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湖，还是那个江湖。
有纷争，有血腥，有侠骨柔情。
有刀锋相向，亦有肝胆相照、携手前行。
苏东坡与王安石，这两位北宋的顶流，刀锋相向过，肝胆相照过。在王安石晚年，他们金陵相见，一笑解怨。
苏东坡辞别黄州，过金陵时，他去拜见隐居多年的王安石，王安石晚年坎坷，经历亲信的背叛，变法失败，又经历丧子之痛，他选择归隐金陵，从此不问世事。
金陵相会，谈诗论佛议道，成了苏东坡羁旅困顿中最痛快酣畅的一段时光，相别是王安石慨然长叹：不知更几百年，方有如此人物。
——纪录片《苏东坡》
这场相见，没有恨晚，只有渊源。
先从王安石以及他的变法说起。
我之前也写过，我们来重温一下这位颇具争议的临川才子。
（一）你所不知道的王安石
我们所知道的王安石，大抵是教材书上的“北宋政治家、文学家、改革家”；是那个写下“春风又绿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还”的大才子；是耳熟能详的《伤仲永》、《游褒禅山记》的作者；是“不畏浮云遮望眼，自缘身在最高层”的壮志青年。
然而，他在宋时风评很差，甚至很多人说他“安石乱天下”，更有甚者将他比作秦桧之流，直到后来风评才慢慢正过来。
关于王安石一生的功过后世一直争论不休，从未停止，或许，这也是他来过这世间留下的最强有力的痕迹。
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赵冬梅说：“王安石是那个时代最有才华的人，他说服人的能力一流，他说服了当时最有价值的人，那就是神宗。”
公元1069年，这对千古君臣第一搭档开始合作，推行变法。
那时的宋朝总体情况是三冗两积（冗员冗兵冗费、积贫积弱），加之农民起义、辽夏侵边、范仲淹的“庆历新政”流产，年轻求变的神宗和满腔抱负的王安石一拍即合，两人都是法家信徒，求速求快求高效，于是新法风风火火席卷全国。
王安石变法的宗旨是富国强兵，变法内容包括青苗法、农田水利法、募役法、方田均税法、市易法、保甲法、保马法等，新法在实施过程中起到一定成效。
但王安石求快求高效，且为人异常执拗，油盐不进，言论不进，不需要有声音和讨论，执行就行，所以他用的人年轻又听话又想往上爬，新法在贯彻实施过程中就变了样，朝廷官员也因为支持变法与否分裂成新旧两党，引发了恶性党争，变法到最后演变成朝廷乌烟瘴气、百姓怨声载道。
王安石并非庸才，他不止有才华，而且还是从基层历练过来的，他的新法雏形在基层已经小试牛刀，效果非常好。然而为什么事与愿违了呢？他甚至被当时的宋人钉在了祸国殃民的耻辱柱上！
“性格决定命运”这句话，大概很能代表王安石。
他有一颗金子般的心，求变求好求富国强兵，他也有铁腕手段，说干就干，然而他也是有名的“拗相公”，听不见任何劝告，且高效带来的是激进和不分青红皂白的扭曲执行以及别有企图的官员中饱私囊阳奉阴违。
结局可想而知。
当时的积贫积弱的宋朝，其实是朱熹说的“只当时诸贤都有变革意”，只是王安石率先拿下了宋神宗，他的方案最终胜出。某种意义上说，他亦是那个时代的英雄。
1050年，30岁的他在浙江鄞县知县任满，回江西临川故里，途径杭州时写下《登飞来峰》：
飞来山上千寻塔，问说鸡鸣见日升。
不畏浮云遮望眼，自缘身在最高层。
这是个目标清晰、内核稳定又有豪情壮志的人，他在鄞县一呆就是四年，政绩斐然。时有宰相文彦博推荐他，包括苏轼老师欧阳修也举荐他，但他婉拒了，坚持在地州施其所学，等待变法时机，大概他心里笃定最后会“身在最高层”。
变法伊始，王安石写下《元日》：
爆竹声中一岁除，春风送暖入屠苏。
千门万户曈曈日，总把新桃换旧符。
这首收录在小学课本中的诗句，小朋友们只知新年到来的喜气洋洋，却不知千家万户新桃换旧符亦是他对新法的殷切期待。
变法过程中，王安石提拔的新人有郑侠、吕惠卿等，这两人后来都将他推至泥潭。
郑侠为人刚正，颇有王安石之风，他在基层目睹变法内容扭曲执行带来的弊端，对变法从支持变成反对，令王安石寒心不已，而吕惠卿则非忠良耿直之辈，实则趋炎附势阳奉阴违。
