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苏联的刑讯逼供，有两个流传已久的黑色幽默段子。
先说第一个段子。1940年代某天，斯大林会见完代表团，发现自己的宝贝烟斗不见了。克格勃立刻紧张起来，把在场的人和服务团队全抓起来审问。过了几天，斯大林在自己抽屉里找到烟斗，赶紧让克格勃收手。结果贝利亚报告说：“20多个人都招了，承认偷了烟斗。”斯大林懵了：“烟斗在我这儿，他们咋就认罪了？”贝利亚倒实诚：“我们用了特殊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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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个段子更离谱。克格勃审讯时，竟能让一具木乃伊“开口”，承认自己入土年份是公元前2268年。你说这得多狠的手段？
再看真人真事。1938年3月15日，列宁口中“全党最喜欢的人物”布哈林被枪决。他临刑前喊：“请告诉青年党员，我不是叛徒。”50年后苏共给他平反，解密档案显示——他的所有“罪证”都是被打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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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哈林被捕前就预感到要倒霉，跪着让妻子记牢自己的遗书。进了卢比扬卡监狱，他被整宿整宿审讯，大白天开着强光，逼他反复背假名单。他老婆被威胁“婴儿车下埋炸药”，监狱里还总放他儿子哭喊的录音。最狠的是打致幻剂，他迷迷糊糊就被迫签了“托派联络员”的笔录。可他硬气，在囚衣上用血写“我不是叛徒”——只是这时候，他的身体已经撑不住了。
1937年5月后，克格勃换了个套路，叫“库尔斯基法”。叶若夫当着他的面烧档案，说“好好说能保党籍”；还逼他每天写《歌颂斯大林》的诗，背检察官编好的认罪词，拿其他犯人的“揭发”吓唬他：“你再嘴硬，同志们都得为你死。”到1938年1月，布哈林能流畅说“我策划谋杀基洛夫”这种假话了。法庭审判时，他们拿孩子性命威胁，布哈林才放弃辩解，说了“我完全认罪”——但巧的是，他偷偷否认了刺杀高尔基这些具体事。最后他被枪毙，可他妻子后来背他的遗书，和发现的残稿一字不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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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看另一个例子。1949年，列宁格勒的沃兹涅先斯基摊上事了。有人举报他“分裂国家经济”，理由是他没举报一场“擅自举办”的交易会，还被说“计票造假”。他被抓后，内务部搞了招更缺德的：录下他13岁女儿柳德米拉的尖叫，审讯时反复放：“爸爸救救我！他们在烧我的脚！”其实柳德米拉当时在家，根本没挨揍。另一位领导库兹涅佐夫早被折磨得不行，被迫说罗季昂诺夫“策划叛国”；罗季昂诺夫为了自保，又反咬沃兹涅先斯基“搞民族主义集团”。贝利亚还亲自吓唬他：“签字保家人，反抗就全家进劳改营。”沃兹涅先斯基没办法，只能在认罪书上写：“我承担所有指控，请放过我的孩子。”
1950年9月，行刑前夜，沃兹涅先斯基和女儿通电话。女儿哭着说：“爸爸你是英雄，历史会原谅你。”他被枪毙后，克格勃把他的认罪书拿给其他犯人看：“连院士都认罪了，你们还硬啥？”1956年赫鲁晓夫骂他：“这供词是用父母心撕碎的手段榨出来的。”1988年解密的审讯日志里，库兹涅佐夫曾在深夜用囚衣布条写血书“孩子们对不起”，缝在床垫里——这就是用最亲的人，砸碎人最后的防线。
还有更“创意”的。1948年，教师科瓦廖夫给学生讲乌克兰诗人作品，提到“民族性”，被学生告了“宣扬资产阶级民族主义”。他被抓后，受的罪叫“燕子飞”——趴在地上，脚踝绑布条往上拉，手反绑用铁丝固定，像燕子展翅。这姿势让脊椎反向弯，胸腔压得肋骨疼。前4小时，审讯员往他鼻子里灌辣椒水；4小时后，脊椎间盘突出，大小便失禁，就用盐水皮鞭抽腋下，不让他晕。12小时后，他呼吸酸中毒，说话都喘不上气，审讯员还逼他背“认罪台词”。后来公审时，他气管塌陷只能点头，法庭就说“自愿认罪成立”。这案子还被做成1949年《强化审讯效能手册》的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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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利亚更绝，搞“昼夜连续审讯法”，40天不让睡。有人熬不住，说：“我主动承认是拿破仑转世。”他还让人把室温降到零下，看犯人发抖签字，说“这时候签字更有畏罪样”。低温让睫毛结霜，拍照好看。还有的犯人冻僵前喊：“我愿当火星间谍！”第聂伯罗分局发明“冰棺材”：把人赤身绑铁椅，消防水管冲冷水，零下35度环境下，冰裹到胸口才停。超过80%的人扛不住，认罪。有个幸存者说：“他们骗给毛衣，结果是裹尸布。”
更荒诞的是集体审判，20个被告争着认罪：“是我炸的水电站！”“不，是我用眼神弄的！”法官喊：“破坏财产也要排队！”后来才知道，这些人都是普通电工，水电站根本没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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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啥这些手段能奏效？因为它们专挑人最软的地方打——怕家人遭殃，怕身体崩溃，怕精神垮掉。布哈林用血写“我不是叛徒”，沃兹涅先斯基求放过孩子，科瓦廖夫被折磨到只剩点头的力气……这些不是故事，是真真实实发生在普通人身上的事。
历史不会说谎。那些用酷刑“解决问题”的人，最后也成了历史的笑谈。就像有人讽刺：“他们说我策划十月革命，我赶紧签字，谁不想当历史主角啊？”可这样的“主角”，谁愿意当？
咱们看这些旧事，不是为了翻旧账，是想明白一个理儿：真正的强大，从来不是靠打别人；真正的正义，从来不需要用别人的痛苦来证明。就像咱们常说的“家有家规，国有国法”，但规矩得讲理，法得护人。这，才是咱们老百姓最朴素的盼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