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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国内已上市的MET抑制剂有赛沃替尼、卡马替尼、谷美替尼、特泊替尼以及伯瑞替尼。这5款药物获批的适应症均为MET 外显子14跳跃突变的局部晚期或转移性非小细胞肺癌患者。赛沃替尼于一众MET抑制剂中率先增加了MET扩增突变的相关适应症（尽管是EGFR-TKI耐药后新增MET扩增的联合方案），伯瑞替尼紧随其后甚至跟进一步，可用于治疗MET扩增的中晚期非小细胞肺患者，以及民间总在说MET扩增也可尝试MET抑制剂。

这让很多新病友摸不着头脑，“MET 外显子14跳跃突变”和“MET扩增”有什么不同，二者为何都可以用药，本文就为各位解释这些疑惑。

当正常的基因序列发生异常产生变异，这就被称为“突变”。以MET基因为例，我们将它看做是一列高铁，那么“MET 外显子14跳跃突变”就相当于第14节车厢的连接零件有缺损或者变形导致列车对接第14节车厢时前后接不上，列车的13号、15号车厢相接，整列高铁缺失了14号车厢；而“MET扩增”就相当于整列车由原本的一列，复制出两列、三列或者更多；除此以外，列车其他车厢还可能出现其他形式的变异，不一一解释。

“突变”作为统称，它的变异形式有很多种，常被提到的点突变、融合、扩增等都是突变的一种，而“MET 外显子14跳跃突变”（以下简称MET 14跳突）和“MET扩增”恰恰是MET基因发生突变的两种主要形式。

基因突变有多种形式且发生随机，同样的基因在不同人的体内可能出现不同的变异情况，这些突变有的无意义，有些却与用药相关。MET基因亦是如此，在它多种突变中最为重要的即为MET14跳突与MET扩增。

MET 14跳突会导致MET下游的信号通路处于异常激活，而MET抑制剂可通过特异性结合来抑制这种异常从而达到抑制肿瘤的效果，各类MET抑制剂的临床试验数据也证实了这一点。我们以民间最为熟知的卡马替尼为例，GEOMETRY mono-1研究纳入共97名MET 14跳突的NSCLC患者，结果发现69例经治患者的有效率为41%（即观测到肿瘤缩小的人数比例），28例未经治疗的患者中有效率为68%，经治患者的中位PFS为5.3个月（类似俗称的“耐药时间”），而未经治疗的患者的中位PFS为12.4个月，总体比以往MET 14跳突患者接受化疗的疗效更好。

MET扩增是另一种较为常见的MET基因突变形式，其可能导致癌细胞生长和分裂加速。研究发现MET抑制剂对这种异常也具有作用，仍以卡马替尼为例，GEOMETRY mono-1研究队列5纳入15例未经治疗的MET扩增患者，结果ORR为40%，中位PFS为4.17个月。MET扩增与MET 14跳突不同，扩增存在倍数高低区别，多项研究表明MET扩增倍数越高，则MET抑制剂的有效率越高。

现在我们知道MET 14跳突与MET扩增可区分患者是否适合使用MET抑制剂，那么如何可靠的检测出它们就成了核心的问题。

MET14跳突通常采用PCR或NGS检测。

PCR的原理是利用一对特异性的引物针对性将待检测目标MET基因的外显子14区域复制重复，若存在MET 14跳突则将被扩增复制，结果就是阳性；反之，则不会扩增，结果就是阴性。

NGS即Next-generation sequencing（下一代测序），同时也被叫做高通量测序，它才是相较于一代测序（Sanger测序）的第二代技术，也正是因此而被称为二代测序，NGS的检测方式相当于挨家挨户查户口，因此也更为全面。

MET扩增的突变形式与MET14跳突有所不同，可采用的检测方式更广泛。临床上检测扩增突变的“金标准”技术为FISH，即荧光原位杂交技术，原理在此不过多赘述，各位只需了解FISH技术可以区分局部扩增与多倍体两种形式，是多个临床研究判断患者是否具备MET基因扩增的主要标准。尽管PCR技术可用于检测HER2基因扩增，原理上可行，但实际已越来越少使用，加之无成熟的相应MET扩增检测试剂盒，因此PCR技术基本不用于检测MET扩增。NGS如前所述，因其检测方式足够全面，故而也可被用于检测MET扩增。

MET扩增可能会导致MET蛋白过表达，IHC免疫组化是检测蛋白是否过量表达的技术，因此IHC免疫组化的结果对MET扩增可能有一定参考，但目前未形成如HER2扩增那样明确的标准。部分c-MET（+++）与FISH等结果确认的MET扩增结果一致性并不确定，相关性不明，因此现阶段免疫组化的c-MET结果并不作为MET扩增的判断标准之一，仅提供参考。

