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官窑分北宋汴京官窑、邵局、南宋官窑。
一、北宋汴京官窑
宋代，始有官窑与民窑之分，它并非横空出世，而是由“贡瓷”一步步发展而来。为了保持皇家用瓷的专属性，官窑严禁民间使用，尤其弃窑时，更不可留下烧窑痕迹，因此自诞生之日起，官窑便充满了神秘色彩，一千多年来一直是大众心目中遥不可及，更难得一见的世间珍品。窑址亦难寻见，如扬州“邵局”的老虎山窑址毫无踪迹，只有老虎山路的名字还在。而烧造这些神秘瓷器的工匠和监督官，也因此具有了一抹特殊的神秘色彩。
那么，宋代官窑具体从什么年代开始的呢？南宋文人顾文荐的《负暄杂录》和叶寘的《坦斋笔衡》虽已佚失，但留下的只言片语中，对宋代官窑还是有着内容极为相近的一段重要记载：“政和间，京师自置窑烧造，名曰’官窑’，多赖龙泉之法，兼纳众窑所长。”
宋徽宗，名为帝王，实是“艺痴”，精于鉴赏，眼力超凡，极尽挑剔之能事，在其看来，“飨宗庙之器无一有合，去古既远，礼失其传矣。祭以类而求之，其失若此，岂能有格乎？诏有司悉从改造。” “可於编类御笔所置礼制局，讨论古今沿革，具画来上。朕将亲览，参酌其宜，蔽自朕志，断之必行，革千古之陋，以成一代之典，庶几先王，垂法后世。”（《纪事本末》）“亲览”！“必行”！活脱脱一位实力派大玩家，无艺不好，无好不精，“官窑”乃其最后玩项，尤甚。许之衡评曰，“胜代崇文物，官窑重楷模。精华四海萃，供亿万缗输。”（《饮流漫稿》）其痴迷、挥霍状跃然纸上。
所说“楷模”含法式、规范、标准、榜样、模型之意。徽宗崇尚雅文化，追求阴柔之美、含蓄之美、内蕴之美、意境之美，讲究温文尔雅、自然天成，体现于瓷，犹重质感，满釉单色，器型简约，求正不求奇，极尽静态美、内在美、不饰之美，纵有装饰，适可而止，绝无喧宾夺主之虞，线形不张不驰，对“形式美法则”掌控一丝不苟，比例、尺度、均衡、韵律无一不反复推敲，反复琢磨，反复修改，“度”之把握，毫发不爽，恰倒好处，纵令万世之后无以加焉，无以减焉。
器型一俟定谳，各路窑口分别施釉、烧制，相互之间，难免借鉴、融合，技术重组，变幻莫测，新奇特异，层出不穷，海纳百川，旷古绝伦，堪称瓷宗。
作为“法式、规范、标准”，有欧阳修《集古录》、赵明诚《金石录》、王黼《宣和博古图》、吕大临《考古图》等相继问世，“以追三代之遗风”，“掇习三代遗文旧制以行于世。”（《考古图》）“仿虞周汉唐三旧”，“恢尧舜之典，总夏商之礼。”（聂崇义《三礼图》）
作为“榜样”，“宣和间，内府尚古器：士大夫家所藏三代秦汉遗物，无敢隐者，悉献于上。而好事者，复争寻求之，一器有直千缗者。利之所趋，人争搜剔山泽，发掘坟墓，无不所至。”（叶梦得《避暑录话》）
作为模型，柴窑则独辟蹊径，巧构思，该工艺发端后周，徽宗时，已炉火纯青，又称宋柴，薄如纸，易成型，易整型，易烧成，器型万变，无一不精，无一不美，端庄秀丽，匀称协调，棱角规矩，纤巧隽妙，优中择优，堪为楷模，确保官窑制作凝重、古雅。而瓷质之腴润，釉色之晶莹，历千载而常新。虽研炼极精，莹润无比，而体制端重、雅洁，犹如三代鼎彝之遗意焉。（《饮流斋说瓷》）
所谓“精华四海粹”，“粹”，同“萃”，“齐全，集聚”意；“精华”既指原料，又指匠役。
就原料而论，“黑胎”坯料，汴京颇丰，谓之“澄泥”，黄河千年沉淀“渍泥”也，可制砚，名曰“澄泥砚”，与端砚、歙砚、洮砚并称“三石一陶”，高温成瓷，低温为陶，性能绝佳。烧制窑器，施薄釉，呈“紫口铁足”。
