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洪流中的英雄赞歌
——读《千里江山图》
作者：阿华头
一、从先锋实验到超写实红色叙事的蜕变
记忆中的孙甘露，作为八十年代先锋文学的主将之一，曾以《访问梦境》《我是少年酒坛子》和《信使之函》在文坛呈现出独行、前卫与摩登的姿态。时隔三十多年，他写出了一部红色叙事且还是谍战小说《千里江山图》。一位作家挑战风格惯性，拥抱了自身的“倒影”。从极度的虚构自由到选择主动受限于历史，从张扬的文本实验到落地生根的主题创作，从早期先锋实验，朦胧难解、华丽铺陈，到《千里江山图》超写实红色叙事的好看精彩，孙甘露完成了一次书写的蜕变。
有读者对孙甘露这次从先锋实验到超写实红色叙事的蜕变颇为不解，以为这就像原本搞“冷抽象”的画家，突然转向超写实，类似于意识流作家乔伊斯突然有一天变成像大仲马那样讲故事了。也有部分读者对谍战小说能获茅盾文学奖颇不以为然。
其实，当你了解了孙甘露创作《千里江山图》的心路历程，以及小说创作的背景、初衷、思路，也许对孙甘露的这次转型和蜕变，就会有更全面的理解，才会明白，为什么只有孙甘露才能写出《千里江山图》这样的红色叙事经典。孙甘露想以“千里江山图”为题写一部小说，大概有近20年。直到有一次，他了解到20世纪30年代初，党中央从上海转移到瑞金的一个秘密行动，才找到了突破口。在小说创作前期准备的时候，他专程去龙华烈士陵园采访，龙华烈士陵园纪念馆也给他提供了大量的资料。孙甘露出生在上海，且从未长时间离开过上海，这个故事的主要背景和情景发生在上海，这里的一切对于孙甘露来说太熟悉了，为作者写这部小说提供了便利。
2025年7月4日，孙甘露在人民日报上撰文谈他创作《千里江山图》的初衷和思路时这样写道：“我父亲在抗日战争时期参军走上革命道路，他的军旅生涯也给了我探究他的生命轨迹和成长道路的强烈兴趣……同时，我对文学作品如何揭示战争对人的命运的复杂影响有着强烈的兴趣”。“这段特殊时期的地下斗争的历史，本身就充满惊心动魄的故事。从创作的准备阶段开始，我就没有把它简单地当做谍战小说来考虑。更多的是从那个时期的社会环境、思潮思想、人物关系、斗争方式着手，探索地下工作者实际的生存状况和现实处境，力图真实还原那个艰苦卓绝的时代环境，同时从环境中提炼出故事的线索和人物行为的依据，而非仅仅为满足类型小说的叙事方式而设计故事走向和推动情节的发展和转折。以此印证：历史事件和人物经历，在叙事方式和艺术规律中找到想象和真实的统一。”
由此可见，把《千里江山图》仅仅看作是一部谍战小说，是不准确的，至少是不完整的。孙甘露《千里江山图》的历史背景，是基于1933年中共中央从上海转移到瑞金的真实事件，创作灵感来源于作者对中共秘密战线历史的深入研究及艺术转化。他系统研究了中共中央在上海12年斗争史，特别是秘密交通线的建立过程。对地下工作者真实生存状态作了大量考据：包括单线联络机制、暗号系统及自我牺牲精神。
孙甘露的《千里江山图》打破了类型化叙事，拒绝简单归类为谍战小说，着力还原时代思潮与社会环境对人物行为的内在驱动。在文化意像的精神维度方面，小说具像了象征革命者以生命勾勒的红色江山蓝图，将个人命运融入民族救亡的宏大叙事，让人们看到：这些人就是江山。《千里江山图》对抗历史遗忘，通过附录真实人物名单等’模拟纪实’手法增强文本的历史刺痛感。关于先锋作家，孙甘露如是说：先锋藏在“千里江山图”的皱褶里。他说：“所有的文学潮流，或者说写作上的倾向都跟时代背景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势比人强，看似是个人的选择，实际上是时代在推动你。”探索写不一样的小说，是孙甘露一直在做的事。
