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日本军方绘制的常德府城市街略图（点击看大图），可以证实日本侵略蓄谋已久。 供图：佘惠军
1941，黑太阳下的彻骨深寒
——不可忘却的常德细菌战
■肖 慧/文 刘雅玲/图
1996年11月，热闹的常德市城区鸡鹅巷迎来了几位日本人，他们在人们狐疑的目光中到处寻访记录。这个“日本细菌战受害调查团”的到来，在50多年后揭开了常德细菌战受害者已经结痂的伤疤，也为常德史上最大的一起跨国官司埋下了伏笔。
▲1996年12月26日，常德细菌战受害者及家属与日本律师签订诉讼委托书现场。中立者分别为日本律师一濑敬一郎、细菌战诉讼原告团团长王选。
时间追溯到1941年11月4日，一个异常寒冷的拂晓。寂静的常德城仍在沉睡中，身旁沅水蜿蜒东去，在大雾中发出苍凉的白光。突然，一阵尖锐的警报声撕破粘滞的浓雾，将人们从睡梦中惊醒，男女老少慌乱地离开房舍，向城外七里桥、船码头等地疏散。
一架日军97式轻型轰炸机，带着可怖的呼啸，沿城中心法院街（今建设西路）、关庙街（今朗州中路）、鸡鹅巷（今和平西路），绕向东门外五铺街、水府庙（今人民东路）等街区，一路投下麦粒、谷子、高粱、破棉絮、烂布条等杂物。空袭警报一直到下午5时才解除，没有炸弹、没有伤亡，这次空袭令陆续回到城里的人们非常惊异。
▲1997年3月20日，日本静冈大学教授藤本治（左前白发长者）带领调查团来常德调查取证，图为调查团在常德老城区鸡鹅巷对照老地图查证程家大屋位置，图中女性为王选。
谁都想不到这些东西是死神的帖子，但谁都本能地感觉到这中间包含着危险。时任广德医院院长的谭学华对空投物进行检查后，认为日军撒下的很可能是鼠疫杆菌。然而，当时的国民政府对常德发出的急电并未加以重视，鼠疫尚未暴发，各方都忽视了潜伏的危险。
死神一步步向常德城逼近。
今天，在常德人引以为傲的诗墙上，镌刻着常德本土诗人杨亚杰写于1995年的诗作《蔡桃儿》。蔡桃儿就是在日机空投鼠疫跳蚤后的第7天，第一个被发现病症的人，当时年仅12岁。但亲人的眼泪和呼唤，留不住她幼小的生命，在长不到3000米、宽不到1000米的常德城里，开始大量发现鼠疫病人，接下来，夫埋妻，父葬子，几天内一家家成绝户，几月之中新坟垒旧坟。
1942年常德人民经历的这场细菌战，是针对平民的看不见血的大规模屠杀。残忍的敌人，躲在阴暗的角落里，密切关注着鼠疫细菌的杀戮效果。在常德究竟有多少无辜平民命丧于此，很难做出精确的统计。1996-2000年，常德市细菌战受害调查委员会通过长达近5年的艰苦调查，仅记录的有名有姓的死者为7643人。
50多年后，当获知日本左派人士率先展开细菌战调查，且掌握了大量翔实的资料时，倍受细菌战梦魇折磨大半生的受害者及其家属们坐不住了，所有具有民族感情的常德人也坐不住了。1997年8月11日，常德市民何英珍和王选等常德、浙江五名原告，在日本律师的陪同下，正式向东京地方法院递交了“侵华日军731部队细菌战受害国家赔偿诉讼案”起诉状，向世界宣布：我们来讨还50多年前的血债了！
▲1998年7月东京地方法院门前，常德三名出庭原告和律师们一起拉着横幅走进法庭。
中国民间对日索赔诉讼的路是漫长的，历时十年，180名原告，数百公斤证据资料，39次开庭，200多人次赴日声援，130万人卷入其中。也许从一开始，这场诉讼就被很多人定义为没有胜利可言，但漫长的过程本身就是其意义所在。每一次庭审，每一次判决，都更多地揭露了中国人受害的事实真相，让更多的人了解历史事实，从而引起两国人民对中日之间历史问题和中日关系的关注。
▲2002年8月27日，细菌战诉讼案一审判决之日，常德、义乌、忂州、宁波等地原告团、声援团、律师团和爱好和平人士近200人在东京街头游行，抗议日本地方法院的不公正判决。走在游行队伍前列的是律师团团长土屋公献（左四），主诉律师一濑敬一郎（左二），常德声援团团长蒯定勋（右四），常德声援团顾问杨万柱（左三），常德声援团副团长向启国（右三），常德企业家王一新（右二），常德声援团团员罗建忠（右一）、冷明辉（左一）。
