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篇说到两条互不相关的线索链最终都指向了同一个嫌疑人，德雷福斯的冤案该得昭雪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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撕裂法国的德雷福斯事件，也催生了犹太复国主义（上）
无罪判决
军方迫于压力，开始了对埃斯特哈齐的审判。
佩里厄将军（Général de Pellieux）是当时法国陆军的一名高级军官，1897年底，他被派来调查“埃斯特哈齐是否叛国”的案件。
AI彩色还原佩里厄将军照
军方知道他忠诚、保守、仰慕上级，于是选他来主持调查，实际上是让他走个形式、替军方洗白。
他早在调查初期就被总参谋部暗示：“真凶不是埃斯特哈齐，而是那个皮卡尔中校。”
于是他从一开始就站在军方一边，不是在查真相，而是在制造无罪。
审判闭门进行了；证人被嘘、原告马蒂厄和露西（德雷福斯的哥哥和妻子）被拒绝入席；法庭上违规辩护；三位笔迹专家“看不出相似”——结论是“笔迹伪造”。
最后，法庭仅用三分钟就宣判：“一致通过——埃斯特哈齐无罪。”
蒙冤的德雷福斯和皮卡尔，命运没有一丝改变。
当埃斯特哈齐走出法院时，外面1500人高喊“法国万岁！”、“打倒犹太人！”。
埃斯特哈齐携情妇走出法庭
一个无辜者被判刑，一个真凶被赞美。这真是倒反天罡啊！
左拉的呐喊
与此同时在1897年年底，作家左拉也被舍勒尔–凯斯特纳说服了，就是之前提到的参议员，阿尔萨斯出身的共和党元老，法国参议院副议长，他是一个道德感极强、信仰理性的政治家。
AI彩色还原舍勒尔–凯斯特纳照
他们在巴黎一家咖啡馆长谈数小时，这场谈话改变了很多人的命运。
左拉当时已经是法国文坛的巨人，写过《萌芽》《娜娜》等自然主义小说。他一向关注社会正义，但对军方问题不熟。舍勒尔–凯斯特纳把皮卡尔的发现、埃斯特哈齐的线索、军方伪造的传闻全告诉他。
他最后说了一句被传为名言的话：
“Monsieur Zola, il n’y a pas seulement un innocent à sauver,
il y a une nation à guérir.”“左拉先生，这不只是要救一个无辜的人，
而是要让整个国家恢复理性。”
这句话击中了左拉的心，他回去以后整夜未眠。
AI彩色还原左拉照
于是，1897年11月25日，左拉在《费加罗报》上发表文章，第一次公开为德雷福斯辩护。他在文中写道：“这个国家正在用沉默杀死一个人。”
随后又写了两篇连载，但这些文章让他被极右翼猛烈攻击，《费加罗报》老板在压力下停刊他的稿子。左拉被封杀了，但他没有退缩，转向了另一家报纸——《黎明报》（L’Aurore）。
1898年1月13日，他发表了那篇震撼世界的公开信：
《我控诉！（J’accuse…!）》。
刊登《我控诉》的《黎明报》
这封信以共和国总统为收信人，以一个作家的名义，逐条点名控告军方伪造、法院不公、政府掩盖。整篇文章用冷静、理性的语言，写出了文学史上最有力量的愤怒。这篇文章震撼了法国，也震动了世界。当天，《黎明报》印了30万份（平时3万），被抢购一空。
同时，还有一大批的知识分子支持正义，纷纷发表文章。
此时法国分成两拨人：一拨喊“左拉万岁”支持重审，另一拨喊“处死犹太人”。城市陷入一种集体歇斯底里。
《我控诉》刊发后巴黎反犹集会，燃烧德雷福斯的哥哥马蒂厄的人偶
这里还有个插曲，现在著名的环法自行车赛也是因为雷德福斯案而创办的。此时法国社会被撕成两半：支持重审的（德雷福斯派） vs. 反犹、保守的民族主义派。尽管支持后者的报纸占大多数，但一家体育报叫 《Le Vélo》（自行车报）是德雷福斯派的。
