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写巴以系列的第一篇，以犹太视角看1848-1894的文章中提到过德雷福斯事件，但碍于篇幅只是简单提了一下（详情请见如下链接）。
锡安主义在民族主义爆发的时代诞生（1848-1894）
但这个事件本身就很值得说道，故事本身就跌宕起伏，在法国历史上也很有名，撕裂的社会甚至有人叫嚣着宁可内战。
所以盒子君单独用两篇来写德雷福斯事件。
自由的国度，也会发疯
1894年，甲午年，大东沟一战北洋水师败退之际，欧亚大陆的另一端，一场内部的火山马上就要爆发了。
秋天的巴黎，街上弥漫着咖啡香和民族自豪。共和国的橱窗里陈列着最新的留声机、电灯、印着“自由、平等、博爱”的招牌。一切看起来都在证明，法国是文明的心脏，是理性的灯塔。
可这年十月，一封信改变了一切。
德国驻法武官的垃圾篓里被翻出一份撕碎的信纸。纸被拼回后，上面写着法国军方几项机密。没有署名、没有日期，却像一把插在国家胸口的匕首。
被发现的情报纸条
要知道虽然距离普法战争已经结束了20多年，但是普法战争对于法国人就像一根卡在喉咙里怎么也去不掉的鱼刺。赔了款，割了地不说，在法国的凡尔赛宫册封了德意志的国王，这种屈辱感怎么也无法忘却。而在战后德国迅速崛起，工业实力越来越强，法国也在励精图治，同步进行着军事升级和军备竞赛。他们的眼里只有德国，紧盯德国的一切。
普法战争胜利后普鲁士军队在巴黎检阅部队
在这样全民对德积怨愤懑的背景下，居然还有法奸，而且是在军界。军界愤怒了，谁干的？各种审查排查，缩小范围以后，发现了一个人，这个人叫阿尔弗雷德·德雷福斯。阿尔萨斯人（阿尔萨斯是普法战争失败后割让给德国的地区），受过高等军事学院教育，会德语，聪明冷静，有家人还在德国生活，事发前一年去过德国参加其父亲的葬礼，而且，重要的是他还是个犹太人。
AI彩色还原德雷福斯照
犹太人在基督教为主体宗教的欧洲本就存在着歧视和偏见。虽然1789法国大革命后，法国成为欧洲第一个正式授予犹太人公民权的国家，但宗教与民间的偏见从未消失。
到了19世纪末，法国正处于资本扩张期。铁路、钢铁、银行、证券市场兴起，像罗斯柴尔德这样的犹太家族在金融业中占据着显赫地位。于是“犹太人＝金钱＝剥削者”的想象逐渐成了街头通识。
罗斯柴尔德家族徽章
这类偏见又被当时一些“伪科学”“社会达尔文主义”“种族优劣论”理论包装成“学术”。法国作家德吕蒙（Édouard Drumont）在1886年出版了《犹太法国》（La France juive）。他在书中写道：
德吕蒙和其创建的反犹报纸
“犹太人控制银行、媒体和政府，他们吸干法国的血。”
恰好这个时间，这个事件，这个犹太人出现在了军事调查组的眼前。
审讯：罪名早就写好
1894年10月15日，德雷福斯被叫到国防部，审查和质询开始了。面对调查组和笔记专家的调查结论，审讯的很快。不是德雷福斯招认了，而是他拒不承认。这让调查组很是恼火，在他们预设的铁证如山的结果面前，居然如此嘴硬，就是不承认。
军事审讯官甚至把手枪拍给德雷福斯，说你自己干脆自杀就完事了，要不就痛快承认签个字，不要继续抵赖，负隅顽抗了！
反犹媒体不知从什么渠道获知了这个消息，于是街面上报纸都传开了，头条是：“犹太叛徒，出卖法国。”街头开始出现涂鸦：“杀光犹太人！”咖啡馆的谈话里，没有人提证据，只有仇恨。
军法：秘密档案，公开狂欢
1894年12月22日，军事法庭开庭了，但是听证会是不公开举行的。审理的过程也是跌宕起伏，德雷福斯的哥哥为他请了最好的律师，律师努力做着无罪辩论，对检方提出的各种指控一一驳斥，检方提出了金钱动机的问题，但德雷福斯家境富裕：他在担任上尉期间，他的个人收入相当于地区指挥官的水平，这笔钱来自他父亲的遗产和妻子的嫁妆。因此，他在经济上完全没有理由背叛。他的陈述似乎获得了法官的认可，形势在向着好的方向发展。
但是紧接着，检方的犯罪专家出庭了，他叫阿方斯·贝蒂永（Alphonse Bertillon）。他是一位法国著名的犯罪学家、测量识别系统（人像识别档案法）的发明人，在识别罪犯方面很有权威。
AI彩色还原犯罪学家贝蒂永照
但他在德雷福斯案中彻底走火入魔。
当别人指出：“这封信的字迹和德雷福斯平时写的不一样。”
贝蒂永回答说：“正因为如此，才说明他在模仿自己的字迹，以掩盖真实身份。”
