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价朝鲜战争时，常引用美国五星上将布拉德利的名言：“在错误的地点、错误的时间，与错误的敌人，进行一场错误的战争。”三国历史中，同样存在这样一场“错误的战争”——曹丕南征①。
——–题记
战争是政治的延续，是矛盾斗争的最高形式与最暴力手段。它不仅受到政治、经济、军事与科技等因素的影响，也在特定的时空与地理环境中展开。战争的最终目的，是以暴力手段解决政治、经济与领土等冲突。因此，任何未能达成战争目的的军事行动，皆可称为“错误的战争”。其错误形式大致可归为以下几类：
一、敌友不分：与错误的对手开战
政治的精髓在于团结尽可能多的力量，孤立真正的敌人。
建安二十四年（219年），刘备麾下关羽率军自荆州南郡出发，进攻曹魏控制的襄阳、樊城，史称“襄樊之战”。为解关羽之围，曹操遣使劝说孙权从背后袭击关羽，并许诺事成后将江南之地封赏给孙权。孙权也意识到刘备势力的扩张已威胁到江东安全，遂致信曹操，请求讨伐关羽，以示效忠朝廷。
吕蒙率军至寻阳，将精锐藏于商船之中，命士兵扮作百姓摇橹，日夜兼程，悄无声息地拔除了关羽沿江的哨所。加之糜芳、士仁因惧罪而降吴，关羽对后方变故浑然不觉。
待关羽得知南郡失守，只得仓促南撤。然而军心已散，将士纷纷溃逃。关羽退守麦城，最终与儿子关平一同被吴军擒杀。孙权由此全据荆州。
战后，曹操表孙权为骠骑将军、荆州牧。孙权遣使进贡，向曹操称臣，并劝其代汉自立。曹操将孙权来信传示群臣，笑言：“这小子是想把我放在炉火上烤啊！”群臣借机劝进，曹操却道：“若天命在我，我愿为周文王。”暗示愿由下一代完成朝代更替。
关羽之败，不仅使蜀汉丢失荆州三郡，更导致“隆中对”战略彻底落空。荆州兵力与人才几乎尽丧，孟达叛变投魏，上庸等地随之丢失。襄樊之败更直接引发了后来的夷陵之战，使本已弱小的蜀汉雪上加霜。
建安二十五年（220年）正月，曹操病逝于洛阳。孙权趁机进据襄阳，不久又失。曹丕继位为魏王，改元延康。同年六月，曹丕治兵东郊，旋即宣布南征，剑指孙权。为缓解危机，孙权于七月遣使奉献，示弱称臣。
在曹魏政权交接之际，孙权夺襄阳之举被曹魏视为“复叛”。然而，因其及时称臣，加之曹丕正忙于筹备“禅让”代汉，遂对孙权的归附颇为满意。
黄初元年（220年12月11日），曹丕受禅称帝，改元黄初。次年四月，刘备于成都武担山南登基，建元章武，公然挑战曹丕的帝位权威。
从矛盾论角度看，曹刘矛盾已上升为主要矛盾，属敌我性质；而曹孙之间虽存摩擦，仍属盟友内部之争，为次要矛盾。在此形势下，曹丕的明智之举应是趁刘备伐吴之机，联吴击蜀。尤其在夷陵战后，刘备元气大伤，曹丕更应拉拢孙权，合力攻蜀，而非逼反孙权、自启战端。
襄樊之战中，孙曹联手制刘。为防刘备报复，孙权进一步靠拢曹丕，使其在夷陵之战中未敢背盟，可见孙权手段之高明。
国无恒友，亦无恒敌，唯利是恒。曹丕若欲行“王道”之师，必先辨明敌我，把握战略重心。尽管敌我关系会随事态发展而变化，但确定敌友关系应以国家利益为首要考量，而不应仅凭国君的面子来定性。
换言之，曹丕通过禅让继位为魏国皇帝后，孙权为避免同时遭受西边刘备与北方曹丕的两面夹击，选择向曹丕称臣。既然孙权在关键时刻选择臣服，曹丕若再对其开战，难免有失颜面。当刘晔劝曹丕配合刘备进攻孙权时，曹丕虽明知此举有利可图，却始终未采纳其建议。
然而夷陵战后，曹丕竟将矛头转向昔日盟友，启动南征，而忽略了真正的大敌刘备。这一决策，铸下了他南征的首要错误——选错了敌人。
二、错失良机：在错误的时间开战
前文已述，曹丕的首要错误在于攻错了对象。其实，并非不可伐吴，关键在于时机。那么，曹丕是如何错失时机的？
蜀章武元年（221年）七月，刘备为报关羽之仇，大举伐吴，史称夷陵之战。孙权急遣陆逊备战，同时向曹丕称臣。侍中刘晔建议曹丕趁机联蜀灭吴，但曹丕刚经“禅让”登基，欲以“王道”服天下，拒绝乘人之危。他不仅未出兵，反册封孙权为吴王，加九锡。
