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和酒均是上古祭祀重要的元素，诗酒不分家。四川作为《诗经》重要采集地及最早编纂者尹吉甫的故里，不仅印证了泸州“诗酒之城”的深厚文化底蕴，也为当地源远流长的酒文化——如泸州老窖、郎酒、诗春秋酒、仙潭酒，乃至辐射区域的五粮液、茅台等名酒——提供了文化根源，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发展拓展了新视角。
《诗经》
尹吉甫是西周宣王时期的国师，被尊为“中华诗祖”，也是中国有史以来第一位有名有姓的文化名人。然而关于他的籍贯，历来存在湖北房陵与四川泸州（古江阳）两种说法，双方均有文献与传说的支持。笔者经多年综合研究，认为泸州作为其故里的证据更为充分。
《文史杂志》2024年曾刊发赵永康《尹吉甫籍贯考》一文，断言“尹吉甫故里不在泸州”，影响颇广。然而该文论证多囿于对古今文献的片面解读，忽视了诸多主流历史记载和地方证据链的支持。本文谨对其观点作出系统回应。
《文史杂志》
尹吉甫为江阳人一说，最早见于郦道元《水经注》：
“江水又东，过江阳县。”
并引扬雄《琴清英》所载尹吉甫与其子伯奇的故事：
“尹吉甫子伯奇，至孝，后母谮之，自投江中，衣苔带藻，忽梦见水仙，赐其美药，思惟养亲，扬声悲歌。船人闻之而学之，吉甫闻船人之声，疑似伯奇，援琴作《子安之操》。”
《琴清英》扬雄
尽管《琴清英》原书已佚，但郦氏将尹氏事迹系于江阳，说明早期地理学者已认同该地说。赵文认为郦道元将江阳与《琴清英》“风马牛不相及”的事物拉扯到一起，不合逻辑。此说实为误解。这段文字是《水经注》在讲述江水流经江阳（泸州）时，引述西汉扬雄记载的尹吉甫父子发生在江阳的悲剧故事，正是古文献考证地望时的常见做法。
《太平寰宇记》
清代嘉庆《直隶泸州志》明确记载：
“罗东山，尹吉甫故第及其茔兆皆在焉。”
坊间又传，当地还有尹吉甫马氏夫人的墓葬。赵文质疑实际考察其地痕迹全无，称“抚琴台”只是块形状巨大的山石。
山西平遥尹吉甫寺庙碑文：吉甫江阳人
对此需要辩证看待：以上至少说明在清代时期，尚未大兴文旅产业时，当地确有尹吉甫有关在地传说。但如果说非要找出某个西周时期人物存在于某地的文物和考古学证据，至今可能没有一个与尹吉甫同在一时期的人物能满足这个条件，别说西周，甚至就连东周时期的人物，能确证找到哪怕一个对应的考古学证据吗？这个要求太缺乏现实感。
《清朝轶集》
赵文指出晋人常璩撰写《华阳国志》未提及尹吉甫，进而推论尹吉甫不可能生长于江阳。这一观点存在两方面问题：
其一，《华阳国志》在流传过程中确有散逸。明代《蜀中广记》明确记载：
“吉甫盛蜀，纪《华阳国志》皆称吉甫江阳人。”
直接表明《华阳国志》原本应有相关记载。《四库全书·江水考》也引《华阳国志》云：
“不使冠带者数世。”
并连接扬雄《琴清英》尹吉甫子伯奇事迹。
《蜀中廣記》卷九十一
其二，即使《华阳国志》没有记载尹吉甫，也不能断然否定其存在於古蜀华阳之地。按此逻辑，《华阳国志》同样没有记载金沙遗址、三星堆遗址，难道这些也就不存在于华阳蜀地吗？
《蜀中廣記》卷十六
赵文引用王应麟观点，认为尹吉甫贵为西周卿士，必为中州世族，不可能出自偏远蜀地。此说实为对古蜀文明的误解。
《华阳国志》本身提到：
“蜀之为国，肇于人皇（伏羲）。”
女娲补天（雅安）、黄帝元妃蚕神嫘祖（绵阳盐亭）、黄帝子少昊青阳（自贡荣县）、黄帝子昌意（青衣江）、黄帝孙颛顼（青衣江）、彭祖（彭山）、大禹（汶川）等华夏先祖皆与蜀地相关。商周牧野之战中的蜀、彭、僰、羌、泸、微、髳、庸牧誓八国都在四川。
牧誓八国地图
东周时期，孔子“访弘问乐”典故中孔子乐理老师苌弘，同样来自四川资阳，官至周朝国师。如果蜀地是“不晓文字、未知礼乐”的蛮荒之地，这又该如何解释？汉代四大文豪，为什么三个都是蜀人（成都扬雄、成都司马相如、资阳王褒）？《资治通鉴》记载“周鼎”沉沦于眉州彭山县鼎鼻山，《太平寰宇记》记载“周夷王以上”的周王墓皆在九陇（彭州），这些记载均表明蜀地与周王室联系密切。
《资治通鉴》
《太平寰宇记》
赵文强调明代正德、嘉靖、万历及清代雍正、嘉庆官修《四川总志》“概不承认尹吉甫为泸州人”，并引用正德志中“蜀地近边，民渐染夷俗，好妄援引，以自矜夸”的偏见性表述。
但这一观点是片面的：明嘉靖《四川总志》卷十三明确记载：
“尹吉甫，江阳人。”
明赵鹤岭《穆清祠碑记》云：
“周太师尹公吉甫为泸州乡先生首，天下古今望士望之冠冕也。其道德功业文章，备载经史州乘，当与伊周并称。”