于是一群保守派就不乐意了，包括米其林（Michelin），阿道夫·克莱芒（Adolphe Clément）（自行车制造商）等。
他们愤怒地认为：“《Le Vélo》让体育变得政治化，让法国显得软弱。真正的法国需要力量与团结，而不是犹太人的阴谋与知识分子的怀疑。”
于是，他们集资办了另一份报纸来对抗《Le Vélo》。但销量远不如自行车报，为了推广新的报纸，主编想出一个主意：我们要办一场全国性的自行车赛。于是，环法自行车赛（Tour de France） 诞生了。旨在用运动让被德雷福斯案撕裂的社会重新团结起来，顺便推广他们的新报纸。
书归正传，此时的法国政府做了什么呢，你可能想不到，他们起诉了左拉。
1898年2月，左拉在巴黎塞纳重罪法庭受审。他被指控“诽谤军方”，而那些真正散布仇恨、喊“杀犹太人”的报纸，却没有受到任何惩罚。
审判充满暴力与偏见——
法庭外暴民辱骂左拉是“意大利佬”“无祖国者”；法庭内，法官不断阻止他谈论真正的案件，反复说那句著名的拒绝语：“这个问题不在讨论范围内。”
最后左拉被判一年监禁，并罚款3000法郎。
左拉被审判后被愤怒的人群攻击指责
左拉选择了逃亡，他偷偷乘火车从法国北部的加来出境，经多佛抵达伦敦。尽管在那里他陷入各种困境，但是他说“我宁可流亡，也不能在谎言的国度里活着。”
但左拉的法庭辩论让“德雷福斯案”的全部细节第一次公开曝光。全国人民这才意识到：原来那桩“叛国案”，充满伪证与谎言。
真相逼近：伪造者自杀
1898年的夏天，局势突变。
新的国防部长卡瓦尼亚克（Cavaignac）上任。他是个“信念坚定的爱国者”，反复说：“我相信军队，我不相信阴谋论。”
AI彩色还原卡瓦尼亚克照
他上任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重新核查所有涉案档案，“干净地结束这场争议”。7月7日，他在国会公开宣称：三份文件足以证明德雷福斯有罪。
全法国欢呼，他成了民族英雄。
在调出当年的秘密档案时，部长秘书发现所谓“确凿证据”中有一封信——
笔迹颜色不一致，纸张被拼接，显然是一封伪造信。
调查追查到伪造者——正是军情局的亨利上校（Henry），也就是当年陷害皮卡尔、伪造“亨利信”的人。
AI彩色还原亨利照
1898年8月30日，卡部长亲自质问亨利，最终亨利承认了自己伪造了一切。这是卡部长一生中最震撼的时刻。因为这意味着他在议会中振臂宣誓的“铁证”，居然是假的。换句话说，他刚刚在全国面前“以谎言证明真理”。
那一刻，他确实看出了整个军方系统都可能参与了掩盖真相。震怒之下，他命令把亨利关进了牢房，明天再审。
然而，8月31日清晨，警卫发现亨利割喉自尽了。桌上留着一张纸条：“我宁愿死，也不愿看到我祖国蒙羞。”
刊登亨利自杀的报纸
这一刻卡部长当然知道：这不仅仅是一个人的造假，而是一条从参谋部、情报局、将军办公室直通内阁的造假链。
但他却选择了另一条路——他说：“这个人做错了，但这不影响结论。”
他依然坚信：“或许文件有假，但德雷福斯有罪的’事实’不假。”
政府被夹在两股火焰之间：一边是法律的呼声，一边是军方和街头民族主义的咆哮。国防部长卡瓦尼亚克迫于亨利的自杀而被免职了，但旋即摇身一变，成了反对重审的头号旗手。他决定在这条道上一路走到黑，直到去世，卡部长都没有公开承认自己错了。
接任的新国防部长祖尔兰丹将军更听命于总参谋部，他公开反对重审，极端报纸随即大肆叫嚣：重审，就是战争！整个法国几乎到了要撕裂为内战的程度。
可政府这次硬了心，9月26日投票决定把案子交给最高法院。刚上任的祖部长辞职了，又上任一位沙部长顶不住压力，也辞职了。最高法那边也没闲着，高法的相关庭长也因为派别问题辞职换人，走马灯的国防部长，一锅粥的法国政坛。
重审：真相被绑着手
1899年，最高法院终于开始重审了。司法部长把案子正式送上法庭，民族主义报纸发动了一场丑陋的反犹运动，尤其攻击主审法官罗厄夫，说他“是德裔逃兵”。可尽管军方拒绝配合，真相的齿轮已经开始转动。
