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文人多，散文什么亭记、楼记、游记不少，皆抒发胸怀、人生而已。
北宋是中国历史上典型的文人社会，王水照先生认为，从儒家文化传统演变看，“自宋之后，士人的人格形象就基本定型了”。如果我们再进一步微观考察，会发现北宋仁宗时期是这种“定型”的关键时期。北宋经过七十余年的人文涵养，到仁宗庆历之际，文人政治文化达到一个高潮，庆历士风是这一时期人文领域的代表成果，也成为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文运系于国运，文风关乎士风，考察北宋散文与文人政治文化背景的关系，仁宗庆历之际确实是个很理想的研究标本。如果说北宋以前的士风是一种以人格修养为本位、高扬遗世独立之浪漫诗人情怀的话，那么北宋庆历之际的士风，则是以“和而不同”的政治人格为本位，追求实现治世抱负之官僚文人的淑世情怀，并以构建和谐的文人政治文化为价值取向。考察庆历之际的士风和文风，要放到北宋儒学复兴和古文运动的大背景中去研究，本文拟从韩愈对北宋前期士人精神世界构建的影响入手，展开对庆历士风与文学关系的分析，并力求以此折射出文人政治背景下的北宋散文发展脉络。
一、韩愈与北宋士风
庆历士风是中国古代知识分子优秀品格的历史积淀。中国古代悠久的文人道德和政治伦理传统，成为北宋文人人格确立的最根本精神资源，这也是士风养成的共性因素。那么庆历士风有没有自己独特的精神资源呢？结合北宋儒学复兴和古文运动流程来考察，笔者认为北宋士人对韩愈文学的传播与接受，深刻地影响了他们精神世界的构建。韩愈散文在北宋前期逐步得到重视，其文学作品与道统思想交相辉映，成为北宋新士风构建的重要资源。刘真伦先生认为“宋人对韩学接受与传播的过程，也就是宋学兴起、演变和发展的过程”，杨国安先生也认为“宋代儒学是通过对韩愈儒学的批判完成自身的构建”，这些论述给笔者以很大的启发，看来韩愈与宋代文化的密切关系已经引起学者们的高度重视。
北宋前期士人进行儒家精神世界的重建工作，是当时政治、文化、思想的现实需要，也反映了他们的学术自觉和 “士”的社会角色意识。韩愈思想与文学的影响虽然自晚唐五代至宋初一直不绝如缕，但从儒学复兴这一高度重视韩愈作用，最终凝聚成较为强大舆论力量的，是庆历之际的孙复和石介。他们通过兴办教育扩大自己的阵营，在将儒学神圣化的同时，也给韩愈戴上神圣的光环。孙复从儒学传播的角度看：“自夫子没，诸儒学其道，得其门而入者鲜矣，唯孟轲氏、荀卿氏、扬雄氏、王通氏、韩愈氏而已。”在《信道堂记》一文中，他较为完整地阐述了自己的道学观：“吾之所谓道者，尧、舜、禹、汤、文氏、周公、孔子之道也。孟轲、荀卿、扬雄、王通、韩愈之道也。”石介完全认同孙复的看法，甚至把韩愈推到一个比孟子等人还要高的地位：“维箕子、周公、孔子、孟轲之功，吏部不为少矣。余不敢厕吏部于二大圣人之间，若箕子、孟轲、则余不敢后吏部。”这样的例子较多，《宋代韩学研究》和《韩愈集宋元传本研究》几穷尽之，此处不拟重复。但笔者要特别指出的是，庆历之际的韩愈影响是个动态正向过程，如果说之前柳开、穆修对韩文和韩愈思想的传播尚属个体行为，那么孙复、石介的传播则已进入大众传播范畴，以“民间”或“个人”论之，容易引起误解。晏殊、宋祁、欧阳修的传播虽亦似个体行为，但他们处于政治文化中心，士风所望、文风所向，毕竟有较大的影响面。因此笔者认为《新唐书》所代表官方对韩愈思想地位和文学价值的肯定，是庆历士人接受韩愈影响的必然结果，也与宋祁等人对韩文价值的认同有关。值得注意的是，官方认可一旦出现，韩愈对北宋士风塑造业已完成，宋代韩学进入新的发展期，而士风也开始有了新的变化。
随着韩文的传播，韩愈成为北宋前期士风重塑的重要范型。虽然在理论表述上，或许有人喜欢把自己的精神偶像上溯至更远古的年代，但对北宋前期士人而言，韩愈无论其身份地位，还是其所处的时代特点，都具有极强的可比性。韩愈勇于直谏、不计自身安危的诤臣本色，是他“直道不悔”政治品格最直观的体现，对庆历文人新型政治伦理的构建，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作为中唐文士的典型代表，韩愈是中国“士”从上古时期政治附属物逐渐过渡到政治主体过程中的重要环节。文人政治也可以看作“士”的政治，不过在笔者看来，“士”更是普遍存在于文人社会管理者心中的道德理想，而不仅仅是某一个特定的阶层。“犯颜直谏”虽然是中国古代政治文化中的精髓部分，渊源已久，但作为庶族文人出身的中层官员韩愈，其所作为还是伴随其文名的播扬，更容易引起士人的认同。王禹偁是宋初到庆历之际接受韩愈品格影响的过渡性人物，他实践着直道而谏的精神，三黜而不悔。这种直谏精神，经范仲淹的大力张扬，逐渐成为庆历士风最富生命力的部分，庆历士人大都有直谏之德，如韩琦、富弼、滕子京、王拱臣、张方平、苏舜钦、余靖、包拯等庆历士人，都以直谏而名动一时。晏殊对范仲淹不顾个人安危的直谏不满，范仲淹就在《上资政晏侍郎书》中援韩愈为例：“韩愈自谓有忧天下之心，繇是时政得失，或尝言之，岂所谓不知量也？”在自己遭受贬斥时，对“王章死于汉，韩愈逐诸唐”深表同情，发出“我爱古人节，皎皎明于霜”的感慨和誓言。欧阳修《上范司谏书》评价韩愈谏阳城时这样说：“人皆谓城之不谏盖有待而然，退之不识其意而妄讥。修独以为不然。”对韩愈诤臣本色的认同，反映了北宋前期大部分士人的从政道德诉求，他们并不十分看重个人官职地位，而只把职位当作实现自己政治抱负的手段。
韩愈抗颜为师、奖掖后进的师道精神，也影响了庆历士风的塑造。北宋前期之师道重振，孙复、石介的泰山书院可谓领时代风气之先。此前学者之有师者，亦颇值得注意，如种放虽为著名隐士，但儒道双修，对韩愈的古文十分赞赏，也是一个师道的实践者，《宋史》本传称他“以讲习为业，从学者众”，其学生多在北宋前期政坛、文坛发挥重要作用。师道在中唐时已大坏，韩愈抗颜为师，力矫俗风，宋初柳开曾为之作《续师说》，以张其道。至于奖掖后进，亦与师道之大行相辅相成，从北宋前期士人大量鼓励、教育后学的书信、诗歌等，即可看出此风在北宋的逐渐养成。自庆历后渐主文坛的欧阳修，更是这方面的典范。他奖掖后进，不以求同为高，形成自己独特的君子人格魅力，也显然与他早期所受到韩愈的影响有关。他在《唐石洪钟山林下集序》中写道：“石洪为处士而名重当时者，以常为韩退之称道也。唐世号处士者为不少矣，洪终始无他可称于人者，而至今其名独在人耳目，由韩文盛行于世也，而洪之所为，与韩道不同而势不相容也。然韩常叹籍、湜辈叛己而不绝之也，岂诸子驳杂，不能入于圣贤之域，而韩子区区诲诱，援而出于所溺欤？此孔孟之用心也。”可谓深得韩愈师道精神之精髓。韩愈思想的“开放”、“包容”，对构成“有容乃大”的宋学精神特质，有密切的关系，因此笔者认为刘真伦先生关于“韩学优于宋学”的说法，还有值得商榷的余地。
