脏的繁重体力劳动的体验。理论哲学的立场规定了理论活动的至上性和思想视野，他们只能从理论能动性抽象地理解世界。马克思哲学的无产阶级和人类解放的理论和立场，才能打开实践观点的理解和改变世界的思想之门，从而发现理解世界的具体的感性活动性的基础，补上德国唯心论的缺环，这同时也是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一种前所未有的哲学革命和一种全新的唯物主义世界观诞生了。

胡塞尔把人们日常经验的朴素唯物主义信念叫作自然态度的思维，它直接断定物在我们意识之外的存在。用胡塞尔的术语说就是外在超越。他主张现象学还原的第一步就是终止存在判断，把外在超越的存在加上括号“悬搁”起来，从而回到内在意识的现象学领域。与康德宣称物自体不可知相似，胡塞尔之所以要悬搁存在，是因为难以回答内在的意识如何切中外部实在，思维规律如何与存在规律一致的认识论难题。经验论的唯物主义以反映论解释思存的统一性，但它不能从主体的能动方面理解现实；黑格尔通过把自然和世界精神化解决思维规律和存在规律的统一问题，但他的绝对唯心主义却难免万物有灵的神秘主义气息。面对人们本能的朴素唯物主义直觉亦即外在超越的信念，西方哲学伤透了脑筋。直到马克思的哲学革命，才为外在超越的客观性和必然性给出了新的说明和证明，解决了困扰西方哲学两千年的内在意识的困境和焦虑。

从经验心理学来说，物在我们之外的实在性是人的感知觉协同作用的结果：视觉看到南墙和一段空间距离，运动觉感受到走了若干步的身体运动，触觉感受到墙体的阻力和硬度，人们自然知道“南墙”在意识之外的实在性。但可以设想，如果没有简单的身体感性活动，主体只是单纯的、静止的感性直观，那么，墙、房间乃至直观到的一切对象都只是被意识到的存在，都是被意识机能所表象的现象。意识之外的存在是“非存在”，意识无法走出自身，这就是所谓内在意识的困境。这个被列宁和海德格尔称为哲学耻辱和丑闻的难题，既可以用常识而对其不予理睬，也可用新的哲学思维方式予以超越。在朴素唯物主义和经验心理学的基础上，马克思的实践观点给出最有力的辩证解决。感性活动的客观性和物质性，既是主体自由自觉活动的能动性，是人的自由本质的对象化，同时也是客体对象的自在性、客观性、物质性和否定性的显现。在物质生产的感性活动中，主体的身体性受到自然对象的阻抗和否定，锄禾耕耘、狩猎捕鱼、采矿冶炼，无不带来身体的消耗和伤损，这是黑格尔没有思考的劳动的消极方面或否定方面。所谓“切肤之痛”，是身体的亲证性告诉我们物的外在超越性。感性直观的明证性是意识内在的明证性，感性活动的亲证性才能超出内在意识获得外在超越的证明。从意识的观点看，即便是感性活动创造了新的感性对象，获得了外在超越的真实信念，他们仍可说新的对象和信念还是在意识之中，意识内在性的魔法可以吞噬一切对象面把世界规定为意识的世界。对绝对唯心主义的反驳和批判不能在意识哲学的逻辑中实现，只能转变哲学观点和思维方式，给出理解世界的新的思想平面。从实践的观点看，人们才能看到主客统一、自然世界和属人世界统一的新世界。

马克思的感性活动的实践，超越了旧唯物主义被动直观的片面性，也超越了唯心主义抽象发展的能动方面，实现了哲学史上的伟大革命，确立了新唯物主义外在超越的现实基础。意识之外的自然对象和物质存在既是人的感性活动的基础和条件，也是限制、规定和否定人的感性活动的能动力量。物质不是被动僵死的抽象规定，而是有自然力量、生命力量的活的物质；实践也不仅是有意识的自觉的能动性，而是充满艰辛劳作的物质性劳动。感性活动中物质和实践的统一，可以看作新唯物主义的逻辑起点。实践观点不仅是马克思主义新唯物主义自然观的基础，虽然这已远远超越了旧唯物主义，更为根本和具有更重大哲学变革意义的是，马克思的新唯物主义是历史唯物主义，实践观点为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提供了立脚点。

