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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月里，天气闷热。那时候的普通人，大多都觉得人生就像是趟没得选的苦差。九百个男丁，被从家园里一锅端出来，赶去遥远的渔阳戍边。陈胜、吴广当时还只是这支队伍里的小头目，每日里也就比人家头上高一截。当年，天就像故意不帮人似的，一连下了好几天雨，山路泥泞得能把鞋子都融进去。眼瞧着，再耽搁下去就要误了军令。按秦朝的规矩：误期即斩头——说白了，活路没了。陈胜和吴广在雨棚底下低声合计：“反正都是死，不如搏一把，我们干嘛不自己活一场？”

这两人心里盘算着的，不只是自己。他们其实很像很多现代人，卡在了一个不上不下的位置。你说他们胆子大吧，可之前不也是一忍再忍？可往前迈一步是死，退一步还是死，唯一的出路变成了破釜沉舟。看到这里，我总想到林冲。一个堂堂八十万禁军的教头，却栽在高衙内那个纨绔子弟手里。林冲的窝囊，其实很像我们这些上有老下有小、曾经以为能靠本事换来安稳生活的人。地位不低，大权没有，薪水还算体面，可以买上好几斤牛肉，逢年过节让家人过个像样的小日子。可一旦遇到真正的“权贵门槛”，不是没人想反抗，只是裤兜里还揣着不舍，心底残留着原本生活的影子：也许有转机，也许别人能高抬贵手。可事实证明，幻想很贵，现实更“砸心”，怕的就是“梦想还在，日子全没了”。

再说回陈胜和吴广同行的这帮人。你真以为他们热血上头？其实更多是一根筋被压到了极限。从前，秦帝国还能靠自家那块地，把一小撮“中产农民”管得服服帖帖。有地就得种地，有地就得交税，交了税就得服役。表面看像是“互惠”，实际上是一种带枷锁的买卖——你想不干都难。小农社会的诞生，还真不是因为谁心怀善意，而是这群分到地的农夫更便于控制。平民要是害了头脑风暴：土地、税赋、兵役，这仨铁环一套，就等于给秦王送上源源不断的钱和兵。

但这铁桶江山，也不是铁打的。从商鞅开始，秦国人用铁犁、铁锄头把土地一块块翻了出来，一个个小家小户被编进册子，没人能躲得过去。兵役徭役、缴粮交税，啥事都摊到这群农民头上。可别忘了，这些在后世人眼里叫“暴秦”的制度，那时候反倒让秦国横扫六国，吃香喝辣，连关东六国的老贵族都被他们折磨个够本儿。只不过，这套制度有一把无形的剪刀——随着时间推移，农人家里的地一块一块被兼并，大户变得越来越大，普通人则家道中落。到最后，一大批原本还能勉强自足的“小中产”落到变成“闾左”——也就是彻头彻尾的穷光蛋。

所谓“闾左”，说白了就是“左边的邻居”，也就是住在村口最穷最差房子的那些人。你看那时候，编成一“闾”二十五户，富人靠右，穷人在左。陈胜、吴广原本也不过是给别人种地的小佃农，哪能说什么家底？你要高估这伙人的勇气，那是没见过人被命运逼到没退路时的绝望眼神。有人争论陈胜会写字，是不是读过点书，其实会耕田的人里，有点见识并不出奇。一个社会本来流动缓慢，可只要统治者不再在意底层的死活，崩溃也就一夜之间的事。

最绝的还不止这些。秦朝灭六国，其实靠的是一种“笼络与高压并存”的把戏：给你地，让你种，定期收割。谁闹事？轻则罚得你家徒四壁，重则丢命。早年的秦人怕，后来发现反正怎么都是死，就宁愿上山落草。所以刘邦、彭越这些后来起事的家伙，最初都在山林野外混日子。山里“边缘社会”慢慢壮大，成了和秦制平行的小江湖。帝国缺人，你以为是人都死光了？其实是人心全叛了。

活在农耕社会，每一分土地都是命根。帝国和他的民，就是靠这层纽带捆绑在一起。有地才认帝国，失地就成流民。你再严厉的秦法，也管不到山林里那些“亡命之徒”。本来，打仗、修长城这种事，理应轮到有地在册的农民。可地越来越被大户占完，真正手有几亩薄田的“中间层”流失殆尽，帝国最后只好去捉“没有地”的人做苦差。这帮人，被抓去给帝国拼命，从心里就对秦王没一点好感——你看，这才是王朝要亡的真相，比什么“谎言”更见血。

以前我一直以为，一个王朝垮掉，都是遇上了哪位“豪杰”一声呐喊，万众归心。后来想明白了，根没有了，风一吹也就倒了。陈胜不过是动手拉响丧钟的那个人。他喊出“王侯将相宁有种乎”，世界沸腾起来。可你换个人去，大泽乡终归还是会爆发大事。

有意思的是，秦这一套“以小农为柱”的办法，后头汉、唐王朝照学不误。只要天下的“中产农民”能多点，王朝就安安稳稳。可欲望的火，烧来烧去，总会把土地并进少数人口袋，失地的人成群结队，残局总归还是轮回。唯一改变的，是工业时代一个大喘气，“小农社会”消解了，另一种社会问题又翻了出来。历史终结了旧周期？还是把轮回变了个样子？我也不知道。也许后世的人会回头笑我们现在的琐碎，就像我们看着陈胜雨夜长叹一样——谁不是在命运压顶时，图个出路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