二、政治与文学的互动
庆历士人具有极强的参政意识，他们正是在积极的政治活动中，扩大文学创作的影响，让自己的淑世情怀和人生价值追求，在文学作品中得到淋漓尽致的表现。
关于庆历之际政治与文学的关系，马茂军先生认为，“伴随着政治斗争的展开，改革派以古文和诗歌为武器，向旧官僚旧势力发起了进攻”，庆历诸贤的作品“一扫雕章琢句，吟风弄月的西昆余习，呈现出关切时政，词章慷慨，思想深刻，议论煌煌的庆历文学新貌”。这也正是笔者所强调的士风与文风之关系。政治与文学的互动，首先值得关注的是文学内容的政治化倾向。庆历之际适宜的政治环境，使士人们迸发出极大的创作热情，积极参与朝政，使用不同的文学体裁表达这种参政热情。最常用的是朝堂奏议形式，如庆历三年（1043）为了阻止夏竦的入朝，一些志同道合的朝臣竟然连上十一道奏疏，最终使身为天子之尊的仁宗收回成命。就在这一年的三月至年底，时任谏官的欧阳修共上呈了近七十篇奏议，平均每四、五天即上一篇，表现出高度的政治热情和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庆历士人不斤斤计较于一己之得失，而是把自我价值的实现和淑世精神紧密地结合到一起，对朝廷举措表现出强烈的批判意识，不固守“不在其位，不言其政”之传统政治伦理。庆历之际涌现出的许多直言敢为之士，成为世人津津乐道的士人典型，从而使他们的文学创作能够获得更有效的传播，产生极大的社会影响。如在“景祐党议”时，尹洙的《乞坐范天章贬状》，言简意赅，铁骨铮铮，士风为之一振。欧阳修的一篇《与高司谏书》，观点鲜明、酣畅淋漓，突破一般士大夫书信常格，更是宋代古文革新之典范作品。叶梦得对石介创作《庆历圣德诗》进行批评，“岂有天子在上，方欲有为，而匹夫崛起，擅参予夺于其间乎”，虽然暗示了庆历士风的历时性及其在皇权专制下的悲剧命运，但也可反证庆历士人对传统政治伦理的突破。至于庆历后期表现作者特定思想情感的《岳阳楼记》、《醉翁亭记》和《沧浪亭记》等一批优秀的散文，也有巨大的示范意义，这样一些优秀的文学作品，构成北宋古文革新成功的基石。
政治与文学的互动，还表现在文人价值取向的改造，以及文学作品内容的时代性上。如前所述，随着士人参政意识增强，庆历士人比以往任何时候的文人都更加关注国计民安。刘挚有一句著名的表述，可以让我们看出“文人”这一概念在庆历之际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士当以器识为先。一号为文人，无足观矣。”此言并非要从根本上瓦解文人的意义，因为这在官僚、学者、和文人三位一体的宋代似不可能，所谓的“无足观”，实指那种吟风咏月、不谙政治或以不谙政治为高的文人。这种以高蹈脱俗为风尚的传统文人价值取向，在北宋初期还能找到他们的踪迹，但到了庆历年间，确实比较少见了。可以说至少在庆历之际，离开了政治文化笼罩下的生存环境，文人们很难找到自己的价值支点。他们可以在歌咏中表现出古代文人的萧散洒脱，但是这样的生活不属于庆历这个充满政治热情和革新激情的时代。政治对士人生活的渗入，使他们逐渐更喜欢选择适合表达自己主张的文体和文风，那种四平八稳、陈词滥调的“时文”，在这场与政治互动的诗文革新中，逐渐被完全摒弃或合理改造。一些碑版之文和亭台楼阁记，创作手法也渐渐摆脱了以往的程式，更多地继承了中唐古文运动的优秀成果。迁谪文学是宋代文学中的一朵奇葩，它在庆历之际的大放光彩，也与现实政治斗争有很大的联系。文人政治的渐趋成熟和复杂，使庆历迁谪文学表现出与前代不同的思想高度和艺术境界。这种受政治文化影响的文体选择与改造，为诗文革新的发展创造了良好条件。
另外，文学对政治的反作用力也值得我们重视。庆历士人在现实政治活动中，有时也采用文学手段来实现政治目的。作为公文写作的策议、奏疏，对政治产生影响自不必言，一些较为私人化的写作，也有可能对政治产生影响。比较有名的是前文提到的《四贤一不肖》诗和《庆历圣德诗》，范仲淹的“四论”和欧阳修的《朋党论》等作品，它们和当时的政治形势紧密结合。有的作品虽然没有立即形成政治影响，但是通过文人们的传播和解读，作品内蕴含的政治价值观念也会影响人们对当时政治事件的认识，从而形成一种对历史的遮蔽与重塑。关于此问题，请关注笔者专论《北宋“诗文干政”与士风》，此不赘述。
三、庆历士风与诗文革新
通过对庆历之际的政治事件和士人风节的考察，我们会发现庆历士风“和而不同”与“笃于自信”精神内核，对宋文产生巨大的影响，前者导出有容乃大的宋型文化对传统和现实文学类型的受容，丰富了文学的表现方式和内容，使诗文革新朝着健康和多样化的方向发展；后者则使宋代散文体现出强烈的创新意识和历史使命感。这两方面构成庆历文学的特质，既是北宋诗文革新运动进程中的重要成果，又推动了诗文革新最终走向成功，实现宋代文学的全面繁荣。
“和而不同”最早是孔子提出的概念，体现社会合作中的一种辩证关系，其本身既是对君子人格的认同，同时也提出了良好的合作关系类型，是构建和谐社会最重要的思想基础。庆历之际是古代文人政治的理想呈现，其最大的特质就是“和而不同”。这种“和”首先表现在皇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所遵循的原则，这与仁宗本人的政治理念和性格特征有很大的关系；其次表现在士人之间的“和”，这与士人自身对君子人格的追求有关。具体到文学而言，“和而不同”保证了文学创作队伍的多样化，为宋代文学发展留下足够的创新空间。例如石介在庆历之际是特立独行的士人，对他的为人处世、作品风格，范仲淹、欧阳修、张方平都给予不同程度的批评，但是这并没有影响到石介标举儒学复兴大旗，进行大刀阔斧的文体改革。虽然这样的改革最终证明是行不通的，但是它至少为北宋古文运动提供了一面镜子，在文学史上的作用不容忽视。石介曾和张方平过从甚密，并大力推扬过张方平，但是张方平在批评石介文学趣尚、提出自己的文学主张上，也并没有顾及老友情面。欧阳修和张方平虽然都活跃于庆历政坛，二人不仅政见不同，性格也有很大的差别。但是欧张并没有以此为嫌，苏氏兄弟入京赶考，张方平曾专门修书向欧阳修推荐这两个文学奇才，欧阳修不仅没有丝毫芥蒂，反而欣喜之情溢于言表，热情褒扬二苏，让他们“出一头地”。