初则，署“汴京官窑”款。因尚无“击碎掩埋”制度，拣退，出卖，不雅，后不再署款。若有必要，直接补刻殿堂款，如“奉华”之类。所谓“刻款”，非自“官窑”始，民间“供御瓷”，向由“东西窑务”“典御官”指定“待诏供御”烧造，可“搭烧”民用瓷，为有所区别，“供御瓷”署“官”字款或“内府”款，烧成，“御拣”，若发现无款但合意者，补刻款，一并呈送京师，进奉宫中，落选者，窑主自行出售。“宋柴”独无“拣退”、“出卖”之虞，皆直接署款，印、刻、阴、阳，无所不有。
“白胎”坯料，汴京绝无，但因水运便利，却不难获取，是时，“水力破碎瓷石”工艺业已成熟，所制坯料白度极高，“饶”料为最，余稍次之，称“白不子”，用以烧制窑器，类银，如玉。
徽宗朝名憎名诗人释德洪诗:
政和官焙来何处，雪后晴窗欣共煮。银瓶瑟瑟过风雨，渐觉羊肠挽声度。盏深扣之看浮乳，点茶三昧须饶汝。鹧鸪班中吸春露，□□□□□□□。
明学者高濂在其《燕闲清赏笺》中评价道：“官窑品格，大率与哥窑相同。
其实《汴京官窑》早在崇宁二年(1104年)即已研烧成功——冰裂纹瓷器，它属于厚胎厚釉瓷，每上一层釉都要复烧，然后高温取出，惊裂釉面。再上釉，如此反复五~六次，叠加在一起，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冰裂纹表现。
笔者入藏的几件汴京官窑实物展图如下:
、宝石蓝釉冰裂纹八棱三弦纹铁黑胎盘口瓶，宋徽宗上身像绘刻纹、刻字描金描红，胡芦形《京办》方章，篆字《宣和》、九叠篆《天下一人》三印章，汴京官窑篆字阳文章款。↑
油灰釉冰裂纹四柱足铁黑胎花觚，宋徽宗上身像绘刻描红纹，刻字描金，内府九叠文描红纵方印，汴京官窑篆字阳文印章款。↑
鸡油黄冰裂纹四出筋铁黑胎花觚，宋徽宗上身绘刻描红像，御书、御制、双龙印、睿客东阁印、天下一人签名、刻字、刻画描金，汴京官窑篆字阳文印章款。↑
鸡油黄冰裂纹六棱铁黑胎梅瓶，宋徽宗全身侧座描金像，御书印、睿客东阁印、刻字、刻画、描金，汴京官窑阳文篆字方章款。↑
上四件汴京官窑瓷，有两件上有宣和刻字，证明是宣和年间制作，属徽宗晚期作品，器底还留有章款，与前文“因尚无’击碎掩埋′制度，拣退，出卖，不雅，后不再署款”记述相背。笔者推测1是“后期”指的是钦宗朝？2是皇帝御制器除外？欢迎争鸣。
二、邵局
叶寘《坦斋笔衡》“中兴渡江”*，有邵成章提举后苑，号邵局，袭故京遗制，置窑与修内司，造青器，名’内窑’。澄泥为范，极其精致，釉色莹澈，为世所珍。
*笔者特别提醒:1129年二月初三清晨，辗转扬州才3个月零6天的高宗，又被金兵奔袭扬州，急忙上马一口气跑到瓜洲，次日渡江逃离扬州，即后文献美其名曰“中兴渡江”。邵成章在高宗离开扬州10个月又18天后，即1129年(建炎三年)十二月二十一才到扬州提举后苑工作。邵成章直到1132年(绍兴二年)闰四月死在扬州任上，满算共29个月，“邵局”的时间很短，工作范畴就在扬州，未曾南渡，更没有到过杭州。杭州后来虽也有邵局之职称，但此邵局非彼“邵局”！它是元代文人陆友在《研北杂志》中，从另一视角对其进行了记载：“绍兴中，秦桧粉饰太平，用内侍邵谔主修礼乐器，百工隶之，谓之“邵局”。这段文字中的邵谔，是否与邵成章是同族已无从知晓，但都属高宗朝后苑同行应该是无疑的。此重要节点古文献未曾有明确记载，是笔者从千头万绪的古文献记载中多处查证、研究比对才理出后还原了的部分历史细节的真相，也算为扑朔迷离的“邵局”官窑之迷缠清了几个重要节点，以飨读者。值此，有关邵局我们可明白以下几点:
1、“邵局”之称谓是“中兴渡江”后建炎三年才有，以前未有。后绍兴年间的“邵局”是邵谔，不是邵成章。
2、“邵局”起止时间为1129年十二月二十一至1132年润四月，共29个月，很短！
3、“邵局”的地点是在扬州，而不在其他地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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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末明初 陶宗仪著《辍耕录》卷二十九中记载了南宋叶寘谈窑器
靖康之变后，扬州建立临时朝廷，并于1128年高宗与北孔后人南郊外祭天，中兴北渡后邵成章主持管理宫廷后勤，管理机构就叫邵局，沿袭故都汴京规制（顾文荐文中为“徽宗遗制”），在修内司建窑烧造青瓷器，取名内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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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意思的是上图《建炎后苑造作之印》(铜印)使用时段应在1127-1130年间，主要使用地域应是河南商丘和扬州两地，却于1971年在浙江临海出土。
扬州内窑制瓷用澄泥做素胎，工艺极其精雕细琢，宝石入釉，出产的瓷器釉色莹润清澈，被视为珍品。后来在扬州郊坛下又另立新窑，新窑比原来的内窑大，但烧制的瓷器却不如内窑。提举邵成章，简称邵局是建炎三年，第一窑址，老虎洞，即今天处扬州东北处的漕河两岸中部毛公洞附近，
漕河北现还存有一条与漕河并行的“老虎山路”。“毛公洞”即老虎洞。
第一窑址，邵局内苑，实指今天扬州老虎山附近。毛公即老虎，毛公洞。
扬州老虎山遗址↑
《宋史高宗本纪》载：“绍兴二年，1132年闰月丁酉，罢后苑工作”。邵成章病逝，别立郊坛下新窑品质欠佳，高宗下旨罢后苑工作，内窑烧造戛然而止，终成千古绝唱！于是才有叶寘撰文《坦斋笔衡》，以示纪念。
宋代官窑中的“邵局”是官窑中的皇冠，釉色豆青(俗称粉青)，青嫩透亮，“嫩、透、亮”三字是“釉色莹澈”精致描述，此特征唯有“邵局”的官窑瓷釉色才有，余皆不见。
上下两图邵局荷花碗
上下两图邵局菊辦癸口花盆
三、南宋官窑
南宋老虎洞官窑八棱五弦纹撇口瓶
南宋老虎洞官窑八棱天球瓶↓
南宋老虎洞窑摇铃尊↓
南宋郊坛下官窑渣斗↓
南宋龙泉窑凤耳瓶
南宋龙泉窑灰青釉风耳瓶，与同时期南宋官窑器釉色基乎无差别，所以才有“龙泉官窑”一说，但细辨别还是有差异的:
1、器型龙泉显笨拙些，官窑俏巧。
2、胎釉结合部龙泉无黄溢现象，即使有也很轻淡，正常显深铁红沁色。
3、龙泉窑器开片小碎于官窑器。
龙泉窑凤耳瓶底胎釉结合处显深铁红沁色，且开片小于官窑、“邵局”↓
官窑胎釉结合处正常有黄溢现象↓
“邵局”器胎釉结合处显“黄溢”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