刊登最高法院法官的报纸
卡瓦尼亚克作证两天（之前的那位卡部长），结果离奇的是，这反而帮了德雷福斯派的忙。卡部长本想以权威姿态为军方定调，却在“展示证据”的过程中，暴露了一个致命漏洞——
他证明了那封信写于德雷福斯已经无法接触机密的时期。
信中涉及到的军事情报只能是发生在1894年8月以后，而德雷福斯已经在当年7月就从可以获得情报的总参谋部调去军校了，这意味着，德雷福斯根本没有可能接触这些情报。
卡部长还声称，笔迹“相似”，但在法庭和后来的复查中，皮卡尔和专家发现，真正的笔迹更像埃斯特哈齐。当他展示这些样本时，专家和记者都注意到里面存在多次临摹痕迹，尤其是笔画起止不连贯、纸质不同。
荒唐的是，一个“反复审派”自己在逻辑上推翻了自己的阵营。
1899年2月9日，刑事庭终于抛出了两颗炸弹：
第一，埃斯特哈齐使用的信纸与“叛国便条”完全一致；
第二，那份所谓的“秘密档案”，几乎是空的。
这两条发现足以击碎整个控罪的根基。
6月3日，最高法院庄严宣判：撤销1894年判决，发回雷恩军事法庭重审。
最高法院的判决结果
至少在那一刻，司法似乎战胜了权力。左拉从流亡地归来，皮卡尔获释。但很少有人意识到：案子被“发回”军法系统，也就意味着，法官依然是军人。雷德福斯的冤案能否昭雪，还未可知。
8月7日，军事法庭的审判开始。德雷福斯被押解回国，消瘦、苍白，但镇定。辩护团队却分成两派：年长的德芒日想低调争取无罪；年轻的拉博里要掀翻军方的黑幕。
8月14日，拉博里在上庭路上被枪击，凶手逃脱。这一枪，几乎让真相再次倒地。
刊登最拉博里遭到暗杀的报纸
9月9日，判决下达：有罪，但情节减轻。十年监禁。七名军法官中，两人反对。
叛国罪还能“情节减轻”？这不是法律，而是妥协——一种用荒谬包裹的面子工程。
刊登军事法庭宣判的报纸
德雷福斯几乎崩溃，蒙冤六年，坚信正义，换来的却依然是叛国罪，只是变成了轻微叛国。1899年9月19日，总统签署特赦令，21日德雷福斯出狱。在许多人眼里，这近乎“默认罪名”——但从法律上，他仍有权继续寻求平反。
外面的阳光刺眼，但正义仍被关在铁窗里。
1899年11月17日，政府提出大赦法案；到1900年12月，这部法案最终通过。伪造、陷害与造假者在法理上得以免责，社会则以“总算可以翻篇”为理由选择沉默。
舆论哗然，但国家松了一口气。1900年巴黎世博会开幕在即，法国厌倦了撕裂。军方宣布：“事件结束了。”
德雷福斯事件终于落幕了。
可留在法国的，是一道无法缝合的伤口。
荣誉与正义，两种信仰在那场审判中彼此撕咬；而从那以后，法国再也不是从前那个法国了。
尾声：迟到的正义
1906年，最高法院终于宣告他无罪，恢复军衔。
他重新穿上军装，出席国会仪式。
掌声稀稀落落，他只是轻声说：“法国万岁。”
AI彩色还原德雷福斯复职后的照片（中间4人里的右2）
1908年，左拉国葬。
德雷福斯到场，结果被极右翼分子开枪击伤。
子弹擦过他的手臂，他没有还手。
这个国家终于承认自己错了，但已经晚了十二年。
自由的幻觉
1900年4月14日，巴黎世博会如期举行。巴黎灯火辉煌，摩天轮旋转，乐队奏起《马赛曲》。
巴黎世博会的海报
人们谈文明、谈进步，展示着电力、地铁、汽车、摄影、电影等现代科技，向19世纪挥手告别。
没有人谈那个曾被关在魔鬼岛上的犹太人。
而对犹太人而言，这场事件像一记警钟，几年后，当时在巴黎亲眼目睹反犹乱象的维也纳记者赫茨尔写下《犹太国》。
他在序言里说：
“德雷福斯事件让我明白，即便在巴黎，犹太人也没有祖国。”
这场冤案，不只是一个人的悲剧。
它是一场文明的自我崩塌。
当民族、信仰、舆论与权力交织成一张网，
理性就像那封撕碎的信，被拼接成任何人想要的模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