“和而不同”的士风为文学发展提供了适宜的环境。士人们在共同的政治理想和文学目标下达成和谐，而所谓“不同”，正是官僚体制下古代专制社会正常发展的必要条件，有效地延缓体制惰性的产生。除此以外，“和而不同”的理念还直接促成了宋代文学的多样化发展，使人们以更宽容的心态来看待新的文学样式。中唐韩愈的一篇《毛颖传》在当时引起了巨大的争议，甚至成为士林批评的口实。虽然有同道者柳宗元的大力褒扬，但还是没有改变宋以前士人对韩愈此类文章的基本评价，如刘昫认为“若南人妄以柳宗元为罗池神，而愈撰碑以实之；李贺父名晋，不应进士，而愈为贺作《讳辨》，令举进士；又为《毛颖传》，讥戏不近人情：此文章之甚纰缪者”。而到了庆历之际，情况就发生了变化，宋祁充分肯定了韩文的创新意识和文学价值，认为“韩退之《送穷文》、《进学解》、《毛颖传》、《原道》等诸篇，皆古人意思未到，可以名家矣”。反映了宋人的开放性思维和对文学审美特征敏锐的感受力。
庆历之际的文学创作洋溢着强烈的创新意识和历史使命感，这与“笃于自信”的庆历士风密切相关。一些常见的古文文体往往自有其传统写作模式和创作方法，陈陈相因，缺乏生命力和创新力。庆历士人无论从体制上还是内容上，都作了大胆的改革尝试，体现了作者的主体人格。如范仲淹《严先生祠堂记》，本为一传统记体文，但是作者却突破记体文的常规，采取宾主相形的艺术构思、骈散相间的文字表达，将一篇不足二百字的小文，写成流传千古的巨制。清人金圣叹把这种写作方法称为“水涨船高法”，清人王符曾这样评价：“中间对偶处仍流走，有节节相声之妙。先生立朝，风度端凝，而为文亦如之。先生文章，湛深经术，而为人亦如之。字句都担斤两。”正是看出了文章与作者主体人格的统一性。范仲淹《岳阳楼记》、李觏《袁州州学记》、欧阳修《丰乐亭记》、《相州昼锦堂记》，司马光《谏院题名记》等记体文，都能突破常制，体现了庆历之际士人的文体创新意识。特别是庆历年间《醉翁亭记》、《岳阳楼记》等一批优秀散文的出现，更是突破了传统“文体本位”的文学观，把人们阅读重点逐渐引向对文学审美特质的关注，从而实现了散文革新的质变。在这种士风的影响下，此期的史论、书序等文体的创作也往往能出人意表，反映出庆历士人们的古文创作实绩。不仅在文学领域，这种笃于自信的士风特点在学术领域也有着更直接的体现，北宋一朝的学术确实在庆历之际得到培育和发展，这里面离不开政治的影响，但是更重要的是还是士人们强烈的创新意识和历史使命感使然。如翻读石介的文集，我们会感受到此翁急于重建儒家道统的心态。特别是他为《庆历圣德诗》而发布的“歌诗讚颂，乃其职业”的写作宣言，实际上代表了庆历之际士人对自己社会角色的重新定位的社会思潮。
除此之外，庆历士人赤诚以公、是非明辨的风气，也使宋文渐渐呈现出重逻辑思维、议论成分加强的特点，记体文和论兵之文表现尤为突出。大量散体化政论文的出现，适应了庆历之际现实政治的需要。所有这些，都构成了庆历诗文革新实践的重要组成部分。
四、宋文格调的形成
关于宋代散文的格调，学界成果颇丰，随着宋代文学研究的进一步繁荣，对宋文美学特征的抉发会逐渐深入。徐复观认为，“由欧阳修收其成效的古文，正通于山水画中的三远。欧本人是平远型的。曾巩则是平远中略增深远。王安石则是高远中带有深远。苏洵走的是深远一路。而苏轼、苏辙则都是在平远中加入了深远与高远”。用一个“远”字概括北宋著名古文家的美学特征，可谓是慧眼独具。
宋文的标志格调确以淡雅、清静、旷远为本色，体现了成熟文人文化对散文艺术的影响。考察宋文发展过程，宋代散文淡雅潜沉美学特征的形成，一方面缘于散文艺术家的不断探索、实践，另一方面也与文人的心态发展有密切联系。北宋经历了从台阁大臣的华丽铺张到“太学体”的古奥艰涩，由剥而复，再到仁宗后期的“复主杨大年”，宋文终于找到一个最适宜自己的表达方式，从而真正形成了一代之文学。杨国安认为，“以宋代新儒学的意识形态为基本话语，以平易自然的散体文为基本形式”的宋代新体古文，“由于深刻地契合于宋代以后的社会和文化形态，从而在今后近千年的时间内一直成为中国散文的主流形式”，可谓立论高远，给笔者以很大的启发。随着文人政治文化的形成、发展和变异，文人的自我角色定位和心态发展也深刻地影响了他们的创作，庆历士人的散文创作，也呈现出由张扬炫奇到淡雅潜沉的变化。
张方平庆历六年知贡举时，就提出“文章之变与政通”，注重文章内容和形式的统一，反对石介推崇的“太学体”，并以法律的形式强行改变文风。虽经张方平的抨击，“太学体”文风还是“放而不还”，并没有在科场彻底销声匿迹，一直到欧阳修主考的嘉祐二年，新的文风时尚才得以确立。笔者认为，嘉祐年间宋文文风的成熟与确立，固然与欧阳修利用国家机器大力校正、天才古文家的创作实践有关，同时与士风丕变也有很大的关系。“太学体”实际上也是庆历士士风在文学上的极端表现，其张扬炫奇文风之形成与当时士风互为表里，而以往的研究恰恰忽视了太学体文风的这一深层意蕴。当时有个叫何群的太学生，“嗜古学，喜激扬论议”，石介使弟子推何为学长，“群愈自克厉，著书数十篇，与人言未尝下意曲从，同舍目群为’白衣御史’”。这种“未尝下意曲从”性格下创作的文章，其文风可想而知。至于“太学体”的首倡者石介，欧阳修曾说：“其遇事发愤，作为文章，极陈古今治乱成败，以指切当时，贤愚善恶，是是非非，无所讳忌。”如水旱之灾是宋代经常面临的问题，作为地方官员往往按部就班地进行一些力所能及的荒政工作，但石介居然愤切“骂龙”：“向龙慢骂数龙罪，龙不能答满面耻。偷向上帝谗驺虞，驺虞得罪龙窃喜。欲知龙与驺虞分，仁与不仁而已矣。” “骂”尚不解气，甚至要“鞭”：“鞭石不见血，顽石云不蒸。鞭龙不至痛，六合雷不胜”、“天捉乖龙鞭见血，雷驱和气泄为霖”。其文风之张扬可见一斑。庆历之际其他士人的早期文章，也不乏这种张扬之气，如尹洙的《乞坐范天章贬状》本是一篇写给朝廷的公文，是非明白、逻辑清楚，字句之间洋溢着一股天地正气。这是一种义无反顾地抗争、凛凛不可犯的士人风节，全文二百三十余字，铮铮铁骨、掷地有声。
张扬炫奇的文风毕竟不是宋文最成熟、突出的特点，庆历之际文人士大夫们创造的理想政治图景也不过是昙花一现，文人社会的和谐转成过眼云烟。庆历以降至北宋后期，近世文人政治的痼疾开始形成并产生极坏的影响，庆历士人就站在这样一个转折点上。庆历之际宋代文风发生的转变，更多的是庆历士人在现实政治冲击和影响下心态发展的结果。宋代实行佑文政策，文人的地位不断提高，最终形成比较稳定的文人士大夫阶层。北宋文人的心态处在发展过程中，欧阳修《上范司谏书》、《与高司谏书》，苏舜钦《上京兆杜公书》、《诣匦书》、《上范希文书》等作品的出现，庆历士人意气风发的姿态在文章中开始表露无遗。其文风张扬恣肆、直抒胸臆，即使是出于贬谪时期的作品，也少有传统文人那种自怨自艾的情态，而是体现了一种全新的文人价值取向。但是庆历年间的党议，几个重大政治事件，如“争水洛城事”、“滕子京事件”，虽然使庆历士风和文人政治发挥到极致，但同时也埋下士风内部变异的种子。政治是非和人格评判的结缘，文人对自我完美人格的诉求，文人政治理想和现实斗争的冲突，以及庆历文人自身的年龄阅历的增长，都给文学创作带来深刻的变化。特别具有象征意义的是发生在庆历四年（1044）的“进奏院狱”，更是标志着士人阶层内部代表传统政治伦理的势力，对士人张扬之风的一次强力矫正。与之相对应的是，文学风尚也开始悄无声息地向另外一个方向发展，沉潜、雅致、淡远逐渐成为新的美学追求，这种新的文风，浸润着庆历之后宋人特有的冷静与凝思，它不是通过浪漫的激情迸发来言说自己的思想，而是在纡徐委备的叙述中，表达一种细腻而精巧的情感，即使是一篇以渗透着人生感悟的文艺小品，也往往不同于中唐古文家的所常有的酣畅淋漓，而是在娓娓道来中体现出宋人特有的理性和忧郁。欧阳修晚期才最终确立的“六一风神”，正是这种文风的杰出代表。