综合而言，MET14跳突可采用PCR与NGS技术检测，而MET扩增可采用IHC、FISH、PCR以及NGS等四种检测方式发现。考虑到实际诊疗中还有其他驱动基因需要检测，以及样本量的限制，NGS是目前较为推荐的检测方式，可酌情考虑是否需要单独补充FISH验证MET扩增。

基因检测的检测对象通常为DNA，包括NGS技术也不例外。DNA是携带遗传信息的最基本物质，由内含子、外显子以及连接外显子的序列构成，有意义的信息集中在外显子上。DNA上携带的遗传信息需转录成RNA，再进一步由RNA翻译成蛋白质。RNA相较于DNA携带诸多冗余信息而言，会更加精简，基本由主要的外显子拼接组成。

从MET 14跳突本身的定义来看，RNA是更适合的检测对象。研究数据也是如此，一项研究发现RNA的MET14跳突检出率高于DNA（4.2% vs 1.3%）[2]，因此RNA-based检测被推荐可考虑用于相关检测。需要注意的是，尽管RNA更适于MET 14跳突的检测，但它的物理特性也更不稳定，常温下极易降解，提取难度较大，需用组织样本提取，几乎不采用体液标本提取。

通常来说经病理科包埋处理后的石蜡包埋组织样本是比较理想的检测样本，优势在于经病理科医生确认过癌种及肿瘤组织含量，减少不确定性且保存条件简单，劣势在于有一定获取难度，并非所有患者都具备手术条件，也有部分患者由于病灶大小、位置以及自身身体状况等原因不方便行气管镜或穿刺等活检技术取样，存在无法获取组织样本的情况。

组织样本还有一大优势就是适应各种检测技术，无论是IHC、FISH、RT-qPCR，还是NGS均可采用石蜡包埋组织，可以说石蜡包埋组织样本是标本中的“金标准”。

外周血得益于PCR及NGS等技术的普及，近年来随着“液体活检”理念的提出，在肿瘤基因检测中使用的越来越多。“液体活检”是指利用体液样本（如外周血）中的循环肿瘤细胞（CTC）、循环肿瘤DNA（ctDNA）或者外泌体等为检测提供对象并指导治疗的方式，可由于外周血样本无法像组织标本一般通过病理显微镜提前确认是否含有足量的肿瘤细胞或者肿瘤DNA，使得其检测结果具有一定不确定性，当结果为阴性时，不能判断是患者确实未携带突变还是因肿瘤含量不足导致漏检。

回到MET基因检测的问题，由于外周血无法制备成石蜡包埋样本，因此无法通过FISH检测，只能通过NGS技术检测MET扩增突变，TATTON研究中，与组织FISH金标准对比，外周血NGS检测到MET扩增阳性的一致性仅为25%（局部扩增43%，多倍体10%），也低于组织NGS的一致性（见上文），一项奥希替尼耐药后研究分析了23例患者，组织NGS及FISH发现6例MET扩增，外周血NGS仅发现3例^[3]，表明外周血样本用于MET扩增检测存在较多遗漏可能；MET 14跳突可用PCR与NGS两种方法检测，此两种方法均可使用外周血样本，但外周血中ctDNA含量低则可能导致假阴性而遗漏MET 14跳突，且据既往经验及NCCN指南数据，ctDNA导致的假阴性约为30%。可以看到外周血样本虽然可以用来检测MET基因突变，但其自身的不确定性导致可靠性不如组织样本，通常作为无法获取组织样本时的备选方案，并不作为首选。

MET基因是NSCLC经典的九大驱动基因之一。目前国内已有5款MET抑制剂上市并进入医保，统一获批用于治疗MET 14跳突的患者。然而除了MET 14跳突以外，MET基因还有另一种突变形式被证明可接受MET抑制剂治疗，它就是MET扩增且赛沃替尼、谷美替尼已陆续获批相关适应症，只是暂未纳入医保谈判。

为了能让更多的患者从中受益，我们不应该忘记MET扩增，患者在做基因检测时应选择合适的检测技术以免遗漏。MET的两种可用药突变需分别使用不同的检测方式，其中只有NGS可以做到兼顾。组织样本相较于血液样本可保证检测可靠性，还可提供提取RNA检测的机会，若条件允许，建议尽量选择使用组织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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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声明：本文中所涉及的信息旨在传递医药前沿信息和研究进展，不涉及诊疗方案推荐，临床上请遵从医生或其他医疗卫生专业人士的意见与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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