1074年郑侠献上《流民图》，直言在变法下地方已民不聊生，神宗迫于压力罢免王安石，他临行前还嘱托吕惠卿继续执行变法，勿忘理想，谁知这个他最倚重的门生为了防止他复相，背后进行一系列操作，玩弄权术，补王安石无数刀。
1074，年宋神宗又召回王安石以制衡吕惠卿，那首著名的《泊船瓜洲》就写于这时：
京口瓜洲一水间，钟山只隔数重山。
春风又绿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还。
“春风又绿江南岸”大概是王安石对变法对热切的期盼，然后中途种种，他众叛亲离，就连亲弟弟都反对变法，还有人心叛变的复杂，都像匕首一样扎向他。
他大抵是明白了，学问、道理、变法条例都简单，复杂的是人心和欲望啊！
“一水间”、“数重山”这样伸手可及的距离，他却怅然问到“明月何时照我还”。
再次回到朝堂的他孤立无援，满腔热血逐渐冷却，次年长子去世，他万念俱灰，于1076年再次罢相，辞官归隐，从此不问朝政。
暮年的王安石，是心有不甘的吧？归隐后的他写下《梅花》：
墙角数枝梅，凌寒独自开。
遥知不是雪，为有暗香来。
他在北宋极端复杂与艰难的局势下坚持变法，而支持者寡，他只能“凌寒独自开”。
遭遇背叛、丧子、孤立无援，那种孤寂背后的铮铮傲骨，想来后世不少人还会为他隐隐作痛。
他从不为功名、亦不为钱财、更不近女色，是一个邋遢到蓬头垢面的人，传说中一年不洗一次澡。
他全身心扑在变法上、心心念念想的，是国富兵强，是千家万户喜笑颜开地新桃换旧符，是春风吹绿这世间。
他说：“虽千万人，吾往矣！”
他的一生，他的功过，他的风评，给后世留下无尽的笔墨。
大概他永远都是那个孤独走在月下、披着一身清寒、始终归不了岸的人。
罗曼罗兰说：这个世界上只有一种英雄主义，就是认清生活的真相之后，还依然热爱它。
王安石算不算英雄呢？
算。
（二）苏轼自请外放，远离朝堂
神宗对于变法的急切，王安石对于变法的独断，让苏轼陷入沉思与忧虑。
明知以卵击石，但苏轼依然选择发声，他当时不过是八品闲官，却写下洋洋洒洒的《上神宗皇帝书》，就经济、军事、以及变法提出自己的见解，然而，石沉大海，他又写《再上皇帝书》，结局一样，悄无声息。
这期间也有人劝他谨言慎行，少说为妙，恐惹祸上身，新法执行后，朝堂很快成了王安石的一言堂，朝中官员走的走，隐的隐，欧阳修退隐林泉，司马光隐居洛阳，苏轼亦黯然离京，他自请外放到杭州任通判。
公元1071年7月，苏轼到任杭州，三年任期他全力配合太守，疏通整治六井，治理农田水利，使旱灾之年百姓得以安然度过，还能有余水喂牛、洗澡等，为百姓所称颂。
1074年，杭州三年任满，时值苏辙在山东任职，为了离弟弟近点，苏轼请任密州（今山东诸城）知州。
苏轼到任密州时，正值密州连年大旱、蝗灾泛滥、盗贼四起（蝗旱相仍，盗贼渐炽），于是他马不停蹄灭蝗救灾，向朝廷讨要政策，请求豁免密州秋粮赋税，减轻百姓负担。
密州两年多的时间，是苏轼第一个文学创作的高峰期，家喻户晓的“密州四曲”就是诞生于此时：
·《望江南·超然台作》
“且将新火试新茶，诗酒趁年华”
·《江城子·密州出猎》
“老夫聊发少年狂，左牵黄，右擎苍。”
·《江城子·乙卯正月二十日夜记梦》
“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
·《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
“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密州任满任职徐州，徐州之后便是湖州，就是在湖州，发生了宋史有名的“乌台诗案”。
公元1079年，苏轼到湖州任知州，照例写了《湖州谢上表》（谢上表是古代官员在调任新职位时向皇帝上书表示感谢的一种文体，每到一个地方任职都要写表上报），但苏轼这个人吧，才华灿如明月，性子也是耿直无遮拦，用我们今天的话说，就是有点嘴碎，他在谢上表里除了谢恩和描述了湖州的风俗与安定情况外，还自谦并顺带发了几句新法的牢骚：“伏念臣性资顽鄙，名迹堙微，议论阔疏，文学浅陋……知其愚不适时，难以追培新进，查其老不生事，或能牧养小民。”。