刘晔劝阻：“陛下若欲受孙权之降，可封其为大将军或侯爵，却不可封王。孙权在江东本无合法名分，一旦封王，即等于承认其政权，日后若再反叛，便有名正言顺之由。”曹丕仍不听。
从军事角度看，刘晔之谋实属上策。魏黄初二年（221年），刘备倾国东征，孙权心中无底，遣使求和遭拒。为避免两线作战，孙权再向曹丕遣使修好，并送还于禁等魏将。
同时，孙权果断任命陆逊为大都督，于次年夷陵之战中大败蜀军。刘备败退白帝，吴国荆州疆土得以稳固。
曹丕即位之初，对孙权上表称臣一事极为重视，因而册封其为吴王。然而，吴国君臣对此却并不以为意。夷陵之战后，东吴更觉无需再依赖魏国联盟，孙权亦流露出欲终止同盟的意向。
换言之，在刘备于夷陵战败之前，孙权从称臣之举中获益良多——曹丕未趁机进攻东吴，这无疑是对孙权极大的助益。曹丕难道不知，在刘备进攻东吴之际，自己选择作壁上观，实乃对孙权最大的支持，同时也是对自己利益的损害吗？精明的曹丕并非不明此理，而是碍于颜面，难以出手，毕竟孙权已向其称臣，成为其臣属，自己又怎能对其发动攻击？这正是人性的弱点所在。
魏吴关系持续恶化本在预料之中。孙权并非真心归附，不过权宜之计，自然不愿送长子为人质。魏黄初三年（222年）九月，曹丕察觉孙权无诚意，遂以未送孙登为质为由，三路出兵伐吴。十月，孙权改元黄武，断绝与魏臣属关系。
自刘备伐吴至曹丕出兵，已过一年零两个月，最佳战机已然错失。曾主张攻吴的刘晔，此时转而反对南征，认为吴国新胜，士气正盛，兼有长江天险，不可轻动。
机不可失，时不再来。曹丕两次拒听刘晔之谏，南征之败，已在所难免。
三、以己之短：在错误的地点开战
当曹丕收到夷陵战报时，已预感刘备败局。孙权之胜，反令曹丕陷入被动。
直到此时，曹丕才醒悟自己中了孙权缓兵之计。待他要求孙权送质被一再推脱，夷陵之战早已结束。孙权已安然度过被两面夹击的危险期。
夷陵战后三个月，曹丕愤而发动大规模南征。
孙权不再示弱，于222年10月改元黄武，不再奉魏正朔，公开与曹魏决裂。曹丕终得“名正言顺”的讨伐理由。
曹丕兵分三路，全线进攻长江中下游：东路由曹休督张辽、臧霸等出洞口；中路由曹仁率数万兵攻濡须；西路由曹真、夏侯尚主攻南郡。
魏黄初三年（222年）秋，魏征东大将军曹休率舰队沿资江而下，直至吴建威将军领丹杨太守吕范指挥把守的洞口要塞。吕范迁前将军。魏军初期的努力使其在对吴战斗中取得成功，吕范遭遇大风翻船，死数千人，于是败于洞浦。但吴扬威将军孙韶和建武将军徐盛率领的援军使魏水军的进攻陷入僵局。曹休命镇东将军臧霸追敌，不利，将军尹礼被吴偏将军全琮与徐盛枭首。战斗在223年晚春结束。原本声势浩大的曹丕东路军，因水师力量薄弱而率先受挫，最终吴军赢得胜利。
223年三月，魏大司马曹仁率步骑数万攻中路大军进攻濡须。然而曹仁却扬言攻打羡溪，诱吴濡须督朱桓分兵相救，再派大军径奔濡须，真正攻打羡溪的其实是散骑常侍蒋济。朱桓还没追回派往羡溪的军队，曹仁已经杀到。朱桓手下只有五千人，诸将害怕，但朱桓却自认为用兵胜过曹仁。朱桓偃旗息鼓，示弱，诱曹仁来攻。曹仁派儿子曹泰攻濡须城，将军常雕、诸葛虔、王双等乘油船攻打朱桓部曲妻子所在的中洲。蒋济认为不可，曹仁不听，亲率万人留在橐皋为曹泰等人后援。朱桓派别将击常雕，亲自拒曹泰，曹泰烧营而退。朱桓斩杀常雕，生擒王双，魏军溺死及被杀者千余人。曹仁最终也随其余诸军一同撤退。
东中两路皆败，胜负系于西线。魏军主力围江陵半年之久，却始终未能破城。其实，江陵吴军在征北将军朱然统领下，多得病，能战者只有五千人。但朱然面对曹真长达六个月的攻势无惧色，反而激励将士，乘隙攻破魏两屯。
夏侯尚想乘船入渚中安营搭设浮桥，议论此事的多以为江陵必破。侍中董昭却认为此举犯兵家大忌，魏军精锐将处险境，一旦再加上江水暴涨，夏侯尚军就自身难保了。于是曹丕诏夏侯尚赶紧出渚，在吴人攻击下，魏军勉强得脱。赶来援救的吴平北将军潘璋已制作荻筏，计划点上火顺流而下，烧毁夏侯尚浮桥，因夏侯尚退军，也就没有实行。十天后江水果然大涨，曹丕叹服董昭审慎。魏营又为瘟疫所苦，曹丕命诸军解围撤退。