马克思在《提纲》第十条中说：“旧唯物主义的立脚点是’市民’社会；新唯物主义的立脚点则是人类社会或社会化的人类。”旧唯物主义之所以只能立足于市民社会，是因为“直观的唯物主义，即不是把感性理解为实践活动的唯物主义，至多也只能做到对’市民社会’中的单个人的直观”。旧唯物主义只是从客体的方面去理解和规定对象、感性和现实，当面对人类的社会和社会生活时，它只能直观到作为生命个体的抽象个人以及由个人的活动组成的市民社会。由此，旧唯物主义在直观的社会视野中不可避免地陷入二律背反，而终结于历史唯心主义。《提纲》第三条说：“有一种唯物主义学说，认为人是环境和教育的产物，因而认为改变了的人是另一种环境和改变了的教育的产物，——这种学说忘记了：环境正是由人来改变的，面教育者本人一定是受教育的。因此，这种学说必然会把社会分成两部分，其中一部分凌驾于社会之上。（例如，在罗伯特·欧文那里就是如此。）环境的改变和人的活动的一致，只能被看做是并合理地理解为变革的实践。“从直观的客体的方面去看人类的社会生活，环境的作用最易为旧唯物主义所发现，环境直接规定了人们的某些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进而影响了人们的社会心理和文化观念，环境决定论曾是旧哲学中最有解释力量的社会历史理论。但环境决定论无法解释地理环境相似的社会、国家和民族在现实中的巨大差别，所以只能从教育的作用，观念的力量寻求解释，这又出现了“意见支配世界”的唯心主义解释。马克思之前的社会历史观只能在环境决定和意见支配世界的二律背反中挣扎，而其认识论的根源在于不懂得“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只有主客统一的实践观点才能理解环境的改变和意见的改变（即自我改变）的一致，才能为唯物主义的历史观奠定科学的认识论前提。

马克思用实践的观点理解社会生活，不仅为唯物史观提供了科学认识论的前提，同时也使实践观点进入历史的维度，实践具有了丰富的社会性和历史性内涵。社会生活的实践本质、环境改变和人的自我改变一致的革命实践，使社会生活成为以实践为基础的有机整体，即人类社会或社会的人类。摆脱了旧唯物主义对单个人和市民社会的直观，“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人在自己的实践中，必然形成和创造自己的多方面的社会关系，包括宗教形式的社会关系。所以，就不必像费尔巴哈那样寻找把孤立的个人联系起来的本质，“他只能把人的本质理解为’类’，理解为一种内在的、无声的、把许多个人纯粹自然地联系起来的普遍性”。旧唯物主义对单个人的抽象直观，也必然造成对市民社会和全部社会生活的抽象直观。而马克思的新唯物主义，对社会生活实践本质的理解，也带来了对人的本质的现实性的社会关系的规定，在实践中生成和创造的社会关系。具有物质性、客观性、社会历史性，人的自觉实践活动与其创造的社会关系统一的人类社会，成为历史唯物主义的立脚点。

马克思在社会历史视域中的实践观点，仍是以感性活动本身的对象性活动亦即物质生产劳动的实践作为一以贯之的理论基点。不是从卑污的犹太人的表现形式去理解劳动，劳动作为主客体否定性统一的感性活动，不仅是人类全部认识活动的感性基础，也是人类社会能够存在和延续的物质基础，实践不仅是德国古典哲学的知识论必须补上的缺环，也是新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立脚点。从实践观点必然获得的阶级立场、社会立场的转变，带来改变世界的哲学革命。实践的观点与从事物质生产劳动的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的观点具有历史的和逻辑的必然性；物质生产资料的生产方式的物质性和客观性，使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研究得以可能；人类社会发展的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统一，为无产阶级和人类解放的共产主义理想提供了科学性和道义性的基础，等等。总之，马克思哲学的实践观点真正实现了从解释世界的哲学到改变世界的哲学的转变。