这下可不得了了。什么是“新进”？这里解释下：王安石推行变法，要快、要高效，不允许有质疑和反对的声音，所以王安石用的人大多是资历不够的年轻人，又想往上爬，所以够听话，一批别有企图的官员混进变法机构，新法实施效果如何他们不关心，他们只关心自己的官运升迁，这波人就是苏轼口中的“新进”。
朝廷官员以支持变法与否，分为新旧两派，内耗式党争开始愈演愈烈。“新进”们抓住苏轼谢上表中的字词，开始断章取义，并翻出苏轼以往诗作，逐字逐句挖掘槽点，甚至扭曲扩大事实，合伙向神宗举报苏轼，御史台的官员们闻到味道，也开始大量搜索“罪证”……
一场针对苏轼的风暴正在悄然酝酿并迅疾开展，他们翻阅苏轼近20年的文章诗词，逐字逐句扣出“讽刺朝廷、诽谤皇帝”的蛛丝马迹。
灿如明月的才华，成了苏轼此刻的催命符。
他发自肺腑为百姓发声的那些诗句，如今像一把利刀刺向了自己。
他在《山村五绝》里说“杖藜裹饭去匆匆，过眼青钱转手空，赢得儿童语音好，一年强半在城中。”我曾听过康震老师对这几句的解读，他说当时要拿到青苗钱，农民得各种手续各种盖章，光办理这些，一年倒是有半年呆在城中，就连家里的小孩子都学会了城里的口音。
当时的青苗法是王安石变法的重要组成部分，初心是好的，在青黄不接的春天，官府将常平仓、广惠仓里的粮食折算为本钱，以较低的利率贷给农民和城市手工业者，旨在通过政府贷款来抑制民间的高利贷，减轻百姓负担，同时又增加了政府的财政收入，达到“民不加赋而国用足”的效果。
但在实施的过程中问题百出，有的老百姓拿着钱不事农耕，转眼挥霍一空，有的放贷之后政府难以收回本息，有的官员强迫贷款，或随意提高利息并加上品种繁多的勒索项目等等等等，百姓苦不堪言。
类似这样的诗句还有很多很多，如此种种，变成了苏轼不支持变法，讽刺朝廷，藐视皇帝。最终，苏轼等来了朝廷的一纸逮捕令。
苏轼在御史台的大牢里度过了他人生最黑暗的130多天，据当时的狱卒口述“垢辱通宵不忍闻”，就是骂他、羞辱他、通宵不让他睡觉。
苏轼本以为小命就要交代出去了，连诀别诗都写好了，但大家知道，他活下来了。
当时营救苏轼的主力军中，有两个关键人物，一是曹太后，二就是王安石。当时他已罢相归隐，仍毫不犹豫上书为苏轼说情，他和神宗上书说“安有盛世而杀士大夫乎？”（士大夫在宋朝的地位极高，用赵冬梅教授的话说，几乎是与皇帝共天下的）。
于是，苏轼就有了被贬黄州的境遇。（黄州系列大家可以翻看之前文章）
（三）金陵相会，一笑泯恩仇
这大概是中国文学史上最温暖的一次相逢。
公元1084年，苏轼自黄州贬所调任汝州团练副使，途经金陵；王安石已罢相隐居金陵半山园。苏轼主动致信表达拜访意愿，王安石欣然回应。
苏轼抵达金陵后，王安石身着便服骑驴亲至江边渡口迎接。苏轼匆忙下船行礼：“轼今日敢以野服见大丞相”，王安石回应：“礼岂为我辈设哉！”
从前身在政治旋涡中，两人曾有过多少是非矛盾，而今时过境迁，金陵重见，悠游林下的王安石与谪居多年的苏东坡得以把盏言欢，前尘往事一笑了之。
——《千古风流人物》
昔日朝堂如何刀光剑影，新旧党争如何残忍，此刻都已不重要了，抛开政治，只有两个文人的惺惺相惜。
金陵月余，两人畅谈诗文，谈佛论道，同游蒋山，泛舟秦淮。
苏轼看着眼前骑驴蹒跚的老人，想起当年那位锐意改革的宰相；王安石望着身旁眉间染霜的后生，忆起当年科场上英气勃发的少年。政见之争恍如隔世，只剩下两个被命运打磨过的灵魂。
所谓君子和而不同，一语中的。
什么是君子之争？就是在政治战场上可以寸土不让，但在人格领域始终留着一份敬意。他们曾站在对立的两端，却共享着同一种文化基因，如同长江与黄河各自奔流，终都汇入华夏文明的大海。
今日我们读这段故事，或许能明白：真正的文人相重，是知道立场可以不同但风骨永远相通，是懂得辩论终有止境而仁心永不落幕。
那些激烈的争论早已随风而逝，留在青史上的，是金陵秋色里两个相携而行的剪影，是华夏文明最动人的包容与厚重。
正如明月终会照彻乌云，君子之交从来超越一时得失。
这份千年不褪色的人文之光，此刻正透过文字，温暖着每一个向往豁达与崇高的灵魂。
下一篇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