黄武二年（223年）三月，曹丕下令全线撤军，第一次南征以失败告终。
“天时不如地利”。在制定战略时，地理条件常是关键因素。曹丕此败，除水军薄弱外，进攻路线选择不当亦是主因。东路军欲南渡长江攻丹阳，却难越天险；中路与西路分攻濡须与江陵，皆为东吴重兵防御之坚城，即便在曹操时期也未能攻克。历史再次证明：择地而战，关乎存亡。
曹丕南征既失天时，又失地利，注定败局。值得一提的是，孙权在应对三路大军时表现出色：以强大水军阻东路，借濡须坞固守中路，凭江陵坚城挡西路。正是孙权的正确应对，铸就了曹丕的失败。
四、错误重演：曹丕固执己见，一错再错
魏黄初三年（222年）九月，曹丕首次南征失利，心中颇为不甘。他认为东路军曾一度取得突破，若能从广陵再次出兵，或许有望成功。实际上，曹丕内心难以释怀，首战失利让他感到颜面尽失。
黄武三年（224年）秋，曹丕发动第二次南征。魏军进至广陵，欲渡江攻吴。
曹丕临江眺望，见对岸从建业至京口“城垒连绵数百里”（《三国志·徐盛传》），实则多为徐盛所设假城。曹丕不察虚实，叹道：“魏虽有武骑千群，无所用也。”遂黯然北归。
实际上，曹丕在未经侦察的情况下，便轻信了眼前朦胧可见的长江沿岸数百里防御敌城垒的景象，草率地得出魏国无力攻破东吴城垒而撤退的结论。当曹丕得知，这些所谓的城垒竟然是徐盛布置的伪装物时，他的颜面更是大受打击。为此，曹丕决定三次征讨东吴。
魏黄初六年（225年）六月，适逢利城郡爆发兵变，众人推举唐咨为首领。为震慑地方豪强，曹丕不顾鲍勋的劝阻，再次借南征之名发兵广陵，实则意在阅兵示威，其本质不过是通过“阅兵”之举，试图为自己挽回些许颜面。
然而，曹丕第三次南征时丢的面子可谓更大！在广陵阅兵之后，曹丕以“江水结冰，舟船无法通行”为由撤军。然而，吴将孙韶派遣五百敢死队夜袭魏营，导致曹丕的车驾被夺，狼狈逃窜。这场如同闹剧般的“军事游行”再次草草收场。
事实上，由广陵南征几无成功可能。不仅中渎水道难行，渡江本身亦是幻想。当时长江口宽阔如海，广陵至丹徒江面宽达四十里，渡江之难，可见一斑。直至明清江岸东移，江面缩窄，渡江方渐可行③。
曹丕三次南征均未取得任何战果，尤其是第三次南征时，其车驾竟被东吴孙韶的敢死队夺走。曹丕既惊又恐，深感颜面尽失，仿佛天崩地裂。不久之后，曹丕因病去世。
曹丕三征东吴，堪称在错误的时间、错误的地点，与错误的对手进行了一场错误的战争。他未能从失败中吸取教训，反而固执己见。或许正因为第三次南征遭遇袭击而受惊，加之每次出征皆颜面尽失，导致曹丕心理防线崩溃，最终一病不起，酿成个人与国家的双重悲剧。
战略之失，并非兵力不济，而在于能否明辨敌友、洞察时机、善用地利。正如《孙子兵法》所云：“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④”将战争视作儿戏者，不仅显得愚昧，更是对生命的极端漠视，最终必将受到战争的严惩。曹丕的南征，正是这一历史定律的生动注脚，亦是其死要面子活受罪的鲜明例证。
（二〇二五年十一月十九日星期日写于丽水）
注：
① 本文基于去年发布的《曹丕南征：一场错误的战争》一文修改而成。
② 利城郡兵变发生在曹魏黄初六年（225年）六月，由士兵蔡方等人发起，成为三国时期地方势力反抗中央政权的代表性事件。蔡方身为利城郡的兵士，联合起义军攻陷郡城，杀害了太守徐质，并推举唐咨为起义首领。随后，起义军进攻邻近的郡县，意图扩大势力范围，但不久便遭到曹魏派遣的屯骑校尉任福、步兵校尉段昭及青州刺史所率军队的联合镇压。
③ 握中悬璧《东吴100年》，新世界出版社2024年版，第265页
④ 【译文】战争是国家大事，关系人民生死与国家存亡，必须慎重对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