然后他还“补了一刀”：说德雷福斯为了让“模仿”更像模仿，他在信中故意掺入了他兄弟马蒂厄和妻子露西笔迹的一些特征，借此制造“差异”，让人以为那不是他写的。
于是，一封根本不像他写的信，被“解释成”他精心模仿自己、甚至模仿别人来掩盖自己。
“贝蒂永图表”，贝蒂永用此图表说服军事法官德雷福斯有罪
完美的循环逻辑：不论像不像，都是你干的。
这位犯罪学专家的证词对法官们产生了不小的影响。
接下来又有军方的一位少校登场，他说早在1894年2月时，参谋总部就怀疑有人泄密，而且是“有一位值得信任的人”，但拒绝透露那个人的名字，也不让被告质询。这位少校在当庭还指着法庭的十字架发誓说叛徒就是德雷福斯。
军事法庭是由七名军官组成，他们既是法官又是陪审员。这几位军官被那个“对天发誓”的场面打动了。他们信仰军人荣誉，对宗教誓言有着天然的敬畏。
天平在慢慢倾斜，此时的德雷福斯愤怒至极，要跟这位“值得信任的人”当面对质，当然被军方拒绝。法官们对德雷福斯的坚定、冷静而逻辑清晰的回答也有所动摇。
法官们集体离席准备去商议。就在这时，眼见不好的军方立刻准备了杀手锏，这决定了此案的胜负。
一个军官悄悄送来一个封皮上印着“机密”的文件夹。梅西耶将军签字——“仅供法官阅”。
文件里是什么？没人知道。
后来人们才发现，那是一堆奇怪的信：几封带同性暗示的情色信、一封毫无关系的外交玩笑信、几张随手拼凑的笔迹。最臭名昭著的是那封：“Canaille de D…”——“D开头的无耻之徒”。军方宣称，“D”就是“Dreyfus”。
他们明知道不是，仍把它塞进档案。法官们没有辩护律师，没有证据，只有一个“国家机密”。
那一天，真相死在信封里。
最终七名法官一致裁定，以“勾结外国势力”罪名，判处阿尔弗雷德·德雷福斯最高刑罚，即《刑法典》第76条规定的终身监禁，并剥夺军衔。（未被判处死刑是因为自1848年以来，法国政治罪的死刑已被废除）
12月31日杜·帕蒂少校来到监狱，提出只要德雷福斯认罪就可以减轻刑期。
AI彩色还原杜帕蒂照
这其实是军方最后一次“挽回体面”的尝试。因为他们自己都知道——证据不足。如果他愿意认罪，他们就能“保住荣誉”，不用再伪造文件。
但德雷福斯拒绝了，于是军方彻底转向“黑化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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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开始伪造“秘密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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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播假情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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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纵媒体说“他嘴硬但早就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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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一步步把事件推成全国性的反犹狂潮。
1895年1月5日，法国军队最羞辱性的仪式“剥夺军衔仪式”召开了。
当天有4000名士兵在操场上列队成方阵，围着那位被称为“叛徒”的人。方阵外，还有两万名巴黎市民挤满街头。这场仪式成了“国家清洗叛徒”的全民表演。
刊登德雷福斯被去军籍现场图画的报纸
肃静中，卫队军士长上前，逐一撕下他军装上的徽章、肩章、袖口金线，随即将他的军刀在膝上折断。
而德雷福斯却始终挺立，不屈地高声喊道：“士兵们，你们在羞辱一个无辜的人！士兵们，你们在玷污一个无辜者！法国万岁！军队万岁！”