五、结语
以上笔者以庆历之际为中心，对北宋文人政治文化背景下的散文审美流变，作了一个粗略的描述。文人政治与文学、士风与文风之间，存在一定的关联当无疑义，但影响一时代之文风者，绝非士风一端，就宋代而言，庆历前之文风就明显受“选学”和“春秋学”影响，而呈现出不同风貌，前者为“时文”之常态，后者为复古之变体。欧阳修自己曾信笔写下当时文坛的发展脉络：“往时做四六者，多用古人语及广引故事，以衒博学，而不思述事不畅。近时文章变体，如苏氏父子以四六述叙，委曲精尽，不减古人。自学者变格为文，迨今三十年始得斯人，不惟持久而后获，实恐此后未有能继者尔。自古异人间出，前后参差不相待，余老矣，乃及见之，岂不为幸哉？”所谓三十年者，是从天圣末到嘉祐初这段时间，他所谈的正是由“选学”文风到嘉祐文风的转变，期间还经过了短时期的太学之风独擅科场。这样的转变有什么士风背景？实际上也是一个值得深入的问题。研究北宋士风与文风演变，人文涵养与文学发展之间的关系，宋代和谐文人社会的构建与裂变等，显然还有许多未发之覆；仅以文风之确立而论，除关乎当世之文学发展和士人心态之外，尚有一个历史选择与确认过程，亦当纳入我们的研究视野，然非此文之力所能逮，尚待时贤给予更多的关注。
附：沧浪亭记
予以罪废，无所归。扁舟吴中，始僦舍以处。时盛夏蒸燠，土居皆褊狭，不能出气，思得高爽虚辟之地，以舒所怀，不可得也。
一日过郡学 ，东顾草树郁然，崇阜广水，不类乎城中。并水得微径于杂花修竹之间。东趋数百步，有弃地，纵广合五六十寻，三向皆水也。杠之南，其地益阔，旁无民居，左右皆林木相亏蔽。访诸旧老，云钱氏有国，近戚孙承右之池馆也。坳隆胜势，遗意尚存。予爱而徘徊，遂以钱四万得之，构亭北碕，号”沧浪” 焉。前竹后水，水之阳又竹，无穷极。澄川翠干，光影会合于轩户之间，尤与风月为相宜。
予时榜小舟，幅巾以往，至则洒然忘其归。觞而浩歌，踞而仰啸，野老不至，鱼鸟共乐。形骸既适则神不烦，观听无邪则道以明;返思向之汩汩荣辱之场，日与锱铢利害相磨戛，隔此真趣，不亦鄙哉!
噫!人固动物耳。情横于内而性伏，必外寓于物而后遣。寓久则溺，以为当然;非胜是而易之，则悲而不开。惟仕宦溺人为至深。古之才哲君子，有一失而至于死者多矣，是未知所以自胜之道。予既废而获斯境，安于冲旷，不与众驱，因之复能乎内外失得之原，沃然有得，笑闵万古。尚未能忘其所寓目，用是以为胜焉!
译文
我因获罪而被贬为庶人，没有可以去的地方，乘船在吴地旅行。起初租房子住。时值盛夏非常炎热，土房子都很狭小，不能呼气，想到高爽空旷僻静的地方，来舒展心胸，没有能找到。
一天拜访学宫，向东看到草树郁郁葱葱，高高的码头宽阔的水面，不像在城里。循着水边杂花修竹掩映的小径，向东走数百步，有一块荒地，方圆约六十寻，三面都临水。小桥的南面更加开阔，旁边没有民房，四周林木环绕遮蔽，询问年老的人，说:”是吴越国王的贵戚孙承佑的废园。”从高高低低的地势上还约略可以看出当年的遗迹。我喜爱这地方，来回地走，最后用钱四万购得，在北面构筑亭子，叫”沧浪”。北面是竹南面是水，水的北面又是竹林，没有穷尽，澄澈的小河翠绿的竹子，阳光、阴影在门窗之间交错相接，尤其是在有风有月的时候更宜人美丽。
我常常乘着小船，穿着轻便的衣服到亭上游玩，到了亭上就率性玩乐忘记回去，或把酒赋诗，或仰天长啸，即使是隐士也不来这里，只与鱼、鸟同乐。形体已然安适，神思中就没有了烦恼;所听所闻都是至纯的，如此人生的道理就明了了。回过头来反思以前的名利场，每天与细小的利害得失相计较，同这样的情趣相比较，不是太庸俗了吗!
唉!人本来会受外物影响而感动。情感充塞在内心而性情压抑，一定要借外物来排遣，停留时间久了就沉溺，认为当然;不超越这而换一种心境，那么悲愁就化解不开。只有仕宦之途、名利之场最容易使人陷入其中，自古以来，不知有多少有才有德之士因政治上的失意忧闷致死，都是因为没有悟出主宰自己、超越自我的方法。我虽已经被贬却获得这样的胜境，安于冲淡旷远，不与众人一道钻营，因此又能够使我的内心和形体找到根本，心有所得，笑悯万古。尚且没有忘记内心的主宰，自认为已经超脱了。
《醉翁亭记》 [北宋]欧阳修
环滁皆山也。其西南诸峰，林壑尤美。望之蔚然而深秀者，琅琊也。山行六七里，渐闻水声潺潺，而泄出于两峰之间者，酿泉也。峰回路转，有亭翼然临于泉上者，醉翁亭也。作亭者谁？山之僧智仙也。名之者谁？太守自谓也。太守与客来饮于此，饮少辄醉，而年又最高，故自号曰“醉翁”也。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间也。山水之乐，得之心而寓之酒也。
若夫日出而林霏开，云归而岩穴暝，晦明变化者，山间之朝暮也。野芳发而幽香，佳木秀而繁阴，风霜高洁，水落而石出者，山间之四时也。朝而往，暮而归，四时之景不同，而乐亦无穷也。
至于负者歌于途，行者休于树，前者呼，后者应，伛偻提携，往来而不绝者，滁人游也。临溪而渔，溪深而鱼肥；酿泉为酒，泉香而酒冽；山肴野蔌，杂然而前陈者，太守宴也。宴酣之乐，非丝非竹，射者中，弈者胜，觥筹交错，坐起而喧哗者，众宾欢也。苍然白发，颓然乎其间者，太守醉也。
已而夕阳在山，人影散乱，太守归而宾客从也。树林阴翳，鸣声上下，游人去而禽鸟乐也。然而禽鸟知山林之乐，而不知人之乐；人知从太守游而乐，而不知太守之乐其乐也。醉能同其乐，醒能述其文者，太守也。太守谓谁？庐陵欧阳修也。
[赏析]
宋仁宗庆历五年(一○四五)，参加政事范仲淹等人遭谗离职，欧阳修上疏替他们分辩，被贬到滁州做了两年知州。到任以后，他内心抑郁，但还能发挥“宽简而不扰”的作风，取得了某些政绩。《醉翁亭记》就写在这个时期。文章描写了滁州一带自然景物的幽深秀美，滁州百姓和平宁静的生活，特别是作者在山林中游赏宴饮的乐趣。全文贯穿一个“乐”字，其中则包含着比较复杂曲折的内容。一则暗示出一个封建地方长官能“与民同乐”的情怀，一则在寄情山水背后隐藏着难言的苦衷。正当四十岁的盛年却自号“醉翁”，而且经常出游，加上他那“饮少辄醉”、“颓然乎其间”的种种表现，都表明欧阳修是借山水之乐来排谴谪居生活的苦闷。