对常德人而言，对日索赔败诉了，但还原真相的行动从来没有停止过。2011年11月，常德市细菌战受害者协会正式挂牌成立，而在这之前，一群花甲老人已经在条件简陋的细菌战受害者接待处默默地志愿服务十多年。今天，虽然我们不愿意看见，但这群年事已高的对日诉讼原告已不可避免地老去和逝去，有的备受疾病折磨，“可我们谁都不愿放弃。现在协会拥有200多名会员，自愿进行受害者补充调查，我们正在抢救常德那段将被带进尘埃的屈辱历史，为子孙后代留下一部很好的历史教材！”72岁的徐万智老人至今仍坚持在协会义务值班。2010年4月，他和浙江的几名受害者一起再次踏上了日本的土地，向日本国会请愿，宣讲受害者调查以及诉讼情况。
一场战争留下的伤痛，不是每个人都能感同身受，可铭记、追问、总结是每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能力之所及。特别是常德人，再次重温这段历史，我们谁都无法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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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菌战诉讼终审8年之后，上海交通大学战争审判与世界和平研究院研究员杨彦君在2025年第6期《社会科学战线》杂志发表论文《战后审判对日军细菌战犯罪的揭示及追责》，梳理了这次跨世纪的细菌战诉讼的时间脉络，对这次细菌战诉讼的价值意义进行了总结，他写道：
2002年8月27日，东京地方法院在一审判决中确认了侵华日军实施细菌战的加害事实，认定细菌战违反国际惯例法且为日本的国家责任，但驳回了原告的赔偿诉求。
东京地方法院做出一审判决之后，中国原告团不服，于判决3天后即办理了上诉手续。2003年4月21日，细菌战受害者中国原告团向东京高等法院提交了上诉文件。2003年5月20日，东京高等法院二审第一次开庭。直至2005年7月19日，东京高等法院对细菌战诉讼案做出二审判决。
……
据上述东京高等法院《判决书》记载，至少可以确定以下三项事实：一是常德鼠疫细菌战的实施主体为731部队，实施命令来自陆军总部，实施时间为1940年至1942年间，死难7643人。二是衢州鼠疫细菌战的实施时间为1940年11月至1941年12月间，衢州城内58条街道全部受到污染，死难204人。三是常德和衢州的细菌战导致两地发生了大规模鼠疫流行，不仅造成大量无辜人口的死亡，也给死难者家属带来了沉重的社会压力、经济负担和精神创伤。
……
由此可见，东京高等法院再次在“事实层面”承认了细菌战的实施。也就是说，根据东京高等法院《判决书》可再度明确，731部队和1644部队等在常德和衢州实施的鼠疫细菌战是历史事实，没有任何置疑的余地。因为东京高等法院维持了东京地方法院“拒绝赔偿诉求”的裁决，中国原告团将此案上诉至日本最高法院。2007年5月9日，日本最高法院以“允许上诉至最高法的民事案件，仅限于符合民诉法第312条第1项或第2项的案件。本案上诉理由为违反宪法及理由不充分，而实质上却主张事实误认或单纯违反法令，明显与上诉各项规定事由不符。据本案申诉理由，本案不属于民诉法318条第1项受理范围”为由，作出了“驳回上诉，对本案上诉不予受理”的最终裁定。至此，关于细菌战一案的跨世纪诉讼渐趋沉寂。
永生吧，殉国者
■王钦
▲重新恢复原貌后的常德会战纪念牌坊。 潘敬林 摄
“这里几乎是所有常德人关于’爱国’与’清明’的共同记忆。”常德会战阵亡烈士纪念坊、抗日英雄纪念碑以及这一片墓园，虽然地处常德城里最繁华的中心商业区，也一直是人们日常散步聊天的公园，但那份庄严、肃穆却从未湮灭。每逢清明，城里各个学校的师生都会过来敬献花圈，聆听那早已熟知的抗日往事。几十年来，从未间断。
