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祐二年，苏轼跟着父亲、兄弟赴京赶考，在那场被誉为“千年龙虎榜”的科举考试中脱颖而出。
当时苏轼只有19岁，年少有为，凭借一篇《刑赏忠厚之至论》的策论名动京师，也获得主考官欧阳修的青睐。
关于苏轼在科举考试中的表现，流传着很多有趣的故事，比如在试卷上杜撰典故、得了第二名却被欧阳修故意降低名次……
其中有件事流传最广，却是千古谣传，而谣言竟来自苏轼的弟弟苏辙。
嘉祐元年，苏家三父子从四川老家出发，北上参加科举考试，并于次年到达京师。
在此之前，苏洵已经多次参加科考，可惜屡试不第，颇有些壮志难酬的无奈。
19岁的苏轼和17岁的苏辙则是第一次赶考，年轻人意气风发，对未来信心满满。
三人入京后拜访了这届科举的主考官欧阳修，苏洵的策论深受欧阳修的赞誉，称其可以和贾谊平分秋色，苏轼两兄弟的文采也获得很高的评价。
当时，欧阳修已经是北宋文坛的领袖人物，又是当届科举考试的主考官，能得到他的认可，这次考试可以说是稳了。
然而，令人没想到的是，强中自有强中手，同期应考的考生藏龙卧虎，随便拎出一位，都能在文坛、政坛引起巨大轰动，千年龙虎榜绝非夸大的说法。
比如位列唐宋八大家的曾巩，出身名门望族，自幼天资聪颖，年纪轻轻就结识了欧阳修、王安石和范仲淹等一批文坛大家，还得到前辈的一致认可。
曾巩擅长策论，但在欧阳修担任主考官之前，北宋科举盛行应举时文，搬弄文字，内容空洞，所以他曾多次落榜。
这次曾巩受到欧阳修的鼓励，再次参加考试，大有一鸣惊人的气势。
和曾巩一起应考的还有他的三个弟弟：曾牟、曾布和曾阜，曾布后来当上右丞相，成为一代杰出的政治家，兄弟四人这次同时考中进士。
除了曾家四兄弟，程颢和程颐两兄弟也参加了考试，这两人是北宋理学的开山之祖，曾提出“万物皆只是一个天理”。
他们的学说后来被朱熹继承并发展，演变成有名的程朱理学。
还有写下“横渠四句”的张载，他也是北宋理学创始人之一、关学宗师，和与邵雍、周敦颐以及程颐兄弟并称“北宋五子”，在学术上拥有很高的成就。
除了这些实力强劲的竞争对手，这届科举考试的状元章衡更是一匹黑马。
在此之前，章衡名不见经传，在此之后，章衡成为北宋政坛响当当的人物。
他文能撰写策论，武能骑马射箭，对内能管理财务，对外能震慑辽国，是个名副其实的六边形人才。
更难能可贵的是，他秉性耿直，不畏强权，就算在皇帝面前也敢据理力争，硬刚到底。
抛开治国才能，章衡在水利建造方面也有很高的成就，苏轼在修建苏堤时曾遇到淤泥难除的问题，就是章衡给他想出对策，才有了天下闻名的苏堤。
才华横溢如苏轼，在评价章衡时却感慨万千地说：子平（章衡）的才能，百年无人望其项背。
这些百年难遇的人才，一届科举中能出一个就已经很了不起，嘉祐二年却出了十几个，堪称千古奇谈。
千年龙虎榜，榜上皆龙虎，苏轼没能高中魁首，一点也不冤。
考试结束后，欧阳修主持批阅试卷，偶然发现一篇特别精彩的策论，文采斐然，观点犀利，忍不住啧啧称奇，准备将其列为第一。
可刚提起笔，心念电转，又犹豫起来，只因他的学生曾巩也参加了考试。
虽然试卷被密封，看不到考生的姓名信息，但是从文风和内容上看，非常像曾巩的手笔，如果将其列为第一，难免会遭人诟病，说他以权谋、私偏袒学生。
思虑再三，只能忍痛给了个第二名，等放榜的时候才知道这篇策略的作者是苏轼，并非曾巩。
这件趣事广为流传，但其实是假的，其一，欧阳修并没有误将苏轼列为第二名；其二，苏轼当年科考的总名次也并非第二名。
这两条谣传之所以能流传广泛，让大众信以为真，主要原因是谣言的信息都来自苏辙写给苏轼的墓志铭。
苏轼是事件当事人，苏辙是他的亲兄弟，他们的话总不至于掺假，别说，苏辙的墓志铭还真不能信，水分太大。