二、历史洪流中的英雄赞歌与时代重构
孙甘露的长篇小说《千里江山图》不仅是一部描绘特定历史时期地下斗争的文学作品，更是通过细腻的笔触与宏大的叙事，展现了革命者信仰的坚定与人性的复杂。作品以三十年代的上海为背景，围绕党中央的一次重要战略转移计划——“千里江山图”计划，徐徐展开一幅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在艺术上，展现出以下几个显著特色：
1、宏大叙事：理想、信仰和英雄的风雅颂
作品通过真实与虚构的交错、融合，将历史事件与人物经历置于叙事方式和艺术规律的统一体中，实现了历史真实与艺术想象的完美结合。在继承史诗性写作宏大叙事视野与总体性诉求的同时，小说又借鉴了悬疑、谍战等类型小说的经验，使故事更加紧凑、引人入胜。《千里江山图》所展现的革命者信仰的坚定、人性的光辉以及历史的复杂性，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这部作品不仅是对革命历史的一次深情回望，它提醒我们珍惜当下的和平生活，铭记革命先烈的牺牲与奉献，同时也激励我们在新时代的征程中继续发扬革命精神，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努力奋斗。
2、生动实例：革命者的信仰与抉择
小说中，陈千里这一角色的塑造尤为深刻。陈千里秘密到上海有两项主要任务，一是负责建立从上海到瑞金的交通线，送走中央重要高层领导浩瀚。二是组织内部锄奸。作为中央特派员，他肩负着至关重要的任务，面对重重危机与挑战，始终保持着冷静与坚定。陈千里对上海街头巷尾的了如指掌，不仅体现了他作为地下工作者的专业素养，更是对这座城市深厚情感的流露。在紧张刺激的谍战情节中，陈千里与敌人斗智斗勇，每一次决策都关乎着同志们的生死存亡和计划的成败。他的形象，是无数革命者智慧和勇气的化身，展现了在黑暗年代里，革命者们为了理想和信仰，不惜牺牲一切的崇高精神。陈千里观察敏锐，心思缜密，行动谨慎迅速。在漆黑的夜里，与敌方斗智斗勇，直面生死。在老方为掩护他牺牲后，他设计了一个小计谋，查出地下党内部叛徒崔文泰。他派凌汶和易君年假扮夫妻，去广州寻找秘密转移线路。同时他也秘密到达广州，调查出真正的“西施”。陈千里设计在江面上杀死了卢德忠。特别行动小组成员地下党员陈千元、董慧文、卫达夫等前仆后继义无反顾当诱饵被捕。陈千里又用调虎离山之计，让敌特以为共产党集体撤离上海，最后中央领导浩瀚同志安全离开上海。孙甘露笔下的中共地下党员是不计当下，勇于献身的理想主义者，他们的生命意义当属于历史与未来。
3、人物心理：革命者内心的挣扎与成长
《千里江山图》中的人物心理描写极为丰富，深刻揭示了革命者在极端环境下的内心世界。陈千里在执行任务时，不仅要面对外部敌人的威胁，还要承受内心的孤独与压力。他的心理活动展现了一个革命者在理想与现实之间的挣扎，以及对个人情感的压抑。在面对生死关头时，陈千里内心的坚定与犹豫相互交织，这种复杂的心理状态使得他的形象更加立体和真实。
叶启年作为曾经的革命者，后来的叛徒，他的心理变化同样值得关注。叶启年的转变不仅仅是信仰的丧失，更是个人欲望与现实压力的结果。小说通过对他内心的深入挖掘，揭示了人性在极端环境下的脆弱与扭曲。此外，小说中的其他角色，如凌汶、易君年等，他们在革命与爱情、理想与现实之间的选择，也展现了不同人物心理的多样性与复杂性。
