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州的地理位置具有天然的枢纽属性。它处于华北平原与江淮丘陵的过渡地带，北接山东半岛，南连长江流域，西望中原腹地，东濒黄海，形成东西贯通、南北交汇的地理格局。这种区位优势在古代尤为显著，南北朝时期便因其漕运功能成为军事重镇。明清时期，京杭大运河穿城而过，进一步强化了其作为南北物资集散地的地位。现代交通网络的完善，使徐州成为陇海铁路与京沪铁路的交汇点，高铁线路向四方辐射，形成覆盖300公里范围的“半日经济圈”。这种地理叠加效应，使得徐州能够高效整合周边资源，吸引人口与资本流动，从而奠定区域中心的基础。
晋冀鲁豫交界处的地理条件则更为复杂。该区域位于太行山与华北平原的交界带，山脉阻隔与平原扩展的矛盾，导致交通线路难以形成系统性网络。以大名府为例，其历史上虽依托永济渠成为漕运节点，但太行山的天然屏障限制了东西向交通的拓展。元代以后，京杭大运河的裁弯取直使大名失去水路运输功能，而现代铁路规划中，晋冀鲁豫交界处的高铁线路覆盖率远低于苏鲁豫皖地区。例如，济南至长治的铁路至今未实现客运贯通，邯郸至聊城的高铁建设滞后，这种交通短板削弱了区域内的经济联动能力，使潜在的中心城市难以突破地理桎梏。
徐州的历史功能具有连续性与适应性。从汉代楚国都城到明清治河重镇，再到现代交通枢纽，徐州始终因交通要冲而兴盛。这种功能的延续性，使其在不同历史阶段都能找到新的发展路径。例如，近代铁路的引入并未削弱徐州的地位，反而通过嫁接陆路交通，强化了其枢纽价值。新中国成立后，徐州因淮海战役的战略意义被赋予重要地位，1953年重新划归江苏后，其工业基础与交通优势得到进一步整合，逐步发展为区域经济中心。
晋冀鲁豫交界处的城市则经历了更频繁的功能断裂。邺城在隋朝被人为破坏后，其政治与经济职能被分散至周边城池，导致区域中心地位的真空。唐代魏州虽一度崛起，但因地理位置偏离传统南北陆路，依赖水运的局限性使其在元代以后逐渐衰落。明清时期，大名府虽作为冀南中心存在，但其发展始终受制于交通网络的碎片化。这种历史断裂使区域缺乏稳定的中心载体，即便局部城市如邯郸、邢台在特定时期有所发展，也难以形成持续的辐射效应。
徐州的发展始终与国家战略紧密相关。民国时期，大名道的设立强化了其行政地位；新中国成立后，徐州被纳入淮海经济区规划，成为国家支持的重点城市。2017年国务院批复《徐州市城市总体规划》，明确其“全国重要综合性交通枢纽”与“淮海经济区中心城市”的定位。近年来，徐州通过建设“八大中心”（产业、交通、商贸物流、教育、医疗、文化、金融、旅游），进一步巩固区域核心地位。例如，徐州观音国际机场开通国际航线，京沪高铁与徐连高铁的交汇，使城市对外连接能力大幅提升。政策的持续倾斜，使得徐州能够整合苏鲁豫皖四省资源，形成以自身为核心的都市圈。
尽管该区域人口规模庞大（约4600万），但经济总量与人均GDP长期低于全国平均水平。邯郸、邢台等城市虽在省内有一定影响力，但受限于省域边界与政策分散，难以形成跨省协同效应。例如，晋冀鲁豫交界处的城市多以传统产业为主导（如钢铁、煤炭、化工），产业结构单一且缺乏升级动力。现代交通基础设施的不足，也限制了区域内的要素流动。相比之下，徐州所在的淮海经济区通过产业转移合作园区、长三角产业对接等政策，实现了更高层次的资源整合，这种制度优势在晋冀鲁豫交界处尚未显现。
交通网络的密度与效率，直接决定了区域中心的形成可能。徐州凭借“米字形”高铁枢纽与亿吨级内河港口，构建了海陆空铁多维交通体系。京沪高铁与徐连高铁的交汇，使其3小时内可达北京、上海、西安等一线城市；观音国际机场的国际航线网络，则强化了其对外开放能力。这种交通体系不仅服务于本地需求，更通过物流与人流的高频次流动，吸引周边城市依赖徐州的基础设施，形成“中心—外围”结构。
晋冀鲁豫交界处的交通网络则呈现出明显的断层。以邯郸为例，其高铁线路主要沿太行山东麓分布，未能有效连接晋冀鲁豫四省核心地带。聊城至邯郸的普速铁路直至2014年才开通，济郑高铁2023年才建成，这种滞后性使区域内的城市难以通过交通一体化实现协同发展。此外，大名县至今未设高铁站，仅有的货运站点也远离城区，这种基础设施布局的失衡，进一步削弱了区域中心的培育条件。
徐州的产业转型路径，展现了资源枯竭型城市向现代经济中心跃升的可能性。早期依赖煤炭资源的徐州，在21世纪初开始推动产业多元化，徐工集团等龙头企业崛起，带动高端装备制造、新能源等新兴产业集群发展。淮海国际陆港的建设，则将历史上的漕运优势转化为现代物流枢纽功能。这种产业更新能力，使得徐州能够摆脱资源依赖，通过科技创新与产业升级维持增长动力。
晋冀鲁豫交界处的城市则面临更严峻的转型挑战。以邯郸为例，其经济仍以钢铁、煤炭为主导，2020年数据显示，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占GDP比重超过30%。这种产业结构对环境承载力与能源消耗的依赖，限制了城市的可持续发展空间。区域内高新技术产业比重偏低，科研机构与高端人才的集聚能力不足，导致创新链与产业链的脱节。相比之下，徐州通过国家级开发区与产学研合作平台的建设，吸引了卡特彼勒、协鑫集团等跨国企业入驻，形成了更具活力的产业生态。
区域合作机制的完善程度，直接影响中心城市的功能发挥。徐州所在的淮海经济区，自1986年成立以来，通过产业协作、交通共建、市场联动等方式，推动苏鲁豫皖四省20市的协同发展。例如，徐州与宿州、商丘等城市建立产业转移合作园区，承接长三角制造业外溢，形成分工明确的产业链条。此外，徐州都市圈规划通过“点轴”空间结构，强化主城区与周边城市的联动，提升整体竞争力。
晋冀鲁豫交界处的区域合作则缺乏系统性。尽管该区域涉及四省九市，但行政壁垒与利益分歧导致合作难以深化。例如，邯郸与长治、晋城等山西城市在能源产业上存在竞争关系，聊城与菏泽在承接产业转移中亦面临重复建设问题。缺乏统一的规划协调机制，使区域内的资源难以形成合力。相比之下，徐州通过政策引导与市场机制，实现了资源的优化配置，这种经验在晋冀鲁豫交界处尚未得到有效复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