本文是山水游记，但抒情气氛很浓。作者的欣慰和悲苦都含蓄地蕴藏在风景的描绘和气氛的渲染当中。为了增强风神情韵，通篇采取说明句式，共用二十一个“也”字，造成一种从容婉转的咏叹句调。在写景和叙事上，文章写得既明晰简洁，又丰满生动，勾划了一幅色泽鲜明、声态毕现的图画。它的层次利落分明，自远而近，由大及小，在疏朗的背景中鲜明地突出醉翁亭和作者的中心位置。至于语言的概括准确，自然流畅，多用排偶而不失于板滞，以及音节的响亮和谐等，都显示了作者驾驭语言的高度技巧和特殊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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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散文和骈文简介
宋代的散文和骈文，继承唐代的优良传统而发展，进一步丰富了写作技巧，增强了抒情和表现的能力，有着突出的成就和显著的特色。
从开国到宋仁宗时期，散文家们举着韩愈、柳宗元的旗帜，柳开、穆修、尹洙、石介等人大力提倡古文，对西昆体侈丽浮华的文风进行了抨击。但创作上还不大成熟。欧阳修是宋代散文的奠基者。他以丰富的创作实践揭开了中国散文发展史上新的一页。他的散文平易畅达、从容婉转，笔端饱含着充沛、真挚的感情。和唐代散文相比，宋代散文增强了抒情性。形象性和抒情性的完美结合使得欧阳修的散文具有鲜明的个性和醇厚的诗意，成为反对当时流行的时文的最好典范。在理论上，他较好地解决了文和道的关系，认为文章必须“明道”，文和道既有联系，又有区别。这些观点有利于散文的发展。同时，由于他担任朝廷要职，在政治上和文坛都有声望和影响，周围团结了一大批作家。在著名的唐宋八大家宋代的六家中，除他之外的五家，都和他有师承关系。所以，他领导诗文革新运动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开启了一代文风。
北宋后期，散文的发展出现了黄金时代。三苏、曾巩、王安石、陈师道、黄庭坚等人沿着欧阳修开辟的道路阔步前进。特别是苏轼的散文，各种体裁俱备。谈史议政的文章纵横驰骋，气势磅礴；叙事记游的散文既充满诗情画意，又深含理趣。著名的《赤壁赋》等成为千古传诵的名篇。他的创作有力地推动了散文的发展。
南宋时期散文作品大都是在激烈的民族斗争中有感而发。李纲、岳飞、胡铨 [quán] 、辛弃疾、陆游、陈亮、叶适直至文天祥、谢翱 [áo] 等人，在作品中抒发了激昂悲愤的爱国主义思想感情。“道”与“文”、内容与形式、思想和艺术结合得密切而完美。所以，南宋虽以散文名家的作者不多，但作品的水平一般都比较高。
宋代的笔记文很发达，尤其是史料笔记作品多，价值高。这是因为宋代的文学家、史学家不少都是朝廷重臣，他们常用笔记记叙本朝的轶事和掌故，而所记又多为亲身经历或见闻。著名的作品有司马光的《涑 [sù]水纪问》、欧阳修的《归田录》、苏轼的《东坡志林》、赵令畤[ zhì ]的《侯鲭 [qīng] 录》、朱弁 [biàn] 的《曲洧 [wěi] 归闻》、邵伯温的《邵氏闻见录》、岳珂的《桯[tīng]史》、陆游的《老学庵笔记》、罗大经的《鹤林玉露》、孟元志的《东京梦华录》、周密的《武林旧事》、沈括的《梦溪笔谈》、洪迈的《容斋随笔》等。
宋代的骈文经欧阳修倡导的诗文革新运动，也有很大的改革。主要是以古文之气势，运骈文之词句，促使骈文散文化。到了北、南宋之交，骈文渐渐打破四、六格式，多用长句，形成了宋代骈文最突出的特点。南宋后期的骈文写得流丽精当，不用古律，有的还用骈文叙事，语言浑然天成。
宋代笔记文
笔记文是一种随笔记录的文体。笔记文始于魏晋，盛于宋，包括史料笔记、考据笔记和笔记小说。 宋代的文学家、史学家不少是朝廷大臣，他们常用笔记记叙本朝的轶事和掌故。而所记又多是他们亲身经历或所见所闻。所以，宋代的史料笔记比较发达，所载史料一般都比较可靠。 宋初的五代旧臣记叙唐五代故事的，有郑文宝的《南唐近事》、《江南余载》，张洎的《贾氏谈录》，钱易的《南部新书》等。
进入宋朝以后，有司马光的《涑水纪闻》，杂录了从宋太祖到宋神宗这一历史时期的国家政事。欧阳修的《归田录》，记述了朝廷遗事、职官制度、社会风尚和士大夫的趣事轶闻。王辟之的《渑水燕谈录》分17个门类，记述哲宗绍圣以前的轶闻杂事。赵令畤的《侯鲭录》，诠释名物、习俗、方言、典故，也有诗词创作、文人交往方面的内容。其他还有苏轼的《东坡志林》、彭乘的《墨客挥犀》、范镇的《东斋记事》、张耒的《明道杂志》、王君玉的《国老谈苑》等。
南渡以后，不少笔记追述北宋的旧闻，如朱弁的《曲洧 [wěi] 旧闻》、邵伯温的《邵氏闻见录》等。记载南宋朝政得失的有叶绍翁的《四朝闻见录》、岳珂的《桯史》、王明清的《挥麈录》等。张端义的《贵耳集》、陆游的《老学庵笔记》、周密的《齐东野语》、罗大经的《鹤林玉露》等都是南宋有名的笔记。其中有很多关于文学的记述和评论。孟元老的《东京梦华录》、吴自牧的《梦粱录》、周密的《武林旧事》记载了都市的繁荣及生活习尚。
考据笔记最有名的要数沈括的《梦溪笔谈》，从故事、考证以至器用、技艺，涉及面极广。洪迈的《容斋随笔》、王应麟的《困学纪闻》、吴曾的《能改斋漫录》、黄朝英的《靖康缃素杂记》都是考据与记事间杂、多有可取的笔记。
笔记小说有洪迈的《夷坚志》、吴淑的《江淮异人录》等，保存了不少小说史料。
宋代志怪与传奇
宋代的文言小说，是六朝志怪和唐代传奇的余波。从总的方面来看，思想和艺术的成就不如唐传奇。其特点是专集多，单篇少。 宋代志怪与传奇较早的都收在《太平广记》中。这部类书是北宋初年朝廷组织大臣文士编纂的，共500卷。保存了大量的野史、小说、传记。其后辑录的专集有徐铉的《稽神录》、吴淑的《江淮异人传》、刘斧的《青琐高议》、皇都风月主人的《绿窗新话》、张君房的《乘异记》、张师正的《括异记》、秦再思的《洛中纪异》、毕仲询的《幕府燕闲录》（仅存残帙）、洪迈的《夷坚志》等。大都是记诡异，谈巫鬼，讲图谶灵验、因果报应等方面的内容。有的记述了多方面的生活现象，可以反映当时社会的某些侧面。
单篇传奇从题材内容来看，大致分两类：
一类揭露封建帝王奢侈荒淫和昏庸腐败的。主要是写汉成帝、隋炀帝、唐玄宗和宋徽宗。如秦醇的《赵飞燕外传》，通过赵飞燕和昭仪受汉成帝宠爱的故事，揭露封建统治者的荒淫和残暴。托名颜师古的（《隋遗录》（又名《南部烟花录》、《大业拾遗记》）和无名氏的《海山记》、《迷楼记》、《开河记》，记述隋炀帝开运河、游江都、造迷楼、修西苑等暴虐荒恣的罪恶。乐史的《杨太真外传》、秦醇的《梅妃传》暴露了唐玄宗的骄奢淫逸。无名氏的《李师师外传》则写宋徽宗的纵情逸乐。