他被这个国家毁掉了，却仍在喊“法国万岁”。
但这不屈的呐喊却淹没在群众的欢呼声中。
魔鬼岛：孤岛上的心跳
流放地在法属圭亚那外海，一个名叫“魔鬼岛”的地方。这是国防部长梅西耶将军最后提出的方案，因为之前选择的流放地是新喀里多尼亚（Nouvelle-Calédonie），那里的条件“太好”，以前的囚犯甚至试图越狱成功。他们要找一个更难逃、更折磨人的地方。于是最终定在了魔鬼岛，那是个连风都带毒的岛。荒的啥都没有，只有湿热、蚊虫和风暴。岛上的活人只有几个警卫和德雷福斯。
法属圭亚那外海的魔鬼岛，囚禁德雷福斯的小屋
1896年9月，他又遭到新酷刑：“双重铁链”，就是将两只脚铐在床上，日夜不得起身，动一动都会被责罚。原因是英国报纸谣传他“逃跑”，于是法国军方为了“防止丑闻”，增加了铁链。
德雷福斯彻底陷入了绝望，他确信自己会死在这座小岛上，每天只能静静地听着还在跳动的心跳和无尽的浪潮声。
皮卡尔：一个军官的良知
时间一晃就到了1896年，一个名叫乔治·皮卡尔的军官调任情报局长。他起初对案件没兴趣。直到他发现一封未寄出的电报，被称为“小蓝纸”——寄信人是德国武官，而收信人是一位名叫费迪南·瓦尔桑·埃斯特哈齐（Ferdinand Walsin Esterhazy）的军官。
AI彩色还原皮卡尔照
皮卡尔比对了埃斯特哈齐的笔迹，惊讶地发现：他的笔迹与当年定罪德雷福斯的那封“叛国信（bordereau）”完全一致！
他又设法拿到了当年那份“秘密档案”，看完之后震惊：里面几乎什么都没有，都是无关材料。于是他确定：德雷福斯是无辜的。
皮卡尔开始私下秘密调查，并没有报告上级。他发现：埃斯特哈齐确实知道那封“叛国信”中的机密内容；他与德国使馆往来频繁；他身背债务，在经济上存在卖情报获利的可能。真相只有一个！
于是皮卡尔把调查报告递给上级，冤案即将昭雪，德雷福斯是冤枉的。
结果出乎意料，他得到的答复是：“案件已经判决，不能再翻。”那意思是，国家不能犯错，所以你别再查了。
甚至为了让这件事石沉大海，上边打算出点阴招儿让皮卡尔闭嘴。
伪造与自杀：体制的黑洞
1896年11月1日，皮卡尔的副手——亨利上校伪造了一封信，史称“亨利伪造信”。他伪造了一封意大利武官给德国武官的信，用意大利武官的信纸和签名，伪造了信的内容：“我听说有人要在议会质询德雷福斯案。如果有人问起，我会说我从未与那个犹太人有联系……不要让任何人知道我们之间发生的事。”
AI彩色还原亨利照
亨利伪造的信件
这封信被当做截获的情报拿给了国防部长看，部长一拍大腿，“看吧，德雷福斯确实是叛徒！”于是整个军方高层彻底相信了自己的谎言。
凭着这封伪造信，军方决定：掩护真凶埃斯特哈齐，打击揭发真相的皮卡尔。
皮卡尔很快被调职、被监视、被诬告“通敌”、“伪造”、“叛国”。他被发配突尼斯。
本来有望昭雪的德雷福斯，只能继续用自己微弱的信念坚持活着。
新的线索
与此同时，德雷福斯的亲哥哥马蒂厄也在行动。1897年的秋天，他想到一个办法：“如果能找到那封’叛国信’的真正作者，也许可以救出我弟弟。”于是他花钱、托人，设法拿到了那封信的复印件——也就是当年定罪德雷福斯的主要“证据”。
AI根据画像彩色还原马蒂厄 德雷福斯照
马蒂厄在《费加罗报》全文刊登了影印版，公开给全国人民看。
好巧不巧，巴黎有个犹太裔银行家，名叫 雅克·德·卡斯特罗（Jacques de Castro），那天正悠闲地翻开《费加罗报》，看到了“叛国信”。
这字迹，有点眼熟啊。
他每天都要处理欠债函、签名、抵押协议。这花哨、弯曲、夸张的“大写E”和“长长的s”——他一眼就认出，这是一个叫埃斯特哈齐的债户的笔迹。
这个叫埃斯特哈齐的军官整天花天酒地、负债累累、经常向银行借钱、还常写信求延期。卡斯特罗经常要处理他的信件，笔迹自然是一眼便知。
于是卡斯特罗立刻联系了德雷福斯的哥哥马蒂厄。
两条原本完全独立的线索就这样在同一时间对上了：
军情局的皮卡尔（在内部发现埃斯特哈齐与德国使馆通信）；
银行家卡斯特罗（在报纸上认出笔迹）。
1897年11月11日，马蒂厄与参议员 舍勒尔-凯斯特纳（Scheurer-Kestner）会面，指明真凶身份。11月15日，他们正式向国防部控告埃斯特哈齐。
AI彩色还原舍勒尔 凯斯特纳照
证据确凿，再见天光的日子就要到了，就要到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