4、环境描写：历史氛围的深度营造
《千里江山图》中的环境描写不仅是背景的简单铺设，更是历史氛围与人物心理的深度刻画。孙甘露创作《千里江山图》时，通过丰富的历史素材和田野调查，参考了当时上海的城市地图、报纸新闻、档案、风俗志等真实材料，力求靠近历史真实，重现了20世纪30年代上海、广州、南京的社会环境、风物和生活，重点还原了当时上海的建筑、街道、饮食、风俗和文化娱乐等日常生活。书中的很多地点对作者来说太熟悉了，实际上就来自作者读书的路线。在四年时间里，作者从澄衷中学也即他的母校开始，沿着现在的唐山路，经过公平路唐山路路口，一直到下海庙（昆明路），然后一路沿着提篮桥监狱的围墙（舟山路），后经过书中描写的陈千元租住的地方（当年的犹太难民区），穿过霍山公园，一直到临潼路、再到榆林路家中，这就是当年作者上学回家的路线。
作者从一条马路、一件大衣、一出戏、一部交响曲、一道菜抑或穿街走巷的脱身路线，建构出令人身临其境的小说空间感，给读者创造了沉浸式阅读氛围。让真实的街道路线进入小说，这既是对经典小说传统技艺的一种接续，又是对虚拟现实地图思路的大胆征用。孙甘露对三十年代上海的街景、弄堂、咖啡馆等场景的细腻描绘，为读者呈现了一个鲜活的历史画卷，使读者仿佛置身于那个风云变幻的时代。这种基于数据的创作方式，不仅增强了小说的可信度，也为读者提供了更全面、更深入地理解历史的机会。这些环境不仅是革命者活动的舞台，也是他们情感与思想的反映。例如，阴暗潮湿的弄堂不仅是地下工作者隐蔽的场所，也象征着那个时代压抑与不安的社会氛围。而繁华的街道与静谧的公园则形成了鲜明对比，凸显了革命者在复杂环境中内心的挣扎与抉择。
5、语言特色：以短句对话直面主体事件
《千里江山图》的语言一反先锋小说中的华丽与铺陈，走向简洁与明晰，白描居多，短句居多，动词居多，对话居多。在小说叙述中，作者避开了花哨的技术和旁逸斜出，直面主体事件和行动。另外在行文中大量使用对话和谈话，纷繁的人物和多向度的主题，正是靠着人物之间的言谈凝聚在一起，在言谈中唤起过去人物的逼真形象，也展露眼前人物的情绪。他们彼此警惕和试探，对话和言谈不是直接回答彼此的问题，而是一种疏落参差的连接，言在此而意在彼，表面的词语流动之下有深意。阅读《千里江山图》有文本的快感，表现为阅读的加速度，推进性和剥离感；但又像古典油画，色调沉稳凝重。
三、《千里江山图》的不足之处
孙甘露的长篇小说《千里江山图》在文学界获得了广泛的关注与赞誉，但细读之下，发现小说尚存在一些不足之处，在此不揣冒昧，略说一二。
1、在人物刻画方面：小说中的部分角色缺乏深度。例如，角色叶启年的转变过程虽然被设定为从无政府主义者向马克思主义者的转变，但其心理变化和动机解释并不充分。在小说中，叶启年的突然转变显得较为生硬，没有足够的事件或对话来支撑这一重要的心理变化，使得这一角色的发展显得不够自然和令人信服。
2、小说在处理复杂的历史背景时：有时显得过于简化和表面化。比如，小说中提到上海的各种地名和街道，试图营造一种历史真实感，但在描绘三十年代上海的社会风貌时，对于那个时代特有的阶级矛盾和社会矛盾的深入挖掘不够。这导致读者虽然能够感受到故事发生的环境，但对那个时代的社会结构和人们的生活状态缺乏更深层次的理解。
3、在叙述视角方面：《千里江山图》大多数情况下采用第三人称有限视角，这种叙述方式虽然有助于聚焦特定人物的心理活动，但限制了读者对事件全局的把握。尤其是在描述多方势力交错的情节时，单一的视角无法全面展示不同角色的同时行动和心理状态，导致故事的某些部分显得不够立体和全面。