另一类是写爱情故事和表现妓女生活的。秦醇的《谭意歌传》写谭意歌和张正字曲折的爱情故事。结构和描写明显地受唐传奇《霍小玉传》的影响，但以团圆结束。张实的《流红记》，根据唐代“红叶题诗”典故渲染成篇。写书生于祐在宫墙外御沟中拣得一片红叶，上有宫女题诗，后来得此宫女为妻的故事。柳师尹的《王幼玉记》写王幼玉流落风尘，爱上柳富后一往情深。经过种种曲折，最后忧郁而死。这些作品里的妓女大多是歌颂对象，作者总是赋予她们多才多艺、貌美多姿、感情真挚等美好的外貌、性格和感情，在她们身上倾注着同情。具有对历史和现实的批判意义。
宋代的志怪和传奇，由于理学的盛行，多含有劝诫、说教的因素；又由于统治者迷信神仙方术，使其具有封建迷信的色彩。再加之作者脱离现实生活，往往模拟前人。所以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说：“宋一代文人之为志怪，既平实而乏文采，其传奇，又多托往事而避近闻，拟古且远不逮，更无独创之言矣。”当然，作为一代小说作品，对以后的元、明、清三代的小说、戏曲，还是起到了不小的作用。
三、宋文
（一）王禹偁文
1．作者简介，见前宋诗部分第（一）“王禹偁诗”
2．艺术特色
（1）王禹偁反对五代浮靡的文风，提倡文学韩愈、柳宗元；
（2）其散文风格清丽疏朗，言之有物，在宋初文坛上独树一帜；
（3）他的议论文和叙事文继承了韩、柳的传统而文字较为平易，显示出一种新文风的征兆。
3．文集 《小畜集》、《小畜外集》，作品合编
4．名篇赏析
（1）《待漏院记》
①本文写作当在宋太宗淳化初年，作者兼任大理寺判官的时期。
②古代百官早晨在殿廷外等待朝见皇帝时休息的地方曰待漏院。漏，漏刻，古以计时，此指时刻。宋朝汴京（今河南省开封市）的待漏院，据朱彧的《萍洲可谈》卷一说：“在皇城外仗舍（仪仗警卫处）。”
③本篇用正反对比手法，箴规宰相必须勤政安民，公正无私，使天下臻于治平，人民生活康泰，而不应私心用事，谄君固位，以败乱国政，或窃位苟禄，庸碌无为。辞气严正，文体骈、散相杂，笔致细密。
（2）《唐河店妪传》
①宋太宗端拱元年，辽（契丹）军大举南进，占领唐河以北诸州，唐河一带成为辽军经常出没、骚扰的地区。端拱二年，作者曾上书皇帝陈述备边之策。后又写了这篇《唐河店妪传》。
②本文描述了唐河店妪的机智、勇敢，藉以说明边地人民“习战斗而不畏懦”，是勇于杀敌守土的，抗辽战争之所以失败，在于政府军事措施之不当。
③唐河，即泸水，源出山西省浑源县，流经河北省唐县，谓之唐河。唐河店，唐河附近的小市集。
（二）范仲淹文
1．作者简介，见前宋词部分第（一）“范仲淹词”
2．艺术特色 范仲淹的文章注重反映社会现实，风格质朴醇正。
3．文集 《范文正公集》，作品合编
4．名篇赏析 《岳阳楼记》
（1）本文作于宋仁宗庆历六年，作者时遭贬知邓州（治所在今河南省邓县）。岳阳楼，在今湖南省岳阳市。王象之《舆地纪胜·岳州》引《岳阳风土记》：“岳阳楼，城西门楼也。下瞰洞庭，景物宽广。”自唐代建成以来，即负盛名，为历代才士登临赋咏之所。
（2）篇中通过写景以抒情，又转而言志，颇具匠心。最后提出“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表现出作者积极有为的抱负与忧国忧民的思想。作者的忧、乐有其特定的阶级属性，但在自身正“处江湖之远”的境地中，仍能坚持进步理想，则是可贵的。
（3）文体亦骈亦散，用骈语描绘，以散文论叙，偶亦用韵，自成一格。
（三）欧阳修文
1．作者简介，见前宋词部分第（四）“欧阳修词”
2．艺术特色
（1）欧阳修为文以韩愈为宗，大力反对浮靡的时文，倡导有内容的古文。所作多议论当世事，切中时弊。
（2）文笔纡徐委曲，条达疏畅。叙事简括有法，议论纡徐有致，章法曲折变化。
（3）立论富于现实意义，感情饱满。无论状物写景，叙事怀人，都显得摇曳生姿。风格清新，具有较强的感人力量。
（4）语言明白易晓。语句圆融轻快，略无滞涩窘迫之感，语气轻重和声调和谐。
3．文集《欧阳文忠公集》，作品合编
4．名篇赏析
（1）《五代史伶官传序》
①《五代史记》（即《新五代史》）七十四卷，欧阳修撰。这是其中《伶官传》的序文。《伶官传》记载后唐庄宗宠车的伶官景进、史彦琼、郭门高等败政乱国的史实。
②这篇文章是把“庄宗之所以得天下与其所以失之者”作为教训，说明“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祸患常积于忽微，而智勇多困于所溺”，指出一个王朝的盛衰兴亡主要决定于人事，在当时历史条件下，有其进步意义。
③本文文笔抑扬低昂，感叹盛衰，发人深省。
（2）《秋声赋》本文作于宋仁宗嘉佑四年
①文章以秋声发端，描绘暮秋山川寂寥、草木零落的萧条景象，极渲染之能事。
②篇中抒写作者对于因人事忧劳，形神日渐衰老的悲感，表现作者深受老、庄一派思想的影响。
③作为赋来说，这是以散文为主，杂以骈偶、韵语的变体，别称为文赋，形成宋朝赋体的一种特色。
5．文论 欧阳修的文论主张主要体现在“文”与“道”的关系上，他提出了“道胜文至”与“事信言文”的观点。具体内容为：
（1）他把道的内容，也就是把文的内容同时代社会现实联系起来，强调实践意义与能为人们所接受的重要性。
（2）欧阳修认为文学必须反映现实，针砭时弊，积极发挥它的社会作用。
（3）欧阳修重道也重文 他强调“道胜”，但终于还是要落实到“文至”上去。他把内容的真实、关系的重大和艺术优美紧密地结合起来，认为真能流传广远的作品，三者不可缺一。
6．唐宋八大家 指唐宋时期八位著名的散文名家。即唐代的韩愈、柳宗元；宋代的欧阳修、苏轼、苏询、苏辙、曾巩、王安石。
（四）苏洵文
1．简介 苏洵，字明允，眉州眉山（今四川省眉山县）人。宋仁宗庆历七年，举进士及茂才异等，皆不中，归而尽焚前所为文，闭户读书，遂通六经、百家之说。嘉佑初，重游京师，因欧阳修的荐举，除秘书省校书郎，后为霸州文安县（今河北省文安县）主簿，预纂《太常因革礼》，书成而卒。
2．艺术特色 苏洵对《孟子》和《战国策》深有研究，文章纵厉雄奇，风格雄壮俊伟，尤长于策论。
3．文集 《嘉佑集》
4．名篇赏析 《六国论》
（1）嘉佑元年，作者再至京师，翰林学士欧阳修上其所著《几策》、《权书》、《衡论》二十二篇于仁宗，本文即《权书》十篇之一。
（2）文中申述六国破灭，弊在赂秦，意在借古喻今，对于宋代统治者自真宗景德元年 “澶渊之盟”以来对辽国、西夏岁输银绢，屈辱妥协的政策，进行讽诫。中段为六国划策，也正是对当局的委婉进说。文中以封谋臣、礼奇才作对敌上策，虽有局限，但突出为国者不应以赂敌求苟安，要力图自强，勿为敌人积威所劫，则有强烈的现实意义。
（3）文笔纵横恣肆，造语古劲简切，表现出作者政论文的特有风格。
（五）曾巩文
1．简介 曾巩，字子固，建昌南丰（今江西省南丰县）人。宋仁宗嘉佑二年进士。通判越州（治所在今浙江省绍兴市），知齐州（治所在今山东省济南市）、福州（今福建省福州市），均有政声。官至中书舍人。
2．艺术特色