“溯源沅水”走到这一站时，已值仲夏。
艳阳之下，环绕着纪念碑底座的柏树花坛边，镶嵌式地摆满了盆栽的荷花。读罢8000死士的墓志铭，眼中那一个个红色花蕾，已成了一罐罐即将倾泼的血。很赞同布置者的匠心独具，除了烈日下肃穆高洁的柏树和荷花，还有哪种花卉能唤回69年前炮火纷飞、誓死抵抗的城殇记忆，以及这许多年来的沧桑变化。
▲常德会战进入尾声，国民革命军58军新编11师收复常德，师长侯镇邦坐镇一线指挥收复常德。此段珍贵的影像为随军记者拍摄。
历史倒溯到1943年冬，11月26日，常德城大西门外日军1000余人以密集队形从各个方向向城内发起攻击。大西门外，守军国民革命军第57师第170团一部毙伤日军400余人；未几，日军增援500余，向守军侧背攻击，守军死守拼杀，最后全部牺牲，日军进至大西门。
小西门的日军先后发动4次猛攻，均被守军击退。
北门外的日军向贾家巷进攻，守军第171团一个排与迫击炮连奋勇应战，日军屡攻屡挫，最后阵地被毁，守军官兵全部阵亡，贾家巷才告失守。
▲2003年常德会战60周年纪念，爱泼斯坦生前最后一次出京并且是最后一次接受媒体采访。伊斯雷尔·爱泼斯坦（又名艾培）是国际知名记者、作家，曾为美国《纽约时报》《时代》杂志等媒体记者。1943年常德会战之后，他作为战地记者曾经到过常德实地采访。2005年5月26日在北京去世。剪辑：胡南
东门城垣守军第169团一个营顽强抗击日军猛攻，伤亡虽重，但阵地屹立未动。
27日，国军第10军、第74军第51师、第58师、第100军第19师向常德挺进，支援守城部队作战。从28日到30日，日军在飞机掩护下，集中炮火并施放大量毒气，再次向城东门、北门、小西门和南门发动全面猛攻。守城部队包括留置城内的第29分监部之监护队、常德县警察队也一起投入战斗，仍然未能阻住日军的攻势。最终，日军突破东门和北门，突入城内。守军在孙祖庙、三板桥、局北街、后街各处与日军展开激烈巷战。上下南门和大小西门守军和日军还在激烈争夺城门控制权，日军空军不断地轰炸，守军官兵伤亡惨重。
12月1日，突入城内的日军利用平射炮将守军残部街垒逐段摧毁，驰援国军又被日军阻于常德南站约3公里处。第二天，国军第57师余部在纵横300米的狭小地区与日军反复冲杀，3日拂晓，守军一部向南突围，一部与日军肉搏10余次后壮烈牺牲，常德沦陷。
“一只乌鸦站在一间被轰毁的货仓的焦梁上，带着严肃而满意的心情，望着已经从地面上毁灭了的常德……城东门的中国旗又在一根新的竹竿上面胜利地飘扬，两个武装中国士兵很神气地站上了新岗位。”1943年12月21日，常德保卫战后第18天，美国《纽约时报》用上述文字记录了收复常德后的废墟景象。
▲1944年2月21日美国《life》周刊报道了1943年12月常德会战情况，并刊发了常德会战结束后由中外记者、武官组成的常德战地视察团拍摄的战后常德实景照片。这是杂志报道版面。 供图：熊飞
▲常德16万返乡难民经过东门哨卡，日军曾由此处及北门攻入城内，此照片即摄于东门。画面信息极为丰富。（拍摄时间1943年12月21日） 供图：熊飞
▲中国士兵列队进入常德城，工兵部队行进在前，战斗部队紧随其后。此次救援行动的主力部队包括第58军、第82师和第11师，美国第14航空队也为胜利作出了贡献。 供图：熊飞
▲一名在战斗中阵亡的中国高级军官，由部下抬着灵柩，穿过常德已稍作清理的废墟街道。观察家指出，此役中国军队的指挥极为出色，激发出了官兵最顽强的战斗意志。常德会战的英雄是薛岳将军。 供图：熊飞
▲日军俘虏被押送进来，一个双手插兜，另一个双臂交叉。此次战役中，日军的暴行比战争初期更为恶劣。 供图：熊飞
▲这个坑里留下了日军尸体。据推测，日军在撤退前准备像往常一样焚烧这些尸体。焚尸的火焰助长了城市的火势。 供图：熊飞