先说第一个谣传，苏辙在墓志铭中提到：欧阳修在批阅试卷时，“疑曾子固所为，乃置公第二”。
大致意思是欧阳修怀疑策论为曾巩（字子固）所写，将原本的第一名改成第二名。
欧阳修是个非常严谨、公正的人，以“不拘一格降人才”闻名，他顶着巨大压力改革科举考试，根本目的就是为朝廷择选良才，又怎会为了避嫌故意放弃人才？
关于苏轼为何被评为第二名，宋代史料笔记丛书《石林燕语》里这样写道：
副考官梅尧臣看到苏轼写的《刑赏忠厚之至论》，“以为似《孟子》”，便跟欧阳修提起此事。
欧阳修立即调阅试卷，发现试卷已经被其他考官淘汰，等他看完大呼妙哉，遂列为第二。
这才是真相。
那么，又为什么说苏轼当年科考的总名次并非第二名？
这不是前后矛盾吗？
非也。
首先来了解一下北宋的科举制度，北宋省试通常有四场考试，分别为策、论、诗赋和经义。
苏辙在墓志铭写的“置公第二”，其实是玩了个文字游戏，他只说苏轼考了第二名，并未说明是单科第二名，还是总成绩第二名，就很容易让人误解。
苏轼虽然才华横溢，但在嘉祐二年的科举考试中只能算“鹤立鹤群”，还达不到鹤立鸡群的高度，考到单科第二已属不易，距离总成绩第二名还差了一大截。
既然如此，苏辙为什么要在墓志铭中夸大事实呢？
首先，苏辙非常崇拜哥哥，堪称“扶哥魔”，苏轼因乌台诗案身陷囹圄，苏辙立即上疏皇帝，自愿放弃官职，来换取苏轼的一条命，最后兄弟两人都被贬官。
苏轼一生颠沛流离，加上为人仗义疏豪，经常囊中羞涩，苏辙既要养活自家妻儿，还要养活苏轼的一大家子，时常入不敷出，连女儿出嫁都没钱置办嫁妆。
在苏辙心中，苏轼永远排在第一位，哥哥生前为他倾尽所有，哥哥去世后写一篇略微夸大的墓志铭，也就不稀奇了。
其次，苏辙在墓志铭中专门提到欧阳修，一来可以借此抬高苏轼，二来当时欧阳修、梅尧臣都已经去世，任凭他怎么写，都不会有人跳出来指责他。
关于苏轼考科举，还有一件趣事，这件事也被记录在《石林燕语》中。
据说梅尧臣批阅苏轼的试卷时看到一则典故：皋陶曰“杀之三”，尧曰“宥之三”，他自认为博闻强识，却从未见过这则典故，于是跑去问欧阳修。
欧阳修同样不解，事后询问苏轼，才知道原来为苏轼杜撰，难怪从未听过。
科考放榜后，苏家三父子名动京师，苏轼和苏辙两兄弟前途无量，就在两人准备大展拳脚的时候，老家忽然传来噩耗：苏母病逝。
兄弟二人只得回乡守孝，等守丧期满，苏轼再次赴京赶考，这一次他参加的是博学鸿词科考试。
博学鸿词科考试可以看作科举考试的补充，宋神宗时期，科举侧重策论和经义，选拔出的人才比较务实，但缺乏文学素养。
博学鸿词科考试更侧重考察应用文书方面的能力，考试范围更广，考试门槛更低，竞争也更加激烈。
苏轼蛰伏三年，在家中勤学苦读，文学修养再上一层楼，在欧阳修的保举下再赴考场，在博学鸿词科考试中一鸣惊人，名列制科考试第三等，等同于状元。
值得一提的是，北宋开国近百年，苏轼是唯二在制科考试中考上前三的人，足以看出他的实力之强。
这次考中之后，苏轼被任命为大理评事、签书凤翔府判官，正式走上仕途。
苏轼在官场上待了五年，恰逢父亲病逝，再次回乡守孝三年，等他再度归来，京城早已不是当初的模样。
王安石名动朝野，大肆推行变法，和苏轼交好的欧阳修等人因与王安石政见不合，先后离开京城，苏轼本人也因得罪王安石被贬出京城。
此后，苏轼颠沛流离，从杭州到密州，从徐州到湖州，再到因乌台诗案被贬黄州，逐渐远离朝堂。
与此同时，苏辙的仕途之路也充满了坎坷，曾官至右丞相，也曾接连被贬。
1097年，苏轼和苏辙同时遭贬，两人在滕州海滨挥手作别，这一别就是永诀，四年后苏轼病逝，临终前唯一遗憾就是没有见到弟弟。
兄弟情深至此，令人感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