马克思哲学的实践观点是马克思新世界观的基础和宣言，《提纲》发表一百多年来，马克思的实践观点已极大地改变了人类文明的理论方面和实践方面，深刻影响了世界历史的进程。1978年，中国开展了“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的大讨论，这一重要的哲学事件和政治事件，再次显示了马克思实践观点的理论力量，也推动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对实践观点的深入研究和理论创造。中国学者先后提出“实践本体论”和“实践唯物主义”等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新理解。据上文的一些分析，我们认为这些新的观点都有自己的理论根据和学术价值。新唯物主义奠基于一种新的感性基础，对对象、现实和感性的实践观点理解，超越了旧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也可以说是一种新的存在论。用“实践本体论”或“社会存在本体论”确实可以标识马克思哲学存在论的根本转变。实践唯物主义曾是马克思自己对新唯物主义的命名。如前文所讲，马克思所理解的感性活动的实践，作为主客否定性统一的活动，揭示了客体方面的否定性、制约性，这不仅是对超越内意识的外在性证明，也显示出外在物质的潜在的内动性，甚至可以说，物质具有潜在的实践性，否则，就不会产生人类的实践,实践也不能完成对物质形式的改变。所以，物质和实践的统一，可以用实践唯物主义称谓，以区别旧唯物主义仅从客体和直观方面对对象的理解，并且新的实践唯物主义也可与传统的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理解不相排斥。

高清海先生在《哲学与主体自我意识》一书中，提出了实践观点思维方式的新理解，这是从哲学思维方式和哲学理论形态变革的方面，更为现代性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新理解。高先生认为，哲学史上每位重要的哲学家都提出了超越前人的核心观点，提出新的思维方式，从而给人们带来新的世界观。他考察了西方哲学史发展中出现的存在观点、自然观点、意识观点、人本学观点等几种代表性的哲学思维方式，进而认为，马克思哲学革命的实质是提出和贯彻了实践观点思维方式。从实践观点思维方式理解世界观、真理观、矛盾观和人学观等全部哲学问题，就会发现马克思所实现的全部哲学观念的根本变革。尤其重要的是，实践观点并不是对其他哲学观点思维方式的简单超越，面是对两千多年西方传统哲学思维方式的根本变革，即对柏拉图主义的本体论化思维方式和绝对真理体系的形面上学的摧毁。因此可以说，马克思哲学革命的实质是从传统哲学思维方式到现代哲学思维方式的转变，马克思哲学是西方现代哲学的起点。在《提纲》中，我们可以直接看到马克思对全部旧哲学理论形态的批判和否定，用不同方式解释世界的旧哲学，这种“离开实践的思维的现实性或非现实性的争论，是一个纯粹经院哲学的问题”。传统哲学作为离开实践的理论哲学或思辨的形面上学，在实践观点的理解中已经失去了独立存在的条件，旧哲学终结了。而从思维方式上理解旧哲学的终结，则需要对实践观点做更深入的阐释。高清海先生认为，作为解释世界的传统哲学，总是本体论化的寻求终止解释倒退的最高本原，总是用还原论的思维方式寻求终极不变的本体，总是用某种不变的先定本质解释世界，马克思实践观点思维方式则终结了两千年西方哲学的思维方式，开启了面向未来、面向实践、面向人的自由发展的创造性和生成性的新思维和新世界观。