4、在情节的设计方面：小说有时过于依赖巧合来推动剧情发展。例如，在关键时刻陈千里总能意外地获得关键信息或逃脱险境，这些情节虽然增加了紧张感，但频繁使用会降低故事的可信度。如陈千里在一次几乎被敌人包围的绝境中，仅因为一个偶然的事件就得以逃脱，这种过度依赖巧合的情节设计，削弱了角色自身能力和策略的重要性，影响了叙事的逻辑性和说服力。
5、在小说的整体布局方面： 读完整本小说，我感觉前半部分的布局很好，但篇幅有些拖沓，小说的主题是《千里江山图》，但作者一直要写到整本小说三分之一时，才让读者知道有一个“千里江山图”行动计划，入题太慢。到了后半部分又结束得太快，给人一种头重脚轻的感觉。看完整本小说，觉得作者对“千里江山图”计划具体内容的描述一直是语焉不详；读者对“千里江山图”计划也自始至终在云里雾里，不甚了了。小说在结尾的处理上略显仓促。主要冲突的解决方式虽然充满戏剧性，但缺乏必要的铺垫和足够的解释，使得结局给人留下一种强行收尾的感觉。特别是对于几个主要角色的未来命运，小说没有给出清晰的交代，使得读者在阅读结束后仍对故事的发展和角色的归宿抱有疑问。
《千里江山图》在尝试探索历史与虚构的结合点上做出了有益的尝试，但在人物塑造、历史背景的深入挖掘、叙述视角的选择、情节的逻辑性以及结尾的处理上尚存不足。这些不足影响了小说整体的艺术效果和阅读体验，也是作者在今后的创作中需要加以改进的地方。让未来的作品更完善，带给读者更深刻的文学享受。
——刘宝华2025年7月14日晚上写于沪上杨树浦
孙甘露简介：
1959年7月10日出生于上海，祖籍山东荣城，是一位在当代中国文坛具有重要影响力的作家。他是中共党员，中国作家协会会员，现任上海市作家协会主席、华东师范大学中国创意写作研究院院长，并曾担任《萌芽》杂志社社长及思南读书会发起人。
孙甘露的文学创作始于八十年代，其成名作《访问梦境》发表于1986年，这部作品以其独特的叙事风格和深刻的哲学思考，奠定了他在“先锋派”文学中的地位。他的作品常常以诗化的语言和仿梦的手法展开叙述，探索人性与存在的复杂关系，被誉为“中国先锋文学的坐标”。
除了小说创作，孙甘露还涉足随笔、对话录等多种文学形式，并积极参与文学活动的策划与推广，如上海国际文学周和思南读书会，为推动当代文学的发展做出了显著贡献。他的作品《千里江山图》不仅获得了包括茅盾文学奖在内的多项大奖，还被改编为多种艺术形式，展现了其作品的广泛影响力和艺术价值。
附录：
小说《千里江山图》故事梗概：
孙甘露的长篇小说《千里江山图》以1933年上海党中央机关的战略大转移为背景，讲述了一段惊心动魄的地下斗争故事。故事开篇于1933年腊月十五，一场秘密会议在上海被冲，一半与会者被捕，暴露了组织内有叛徒。陈千里临危受命，负责重整队伍，继续执行名为“千里江山图”的绝密计划，该计划旨在建立一条从上海到瑞金的绝密交通线，帮助中央领导和物资安全转移。在敌人高度监视下，上海特别行动小组不仅面临外部特务的追踪，还必须揪出潜伏在内部的叛徒。陈千里通过暗查分析和设局捉奸，逐步揭露真相，同时带领小组成员在复杂的城市环境中展开斗争。小说通过陈千里的视角，展现了革命者们在黑暗中的艰难抉择与坚定信念。他们在极限时间内突破重重限制，凭借孤绝的勇气、强大的信念和缜密的谋略，最终不辱使命，完成了看似不可能的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