（1）巩深于儒术，文章温醇典重，雍容平易，能穷尽事理，得欧阳修称赏，欧阳修门下士中，曾巩风格与欧阳修最为相近。
（2）其文章长于议论，议论委曲周详，文字简练平正，结构严谨而舒缓。
3．文集 《元丰类稿》
4．名篇赏析
（1）《战国策目录序》
①本文主要在驳斥刘向《战国策书录》中所论该书是“战国之谋士，度时君之所能行，不得不然”一点，进而阐说儒家所尊先王之道的因时适变，无疵无弊，远胜于游士之说。
②所论法以适变、道以立本和批判战国游士的尚诈、言战等处，虽不无是处，但篇中盛称“先王之道”；对《战国策》一书，意在放绝，都反映出作者的偏见。
③文章谨严明洁，考窍精详。作者对古书的认识，于此可见一斑。
（2）《墨池记》
①本篇借墨池故迹，指出王羲之书法的达于精妙的境界，是“以精力自致”，并非出于“天成”。因而推明学之不可以少，要深造道德，尤其不可废学。
②全文借事立论，小题短篇，而开拓深宏，多作诘间唱叹，笔调委婉有致，可见出曾文特色。
（六）司马光文
1．简介 司马光，字君实，陕州夏县（今山西省闻喜县）人。宋仁宗宝元元年进士。历知谏院、翰林学士。以反对王安石新法，出知永兴军（治所在今陕西省西安市）。后退居洛阳多年，主编《资治通鉴》。宋哲宗初年为相，起用旧党，尽废新法。卒赠太师、温国公，谧文正。
2．艺术特色 司马光为文记叙周详，词句简练、通畅。
3．文集 《司马文正公集》（亦题作《独乐园集》、《传家集》）
4．名篇赏析 《肥水之战》本文选自《资治通鉴》卷一〇四～—〇五。所叙为有关东晋、前秦存亡的关键性的战争，是历史上以少胜多、以弱胜强的著名战役之一。《资治通鉴》全书二百九十四卷，又《考异》、《目录》各三十卷，总计三百余万字。由司马光负责总撰，刘邠、刘恕、范祖禹等助编，历时凡十九年始定稿。取材广博，组织谨严，语言文字如出一人之手。书名《资治通鉴》，乃以历史上的得失作为鉴戒来加强统治的意思。肥水，一作“淝水”，源出安徽省合肥市附近紫蓬山，西北流经寿县入淮河。肥水之战就发生在寿县的肥水上。
（七）王安石文
1．作者简介，见前宋词部分第（七）“王安石词”
2．艺术特色
（1）他的文学观点以重道崇经为指导思想，重视文学的实际功用。
（2）他的散文论点鲜明，逻辑谨严，辨理深透，笔力雄健，语言简练，极峭拔、奇崛之致。
3．文集 《临川集》，作品合编
4．名篇赏析 《本朝百年无事劄子》
（1）《续资治通鉴》卷六十六载宋神宗熙宁元年四月：“诏翰林学士王安石越次入对。帝问为治所先。对曰：’择术为先。’又问安石：’祖宗守天下，能百年无大变，粗致太平，以何道也?，安石退而书奏。”所奏即此文。
（2）文中主要阐述仁宗在位四十一年间政治措施的得失。其指陈时弊，深中肯綮，已体现王氏的变法思想。全文纲举目张，组织严密，这也充分显出作者政论文的特色。宋朝自太祖建隆元年建国至此为一百零九年。此举成数。劄子，即札子，上皇帝的奏章。
（八）苏轼文
1．作者简介，见前宋词部分第（八）“苏轼词” 2．艺术特色
（1）苏轼散文气势雄放，语言平易自然。与欧阳修并称“欧、苏”。
（2）苏轼的散文呈现出多姿多彩的艺术风貌。
①他擅长写议论文，史论有较浓的纵横家习气；
②其杂说、书札和序跋等，善于翻新出奇，形式更为活泼，议论更为生动，往往夹叙夹议，兼带抒情；
③叙事记游之文，叙事、抒情、议论三种功能结合得水乳交融；
④小品文以短小精悍著称，当行即行，当止即止，很少有芜词累句。
3．文集 《苏东坡集》，作品合编
4．名篇赏析 《赤壁赋》（前、后两篇）
（1）两篇《赤壁赋》都是宋神宗元丰五年苏轼在黄州贬所之作。前篇通过主客问答，议论风生，表现出主人公胸襟旷达，不以得失为怀。给他这种精神作支柱的是“物与我皆无尽”、“造物者无尽藏”的观点。
（2）后篇以记游为主，取景仍不外秋江、夜月，而以客为陪衬，但描写的着重点和表现的情趣与前篇都有所区别，更多流露出遗弃尘世的思想。
5．文论
（1）文理自然 注重文艺的自然本质，讲求创作的自然天成，是苏轼文艺思想是否突出的方面。就文而言，反对务奇求深和雕琢经营，要求行文自然。
（2）创作论 苏轼认为创作的实现是道与艺的结合。将“道”与“艺”关系转化为实际创作时的“心”、“手”关系。在艺术思维的过程中，外界的客观物象转化为主体心中的审美形象和意象。并最终表现为物态化的图画和语言文字。
（3）形神理论 前人的“传神”的美学思想在苏轼的立论中得到了发挥。他从诗与画得共通规律入手，探讨形似与神似的关系，强调艺术地表现客观对象时，要“得其意思所在”。
（九）苏辙文
1．简介 苏辙，字子由，眉山（今四川省眉山县）人。十九岁考取进士。官至尚书右丞、门下侍郎。晚年居颖川（今河南省许昌市），自号颖滨遗老。在政治上他反对王安石的新法。文章与父洵、兄轼齐名，并称“三苏”。
2．艺术特色 文章风格委曲明畅，很有气度。
3．文集《栾城集》，作品合编 4．名篇赏析
（1）《上枢密韩太尉书》
①此为宋仁宗嘉佑二年，苏辙考取进士后，上枢密使韩琦书。（据孙汝听《苏颖滨年表》）韩琦，字稚圭，安阳（今河南省安阳市）人。为当时名臣，宫至宰相。枢密使，执掌全国兵权，职位等于汉、唐时太尉，故称。
②本篇着重表示仰慕求见之忱，阐明作为一个文章家，其本身的胸襟修养、生活经历，和文章风格有着必然的联系，具有独到的见解。文亦疏荡有奇气。
（2）《黄州快哉亭记》
①本文作于宋神宗元丰六年。时苏辙谪监筠州（治所在今江西省高安县）盐酒税。
②篇中极写形胜与览古之快，以抒发其不以得失为怀的开朗心境。
③文章雄放而有风致，笔势纡徐而条畅。
（十）李清照文
1．作者简介，见前宋词部份第十三“李清照词”
2．文集 今人辑有《李清照集》（中华书局编校本），作品合编
3．名篇赏析 《金石录后序》
（1）《金石录》，李清照的丈夫赵明诚撰，著录所藏三代至隋、唐、五代金石拓本二千种，为目录十卷、辨证二十卷，跋五○二篇。
（2）这篇后序追叙他们夫妇一生辛勤积聚的图书古器，在大变乱中散失的经过，作者生平志趣及其不幸遭遇于此可以概见。同时也反映出在金人威胁下，南宋统治者束手无策、仓皇奔逃所形成的社会紊乱面貌。
（十一）胡铨文
1．简介 胡铨，字邦衡，号澹庵，庐陵（今江西省吉安市）人。宋高宗建炎二年进士。为枢密院编修官。以上书反对与金议和，忤秦桧，除名编管新州（治所在今广东省新兴县），移谪吉阳军（治所在今广东省崖县），前后达二十年。宋孝宗时复起用，后官至兵部侍郎，端明殿学士。力主恢复失地，始终如一。
2．艺术特色胡铨所作多政论文，以吁请抗敌、谋划复国大计为主要内容。气势磅礴，言辞恳切。
3．文集 《澹庵文集》
4．名篇赏析 《戊午上高宗封事》
（1）宋高宗赵构绍兴八年（岁次戌午）宋、金和议垂成之际，作者上书，极力反对向金人屈膝投降，请求斩王伦、秦桧、孙近三人头，并羁留金使，兴师问罪。辞意激切，表现出坚强的民族气节与战斗精神。据史传记载，此书一出，到处传诵。