按照高清海先生的理解，马克思实践观点思维方式所实现的哲学革命，关键在于实践观点对人本身的新理解。“人是哲学的奥秘”，哲学怎样理解人就怎样理解世界，反之亦然。旧哲学所以陷入本体论、还原论的思维方式，是要为人找到某种永恒不变的先定本质。当马克思把人的本质理解为实践中历史性生成的社会关系总和的时候，旧哲学的思维方式因其无效而终结了。高清海先生以类似萨特式的表达说，“人是其所不是”，就是说在历史实践中的个人总要超越自己当下的存在规定，而生成和创造自己的新的存在方式。在生物学意义上固然可以说孙子的本质来源于爷爷，但在社会历史的意义上，孙子的本质不能还原为爷爷的遗传决定。因此，高清海先生区分了物种生命和类生命的人的双重生命，相应地区分了物种观点和类观点两种理解人的思维方式。人的类生命作为马克思所说的“自由自觉的活动”，内在地包含着对象性、目的性、社会性、历史性乃至审美性等丰富的人性追求，面其核心是人的自由发展黑格尔认为，生命是物质的、感性的、直观的辩证法，恩格斯也以生命的自身同一和差异说明辩证法，但一般生命的辩证法只是辩证法的低阶形态。人的实践和类生命的活动由于有了自由和自觉的新维度，已是更高阶形态的辩证法。高清海先生认为，类思维固然可以说是理解人的辩证思维方式，但黑格尔思辨的精神辩证法的失败，说明要把握人的类生命，形成类意识，引导人类走向类存在，就必须超越西方形面上学用范畴理解、规范和推演世界的思维方式。同时，他还认为，中华民族的未来发展需要有自己的哲学理论，需要发掘中国传统哲学的价值和意义，使其成为全人类的精神财富。中国传统哲学的心性之学和悟觉思维以及天下为公、四海一家的世界观念，养气、持志，致良知的主体精神都有重要的类哲学意义。以马克思实践观点思维方式理解和改变世界，就要面向人类的当代实践和未来发展。“通过批判旧世界发现新世界”，创造一种不断提升人的类意识，使人自觉走向类存在的类哲学，推动实现人类的自由和解放。

在工业革命时代，马克思已看到人类历史已开始成为世界历史，个人已开始成为世界历史性的个人。随着新科技革命和经济全球化的迅猛发展，人类在事实上已经成为祸福相依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人的观念往往落后于现实，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时代，人们仍习惯于用物种观点的思维方式理解世界和人本身，执着于族群、文化、宗教等利益规定和本质规定，难免出现民族主义、民粹主义、原教旨主义等的对抗和冲突。全球化的浪潮中不可避免地伴随逆全球化的潮流。在对抗、冲突乃至局部战争的互害和共输中，人们也许会变得聪明一些，使类意识被唤醒和增强。全球化和世界历史的新实践和新时代，迫切需要马克思主义的人类性、世界性的类哲学思维的思想指引。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当代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号召。

新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带来了人类生产和生活方式的巨大改变，一方面，人们的物质和文化生活得到不同程度的改善，人们享有了更多的自由和发展的机会，在世界市场的丰富性中人们可以自由地交换自己的本质力量，真实地成为世界性的历史个人：另一方面，实践和物质生产劳动固有的否定性统一关系，会使实践中的消极性方面被强化和异化。从马克思的劳动异化理论和政治经济学批判，到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批判和文化批判，从海德格尔的技术批判，到当代西方的生命政治批判、感性革命的美学批判，再到当下人们对人工智能技术会不会代替人类的普遍忧思，人们在不断反思：人的自由会使自己失去自由吗？人类会毁灭于自己的成功吗？每天在“信息”中畅游世界的个人可能已是“缸中之脑”吗？按照普特南的“语义外在论”、如果我们不能实际地指称和区分山毛榉和榆树，我们就不是真的懂得这两个树种。当人们已失去与真实的感性客体的联系而每天都在与符号打交道时，人脑就只是信息处理器，是机械化的智能器。这就有力地警示我们，马克思实践观点思维方式是我们时代须臾不能离弃的哲学思维方式，物质生产劳动的自由是人类全部自由的根基。离开了对象化活动自由本质的自我确证。我们就不再是现实的主体；没有了劳动中劳动对象的阻抗和否定性，我们就失去了真实的感性客体；而没有了感性客体的确定性，人脑就成了漂浮在信息海洋中的“缸中之脑”。在物质生产劳动日益自动化、智能化的今天，我们难以设想舍弃机械之利不用面回归原始生产方式的可能性，但感性物质活动的能动之根、自由之源确实不能被遗忘。西方学者说，马克思以调侃的语气讲到人的自由发展，“上午打猎，下午捕鱼，傍晚从事畜牧，晚饭后从事批判”。但我们认为，这可能并非随意的调侃和诗化的表达，而是马克思实践观点思维方式的真实理想。

（注释从略，详情请见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