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言道“钱不是万能的，但没钱是万万不能的”。这话虽然简单，却道尽了生活的不易。从古至今，如何才能过上富足的日子，是每个人都关心的话题。很多人以为古人重农抑商，瞧不起做生意的人，觉得赚钱是“俗事”。但其实，早在两千多年前的汉代，就有一位伟大的史学家，把商人们的致富故事郑重地写进了历史，他就是司马迁。
说起司马迁，我们都知道他写了《史记》，这部书被鲁迅先生称赞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在那个“士农工商”等级分明的年代，商人地位很低，常常被人看不起。那么，司马迁这样一位严谨的史学家，为什么会专门用一个篇章，来为这些“不受待见”的商人们树碑立传呢？
因为司马迁有着超越时代的眼光。他发现，家国的兴衰、百姓的生活，都和“货殖”这件事息息相关。“货殖”，简单说就是财富的增值和流通，也就是我们今天说的经济活动。他看到，是经济的力量在真实地推动着社会的运转。司马迁想告诉后人，财富的流动有它自身的规律，那些能够顺应规律创造财富的人，同样是英雄，他们的智慧和事迹，值得被历史铭记。
《货殖列传》一开头，司马迁就引用了《道德经》里的一段话。老子构想了一个理想社会：“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各甘其食，美其服，安其俗，乐其业，至老死不相往来。”意思是说，最好的社会是人们自给自足，互不打扰。但司马迁马上就反驳说，这在当时的社会是根本行不通的。因为人的天性就是追求更好的生活，这是挡不住的。
司马迁认为，人的欲望是自然而然的。他说：“耳目欲极声色之好，口欲穷刍豢（chú huàn）之味。”意思是，眼睛想看最美的色彩，耳朵想听最好听的音乐，嘴巴想尝最美味的肉食。这是人之常情，是无法回避的现实。所以，高明的管理者不应该去压制这种天性，而是应该顺势引导，也就是“善者因之”。这正是道家“道法自然”思想在经济领域的体现，经济的运行，就像水往低处流一样，有其内在的、自然的规律。
这个规律是什么呢？司马迁用最朴素的语言描绘了我们今天所说的“市场规律”。他说，人们为了满足自己的欲望，会“人各任其能，竭其力，以得所欲”。而商品的价格，也会自然地调节供需关系，“物贱之征贵，贵之征贱，若水之趋下，日夜无休时”。东西便宜了，商人自然会把它运到能卖高价的地方去；东西贵了，商人也自然会从便宜的地方运过来。这一切都不需要朝廷下命令强制执行，“不召而自来，不求而民出之”。
既然货物的流通是自然的，那么流通的基础又是什么呢？司马迁接着描绘了一幅宏大的古代中国经济地理图。他告诉我们，不同的地方，物产是不一样的。“山西饶材、竹”，“山东多鱼、盐、漆、丝”，“江南出棻、梓、姜、桂”。这些不同的物产，都是各地人民生活所必需的，这就为商业交换提供了最原始的动力。
为了让这些物品满足所有人的需求，社会上就自然产生了四种分工。司马迁总结为：“待农而食之，虞而出之，工而成之，商而通之。”农民种地提供粮食，这叫“农”；虞人（掌管山林川泽的官，泛指开采自然资源的人）开采山林资源，这叫“虞”；工匠制造各种器具，这叫“工”；商人则负责把这些东西运到需要它们的地方去，这叫“商”。这四者环环相扣，构成了一个完整的社会经济链条，缺一不可。
这种“因地制宜”的思想，其实也暗合了《易经》中“通其变，使民不倦”的智慧。意思是说，要促成事物的交换和流通，让它们发挥各自的价值，这样整个社会才能充满活力，生生不息。商人做的，正是这种“通其变”的工作，他们是连接不同地域、不同需求的纽带，让“一方水土”养出的“一方奇货”，能够惠及天下。
理论说完了，司马迁开始给我们讲故事，讲那些古代“超级富豪”的真实案例。其中最著名的，莫过于帮助越王勾践复国的范蠡（ lǐ）。范蠡功成名就后，没有留恋权位，而是“乃乘扁舟浮于江湖”，改名换姓去做生意，成了后世商人敬仰的“陶朱公”。
范蠡的致富秘诀是什么呢？首先是懂得把握时机。他的老师计然传授他：“知斗则修备，时用则知物。”意思是说，要预见到战争，就要提前准备；要了解市场的需求时机，才能懂得货物的价值。他还总结出农业生产的周期性规律，“六岁穰，六岁旱，十二岁一大饥”。懂得在丰年储备，在荒年卖出，顺应周期，自然能获利。这可以说是最早的宏观经济周期理论。
范蠡还有一个核心的投资原则，那就是“贵出如粪土，贱取如珠玉”。当一样东西价格涨到天上时，就要像丢弃粪土一样赶紧卖掉；当它价格跌到谷底时，就要像捡起珠宝一样果断买入。这说起来简单，做起来却需要极大的智慧和勇气。更难得的是，范蠡赚钱后并不贪婪，他“十九年之中三致千金，再分散与贫交疏昆弟”。这正应了司马迁说的“君子富，好行其德”，财富最终要用来行善积德，这才是真正的智慧。
除了范蠡，还有一位叫白圭的商人，他的策略是“人弃我取，人取我与”。别人不要的东西，他收过来；别人抢着要的东西，他卖出去。这是一种逆向投资思维，需要对市场有极其深刻的洞察力。白圭甚至将做生意比作打仗用兵，“吾治生产，犹伊尹、吕尚之谋，孙吴用兵，商鞅行法是也”。在他看来，商业是一门需要顶级智慧、勇气和决断力的艺术，绝非投机取巧那么简单。
在讲述了这些成功故事后，司马迁发出了一句流传千古的感慨：“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他非常坦诚地指出了，追求利益是人的本性，是驱动整个社会运转的根本动力。上至王侯将相，下至平民百姓，都在为生计和财富而奔波，这没什么好羞耻的。
但他并不是在鼓吹唯利是图。恰恰相反，他深刻地揭示了财富与道德之间的关系。他引用管仲的话说：“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意思是，只有粮仓满了，人们才懂得礼仪；只有吃饱穿暖了，人们才知道什么是荣誉和耻辱。物质是精神的基础，不能脱离现实空谈道德。一个富裕的社会，才更有可能成为一个有道德的社会。
司马迁还为财富划分了层次：“本富为上，末富次之，奸富最下。”“本富”指的是依靠农业这些基础产业致富，这是根基。“末富”指的是依靠工商业致富，这是重要的补充。“奸富”则是指用不正当手段获取财富，这是最被人鄙视的。他赞扬的，是那些通过智慧和勤劳，顺应经济规律而富起来的“贤人”，他们用正当的“末业”积累财富，再用“本业”来守住家业，这样的人和他们的致富方法，才值得“后世得以观择”。
读完《货殖列传》，我们仿佛上了一堂生动而深刻的古代经济课。司马迁告诉我们，经济运行有其自身的“道”，这个“道”就是顺应人性，尊重规律；财富的获得需要“术”，这个“术”就是把握时机，因地制宜，人弃我取。更重要的是，财富的最终归宿是“德”，是“富而好行其德”的担当与境界。
两千多年过去了，商业的形式和手段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但《货殖列传》里蕴含的商业思维和财富哲学却从未过时——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更要用之有道。这或许就是司马迁穿透两千年历史烟云，想要告诉我们每一个人的，关于金钱、关于人性、也关于我们该如何安身立命的智慧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