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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花鸟画在中国绘画史上树立了一座难以逾越的高峰，其写实性之精微令人叹为观止。
宋徽宗赵佶时代的画院将这种写实追求推向极致，据邓椿《画继》记载，画院曾以“形似”为最高准则，甚至对月季花在不同季节、不同时辰的形态变化都有严格考量。
宋 赵佶 柳鸦芦雁图 34cm×223.2cm 绢本设色 上海博物馆藏
现存徽宗画派的册页作品中，那种近乎苛刻的秩序感与精确性，印证了邓椿所述“皆极一时之选”的艺术水准。这种对自然物象近乎科学的观察与再现，使宋代花鸟画达到了中国绘画写实传统的巅峰状态。
从技法层面看，宋代花鸟画以双钩重染法追求“几乎不见墨迹”的逼真效果，形成了独特的视觉语言。穷款、隐款、藏款的普遍使用，使画面更加纯粹地服务于物象再现。
佚名 荷塘双鹅图 绢本设色 74cm×67cm 故宫博物院藏
画家们发展出一套系统的观察方法：“孔雀升高，必先举左”的细节把握，“远望其势，近观其质”的观赏方式，都体现了对自然规律的深刻理解。
这种写实传统并非宋代独创，五代黄筌《写生珍禽图》中那些造型精准的禽鸟草虫已展现出高超技艺，沈括“殆不见墨迹，但以轻色染成”的记载印证了唐五代写实技法的成熟。然而，宋代花鸟画将这种写实追求推向了哲学高度，使之成为一种文化现象。
宋 马麟 层叠冰绡图101.7cm×49cm 绢本设色 故宫博物院藏
理学思想对宋代花鸟画的渗透构成了其写实性的深层动因。郑午昌在《中国画学全史》中指出宋代绘画“要以一’理’字为主”，朱良志进一步阐释理学对写实之风的影响。
程朱理学“格物致知”的思维方式确实影响了绘画观念，邓椿“格物之精”的表述带有明显的理学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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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需要清醒认识的是，写实传统在唐五代已有深厚积淀，黄筌画作令白鹰误认的故事发生在理学形成之前，说明写实技艺的发展有其自身脉络。理学为宋代花鸟画的写实性提供了哲学支撑，却非决定性因素，二者关系应辩证看待。
在追求极致写实的同时，宋代花鸟画蕴含着丰富的写意精神，形成了独特的“形神兼备”美学。黄庭坚“凡书画当观韵”的论断，苏轼“画以适吾意”的主张，都指向绘画超越形似的精神追求。
宋 林椿 枇杷山鸟图 26.9cm×27.2cm 绢本设色 故宫博物院藏
《宣和画谱》“粉饰大化，文明天下”的功能界定，揭示了花鸟画“寓兴”的传统。法常写意花鸟的恣肆与院体画的精微并存，崔白突破黄筌画法开创的新格局，都表明宋代花鸟画在写实框架下孕育着写意可能。
南宋花鸟画更因时局变化，在题材选择和意境营造上展现出新的精神维度，林椿《果蔬来禽图》等小品画以细腻笔触传达生活情趣，体现了“象外之景”的追求。
宋代花鸟画最终实现了写实与写意的辩证统一。这种统一不是简单的技巧叠加，而是中国艺术精神的完整呈现。
宋 赵佶 五色鹦鹉图 53.3cm×125.1cm 绢本设色 美国波士顿艺术博物馆藏
画家们既穷究物理，又寄托情思；既师法自然，又超越表象。从徽宗画院的科学观察，到文人画家的诗意表达，宋代花鸟画构建了一个包容多重审美维度的话语体系。
它既是自然规律的视觉呈现，又是人文精神的诗意栖居，这种双重性使宋代花鸟画成为中国绘画史上最具哲学深度的艺术形态之一。
其写实性奠定了技术基础，写意性赋予精神高度，二者的完美融合造就了中国绘画史上不可复制的辉煌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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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参考：荣宝斋《艺术品》2018-01 总第7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