（2）杨万里《胡忠简公文集序》：“绍兴戌午，高宗皇帝以显仁皇太后（高宗生母）驾未返，不得已以大事小，屈尊和戎。先生上书力争，至乞斩宰相，在廷大惊。金虏闻之，募其书千金，三日得之，君臣夺气。”封事，密封的奏章。蔡邕《被收时表》：“每有灾异，辄令百官上封事。”
（十二）陆游文
1．作者简介，见前宋词部分第（十七）“陆游词”
2．艺术特色 陆游多写游记小品文和笔记散文，内容生动有趣，形式灵活，语言清丽。
3．文集 《渭南文集》，作品合编
4．名篇赏析 《跋李庄简公家书》
（1）李光字泰发，上虞（今浙江省上虞县）人。宋徽宗崇宁五年进士。宋高宗时宫至吏部尚书、参知政事，以不满秦桧“盗弄国权，怀奸误国”，愤而去职。后来受到秦党的陷害，一再贬谪，远徙海南，十一年始放还。卒谧庄简。有《庄简集》。今集中家书有《示孙文》一篇可资参考。
（2）本文寥寥数语，刻画李光刚毅不屈的气概，神情如画。跋，是宋朝新起的文章样式之一，体例与书后相似。
（十三）陈亮文
1．作者简介，见前宋词部分第（十九）“陈亮词”
2．艺术特色 陈亮的散文以政论文为主，往往气势雄伟，见解深刻，笔锋犀利。
3．文集《龙川文集》，作品合编
4．名篇赏析 《上孝宗皇帝第一书》
（1）宋孝宗淳熙五年，陈亮至京师连上皇帝三书，朝廷为之震动。此为第一书。
（2）全文长达四千五百余言，规模宏大，脉络贯通，引证博洽，语气激昂，强烈地表现出作者要求奋发图强、恢复中原的爱国思想。
（3）文中指出天命人心不可恃以为常，反对儒士们安于君父之雠，低头拱手以谈性命，语极精当。
（4）作者所谓中原秉天地正气，吴、蜀秉偏气，以及“天道六十年一变”等等，都是唯心之论，但在当时却具有一定的鼓舞作用。
（十四）朱熹文
1．简介 朱熹，字元晦，一字仲晦，号晦庵，别称紫阳，徽州婺源（今江西省婺源县）人。宋高宗绍兴十八年进士。历知南康军、秘阁修撰、宝文阁待制。他是南宋著名的理学家，一生讲学不倦。世称朱文公。
2．艺术特色 为文以穷理致用为主，反对浮华无实，语言简洁、明白。
3．文集 《朱文公文集》（亦称《晦庵集》）
4．名篇赏析 《诗集传序》
（1）《诗集传》二十卷（后人并为八卷），朱熹撰，是宋以后《诗经》的重要注本之一。内容杂采诸家之说，解释各篇题旨，出以己见，不用传统的《诗序》（指小序）。
（2）这篇序简括地说明了诗的所以产生，《诗经》的教育意义，风、雅、颂内容体制上的区别及其流变，以及学诗的大旨。还可以看出，作者从维护封建伦理的观点出发，十分强调《诗经》对于修身、治国的政治作用。
5．文论及影响
（1）文学主张 朱熹主张文道一贯，但把道放在首位。他明确地强调道是第一性的，道是根本，而文不过是辅助手段而已。但并不认为文与道是毫不相干的，他曾说：“道者，文之根本。文者，道之枝叶。”文与道是相统一的。
（2）文论影响 朱熹的文论对南宋的古文创作有深刻的影响。
①散文被置于理学的规范之下，文成为从属于道的表现工具。这妨碍了作家对艺术作深入的研究，并导致了一些粗糙鄙俚的语录体散文的产生。
②朱熹又没有完全抹煞文学的价值，仍然为文学在理学思想的支配下保留了一席之地。
（十五 ）文天祥文
1．作者简介，见前宋词部分第（二十五）“文天祥词”
2．艺术特色 文天祥后期的文章主要写时事，抒发爱国之情，表现出了坚贞的民族气节和昂扬的斗争意志，慷慨悲壮，感人至深。
3．文集 《文山先生全集》，作品合编
4．名篇赏析 《指南录后序》
（1）《指南录》诗四卷，为文天祥自编诗集，编次了他出使元营，被扣押北行和中途脱险，颠沛流离，到达福州这一历程的作品。卷首有自序二篇。
（2）此为《后序》，追叙其抗辞犯敌、九死一生的历险经过，表明作者守义不屈、艰苦奋哄的爱国精神，始终不渝。
（十六）谢翱文
1．简介谢翱，字皋羽，自号晞发子，原籍长溪（今福建省霞浦县），迁居浦城（今福建省浦城县）。试进士不中，落魄漳、泉二州（今福建省漳州市及泉州市），倜傥有大节。元军南下时，曾参文天祥戎幕，任咨议参军。宋亡不仕，漫游两浙山水以终。 所作诗沉郁悲愤，为南宋一家。
2．艺术特色 谢翱文章接近柳宗元，长于记叙。情文并茂，艺术感染力很强。
3．文集 《晞发集》，作品合编
4．名篇赏析 《登西台恸哭记》 元世祖至元二十七年，南宋遗民谢翱为悼念故丞相文天祥殉国而作。为了避免元朝统治者的文纲，故词语多隐蔽。张丁《登西台恸哭记注》谓：“若其恸西台，则恸乎丞相也；恸丞相，则恸乎宋之三百年也。”西台，在浙江省桐庐县西富春山，与东台对峙，相传为汉朝隐士严光钓鱼之所，亦称钓台。
（十七）林景熙文
1．简介 林景熙，字德旸，号霁山，平阳（今浙江省平阳县）人。曾住泉州（治所在今福建省泉州市）教授、礼部架阁等职。宋亡不仕，隐居家乡，教授生徒。生平以文章风节著称于时。
2．艺术特色 林景熙的文章多托物述志，风格朴质自然，不事雕绘。一起在一起3．文集 《霁山先生集》
4．名篇赏析 《蜃说》
（1）李时珍《本草纲目·鳞部》载“蛟之属有蜃”，“能吁气成楼台城郭之状，将雨即见，名蜃楼，亦曰海市”。按蜃楼是在海边或沙漠中所见远方景物的倒影，乃空气疏密不同光线折射而起的一种自然现象。古人误以为蜃吐气。
（2）本文作于宋亡后约十年，似在记异，实借此以抒发国家兴亡的感慨。
北宋诗文革新运动是指北宋继唐代古文运动之后兴起的，旨在反对西昆体文风的文学运动。早在唐代中叶，韩愈、柳宗元就针对六朝以来骈文中的形式主义和浮华轻靡的文风，倡导了古文运动、到了晚唐五代，内容空洞的骈文又泛滥起来。
宋初的文坛，以杨亿为代表的西昆体风行了半个世纪。一批具有进步思想倾向的文人如王禹偁、柳开、尹洙、石介等，勇敢地举起了唐代古文运动的旗帜，提倡韩柳散文，为革除五代旧习、击败西昆体浮华的文风进行了斗争。 真正领导北宋诗文革新运动取得决定性胜利的是欧阳修。因为这场运动是适应当时进步的政治改革的要求兴起的，欧阳修既有理论上的杰出建树，又以大量的优秀创作影响着、带动着一代文学创作。他能够站在时代的高度，对韩愈的理论和实践作具体分析，吸收其好的一面、摒弃其不好的一面。他正确地解决了文与道的关系，确立了文道并重、道先文后的写作原则。一方面继承了文以载道的传统，另一方面纠正了柳开、石介等人文道混为一谈的偏向，廓清了西昆体造成的空洞无物、形式主义的流弊，引导诗文革新运动沿着正确的轨道发展。
作为北宋文坛的一代宗师，欧阳修的周围团结了一大批文学家。在几十年的仕宦生涯和文学活动中，他对后起的古文家热心提携，其中包括苏洵、苏轼、苏辙父子和王安石、曾巩等著名的散文家和诗人。他们和欧阳修一起，用大量的丰富多彩的作品，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把诗文革新运动推向了一个全盛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