明嘉靖《湖广通志·郧阳府》也客观记载：
“（尹吉甫）世传为房州人….又四川泸州志云，甫为江阳人。”
尹吉甫雕像（来自网络）
《永乐大典》二千二百一十八卷六模泸州载：
“江，《太平寰宇记》泸江在泸州，按郡国志，泸江水中有大关焉。季春三月则黄龙堆没关即平。黄龙堆者昔尹吉甫子伯奇至孝，后母谗之，自投江中，衣苔带藻，忽梦见水仙赐其美乐，扬声悲歌。船人学之，吉甫闻船人之声，疑是伯奇，援作子安之操在此。”
《永乐大典》在泸州卷“宫室”又载：
“郡县志尹吉甫祠堂在泸州。旧经载，吉甫江阳人。然史传无考，惟郦道元水经载。杨雄《琴清英》云：吉甫子伯奇至孝，后母谗之自沉江中，吉甫援琴作’子安之操’。此事水经（注）附见于江阳。今泸多尹姓，近世立祠，曰清穆堂。《舆地纪胜》听史堂，在泸州安夷门外。”
这些记载均表明，明代官方文献中仍有大量肯定尹吉甫为泸州人的证据。
泸州风景图（来自网络）
关于尹吉甫籍贯的另一个主要说法湖北房县，仔细考证后发现其立论基础存在重大问题。
湖北《房县志》记载：
“房县古时为彭氏族集居区，西周以前为彭部落方国，属梁州域，春秋为防渚，属麋、庸二国之地，战国为房陵，属楚。”
这些信息反而指向了四川。西周时期彭国，明确为彭祖氏族方国，从尧帝开始至周一直在四川，眉山彭山与彭州都有其广泛传说。微国即为牧誓八国中与彭国一同伐纣的“微”国，地理范围在现今眉山区域。“麋”读音mi，与眉（mi）同音，很可能指眉山。而庸也是商末牧誓八国之一，位置位于现今眉山以北地区。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房属梁州，而梁州正是成都平原及其周边的特指，眉山自古属梁州。
.湖北《方县志》（来自网络）
《竹书纪年》记载：
“（尧）五十八年，帝使后稷（周的始祖）放帝子于丹水（丹陵）。”
“一百年，帝陟于陶。帝子丹朱避舜于房陵，舜让，不克。朱遂封于房，为虞宾。”
《房县志》也记载：
“（尧）帝子丹朱避舜于房陵。舜让弗克，遂封于房，是为房子国。”
这些记载表明，房陵在尧舜时期已被提及。尧帝生于眉山丹棱，现今丹棱县城东北六十里还有“尧子垭”古地名，传为丹朱居所，城南二郎岗还有“丹朱坟”遗址。若尧帝生于丹棱，丹朱封于丹棱，其家族都在眉山丹棱周边区域，文献中提到“丹朱又避让至房陵”，房陵怎可能在千里之外的湖北房县呢？
围棋始祖丹朱画像（来自AI）
《括地志》的记载更为明确：
“房州竹山县及金州，古庸国。盖州及巴、利等州，皆古蜀国。”
这充分表明最早的房与巴（阆中）、利（广元）等古庸国范围都属于后来的古蜀国范畴。
值得注意的是，湖北《郧阳府志》中也明确记载尹吉甫“或泸州人”：
“周武王十有二年春，庸人、濮人从王伐商。尹吉甫，房陵人或曰泸人。”
这说明关于尹吉甫生于湖北的记载，连后世修纂湖北地方志的官员也心存疑虑。
周武王画像（来自网络）
考证一个文化人物的籍贯，除后世文献作为重要直接证据外，还可以通过其作品内容呈现的线索以及当地环境、山水、风物、相关人物、地理等角度进行侧证、反证，达到立体印证的效果。
笔者通过多年研究，提出了四川是《诗经》采集地、中国最早的诗歌用的是川南土话（泸州话）、诗经采集者尹吉甫是泸州人等观点。发现了《诗经》中出现了很多仅原产于四川的动植物，定位了周南、召南的相对位置，同时也论证了尹吉甫所著《汉广》诗作“汉广”的大致位置。
《诗经》（来自网络）
尹吉甫作为《诗经》的采集者和编纂者，其活动范围应在四川。诗经中多篇作品反映的自然环境、物产资源（如蜀葵、雅鱼、花椒、附子）等，与四川地区独有的自然条件相符，而与湖北房县的地理特征存在差异。从人际网络看，尹吉甫之子伯奇投江之地在泸州，其同僚仲山甫也被一些学者认为出自蜀地。
来自《诗经》的四川物产资源（来自网络）
结 语
尹吉甫作为中华诗祖，其出身地之争不仅是学术问题，也关乎地域文化传承。泸州作为尹吉甫故里，既有《水经注》等早期地理文献的支持，也有历代方志的多重记载，还有风物、语言、人际等多重证据的呼应，更有“房陵在川”的新考作为补充。
学术研究应秉持开放包容的态度，尊重文化多样性。认定泸州为尹吉甫故里，并非否认其文化影响力遍布全国，而是确认其生命根脉深植於蜀山泸水之间，也让“诗酒之城”的美誉真正回归文明的本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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