附：美国《life》周刊报道译文
中国大捷：
常德会战——三年来最具决定性的拉锯战
1943年11月，中国战场突然爆发了自1937年以来最惨烈的战役。日军8个师10万大军兵分几路，直指这座拥有16万人口、粮仓充盈的千年古城常德。中国军队在城北山区顽强阻击，不料日军骑兵实施侧翼包抄，直逼城垣，同时空降部队在城南实施突袭。
薛岳将军麾下第五十七师将士身陷重围，以简陋装备在毒气攻击中死守两周。即便在12月3日城破之时，残部仍沿城墙且战且退，更有数十勇士据守废墟死战到底。最终，全师仅此数十人幸存。
然而，大批中国援军迅速集结，于12月9日夺回常德，虽一度再度失守，最终在12月13日成功收复。日军在湖南全境溃退，沿途留下约一万具日军尸体，以及2300名惨遭屠杀和凌辱的平民遗体。
常德城已被炸成一片碎砖烂瓦，人们计划在河对岸建造新城。那些浅浅的坟坑散发出的恶臭，使得过路人都得用橘子皮捂住鼻子。
（本文和上面的图片文字说明均由AI翻译）
这种苍凉悲壮的描述，也常出自中国亲历者之口。德山乾明寺僧人释来空，俗名吴淞（编者注：已逝于2017年8月1日），长沙人，曾是亲历这场战争的国军士兵。当年他随部驰援常德，收复常德后，他发现自己所属的营包括自己只剩3人。
战后，营长以上的阵亡者用棺材装着运到长沙，“我到码头去看过，还只走到河边就听到哭声，码头上摆满了一排排的棺材，亲友家属站在棺材边痛哭，一些来吊唁的普通市民也泪流满面。战死官兵太多，棺材和船不够，连级以下的只能就地掩埋。”现在，在常德地方史志和媒体报道上，还能够找到大量类似的常德会战记录文献。
战后，为表彰抗战将士英勇卫国的可歌可泣的气概，地方政府和当地名人绅士开始为殉国者筹建纪念坊、纪念碑，纪念坊、纪念碑上“天地正气”、“万古军表”等题辞挽联出自蒋中正、何应钦、于右任、孙科，国民政府元首到政要。从常德城光复到墓园、纪念建筑落成，仅数月时间，足见当时当局的重视。
▲1945年常德会战两周年后，国民革命军陆军第七十四军第五十七师在烈士公墓公祭后留影。疑为常德老照相馆三民照相馆老板廖金荣拍摄。 供图：熊侨生
▲上世纪80年代常德会战纪念碑和牌坊样貌，那时候纪念碑和牌坊上的徽章、题款、挽联等都还被水泥覆盖着。 熊侨生 摄
墓志铭上，有一个名字为常德人所熟知：余程万。2010年8月，常德人筹拍的电影《喋血孤城》上映，制片方选择了形貌英伟的香港演员吕良伟饰演余程万，再现了这位黄埔名将和他带领的57师将士的英勇。
然而，很多人对他突围离开常德后的遭遇却不甚了解。据多方史料佐证，余程万突围后，因为失守常德被撤了差，后几经沉浮，1950年代以平民身份隐居香港，做粮食杂货生意，还开了当铺。1955年8月27日，余夫人被当地黑社会绑架，将军单枪营救，后又报警，最终死于警匪枪战，时年54岁。然而，关于他的死因一直众说纷纭：有人认为他在赋闲之后，多有对“校长”的不满言论，其实是死于台湾特工之手。
当今的常德城，很多建筑的生命周期都在缩短，快速的城市发展，不断刷新着人们关于城市建筑的记忆。惟独这个墓园未变。在历次整修中，它回归本原，褪去狭隘，显露真实。无论时代如何更迭，8000位殉国者依然伟大而永恒。他们化作历史与文化的基因，潜藏于汤汤沅水，浸润、激励着这里的城与人。
见于常德晚报2012年8月13日，修订于2025年7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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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作者：肖慧，常德日报社主任记者，现为常德日报社党群部部长；王钦，常德日报社原记者，现为省属企业管理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