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隋朝仁寿四年七月（公元604年），晋王杨广即位，年号“大业”。他在位期间，因追求奢华、沉溺于享乐，且为政残暴、好大喜功，频繁发动战争，导致国家经济与百姓的困苦深重。杨广在位期间的荒淫无度与夸张举措，使得人民疾苦不堪，最终导致隋朝的衰败与杨广的死亡。死后，他被追谥为“炀帝”，其“炀”字意味着沉溺与昏庸，恰如其人。
隋朝末期，各地农民起义此起彼伏，贵族叛乱不断，国家动荡不安。尤其是在河南、河北和江淮地区，反隋力量蓬勃发展，三位代表人物分别是李密、窦建德和杜伏威。与此同时，位于山西太原的唐国公李渊，也趁乱起事，南下攻占长安，扶持杨广的孙子杨侑称帝，远尊杨广为太上皇。这一系列变故为隋朝的灭亡铺平了道路。
隋文帝杨坚成功统一天下后，他迅速展开改革，建立了一个强盛的国家，史称“开皇之治”。但隋炀帝杨广继位后，局势急转直下。他在13年的统治期间，实施了多项灾民的政策，尤其是一些巨大的建设工程，耗尽了国力，也加重了百姓负担，严重伤害了国家的根基。
大业元年（公元605年），杨广即位后的第一年，他便下令建造东都洛阳，并修建了极为奢华的显仁宫。而同年，他还决定修建一条贯通南北的大运河，这一工程历时六年（公元605年到公元610年），耗费巨大，影响深远。大运河不仅连接了江南和北方，还促进了区域间的经济和文化交流，但由于劳民伤财，致使社会矛盾加剧。
到了大业元年后的第二年（公元611年），杨广不仅没有停下他的扩张步伐，反而下令征兵进行对高句丽的三次征战（公元612年到公元614年），每次都遭遇惨败。杨广长期出巡，曾三度巡幸江都，三度巡视北方，还一次西巡，所到之地都兴修大量宫殿与建筑，花费巨大，民力枯竭。期间，民间传言“天下死于役”，形容的是百姓因战争与劳役而丧命。
由于隋炀帝的奢侈无度、穷兵黩武与剥削百姓，民众承受不起，纷纷起义。从大业六年到大业十三年（公元610到617年），在短短七年内，民间起义军已达到134支，约有四百多万人参与。民间流传着“三十六家反王，七十二路烟尘”的说法，形象地描绘了当时的乱世。
公元616年七月，当农民起义蔓延全国时，杨广依旧固执地第三次沿大运河南下巡幸江都。这时，反隋势力已经形成了三股强大的力量，分别是河北的窦建德、江淮的杜伏威和河南的李密。而李密的瓦岗军与王世充正在河南地区激烈交战。杨广一到江都，便被杜伏威的军队困住，西退洛阳的通道也被李密的军队切断，从此再也无法返回洛阳。
公元618年3月，由于隋炀帝长期被困江都，并没有考虑返回洛阳的打算，反而提议“迁都”至丹阳（今南京），谋求在江东立足。与此同时，江都的禁军大多是来自关中的士兵，他们见隋炀帝无意回都，乡愁滋生，许多人开始对隋炀帝产生反叛之心。在禁军首领司马德戡等人的策动下，决定推举宇文化及为首领，于是发动了政变，杨广被杀。
随着李渊在617年起兵反隋，局势变得愈加复杂。窦建德与隋军激烈交战，杜伏威围困江都，李密的瓦岗军与王世充在河南争斗不休，整个社会陷入了战乱。此时，李渊因参与反击东突厥的战争，获得了隋炀帝杨广的任命，担任右骁卫将军，统领太原地区的军政大权。此时，河东、关中等地的战火不断，李渊迎来了自立的机会。
李渊不仅仅是名义上的太原留守，随着杨广在江都的困顿，他决定在晋阳起兵。尽管晋阳和长安相距千里，李渊从起兵到攻占长安仅用了不到半年的时间，而且在此过程中，李渊的兵力从三万增加到二十万，成功的速度和效力，令所有人都为之一震。这一过程不仅证明了李渊决策的果断和时机选择的准确，也为日后他登基为帝积累了极大的声望。
然而，传统史学对李渊评价颇为保守，认为实际创立唐朝的是李世民，而非李渊本人。据《旧唐书》《新唐书》《资治通鉴》的记载，李世民才是晋阳起义的幕后推手。李渊多次犹豫不决，而李世民多次劝他起兵。在第三次劝说中，李世民甚至以威胁的语气敦促李渊起兵。在种种压力下，李渊最终决定在617年7月正式起兵，加入反隋阵营。
晋阳起兵后，隋朝的格局彻底发生了变化。之前，长安、洛阳、江都等大城市依然掌握在隋朝手中，隋朝的中央控制力强，仍能调集大量资源平定叛乱。然而，李渊起兵后，反隋力量快速崛起，隋朝失去了继续平定叛乱的信心和能力。李渊占领长安后不久，杨广便被杀，隋朝最终崩溃。
此外，晋阳起兵还为李世民奠定了厚重的威望。在这一过程中，李世民展现出了非凡的军事才能与果敢决策，使他在历史中积累了英雄的声誉，为后来的玄武门之变和他登基为帝打下了坚实基础。
最后，晋阳起兵是唐朝建立的重要前提。李唐王朝的开放包容政策，部分源于李家鲜卑族的血统与文化影响。李唐的文化包容性，为大唐盛世的崛起和辉煌提供了根本的动力，而若是其他如杜伏威等汉人统治者建立政权，或许大唐的开创不会如此宽容与开放。
隋炀帝杨广因其昏庸奢靡的统治导致了隋朝的衰亡，而李世民主导的晋阳起兵加速了这一过程。李世民在其中的重要作用，不仅使得唐朝的开创成为可能，也为他后来的治世与盛世铺平了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