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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焯（1661—1722年），字润千，号元友，长洲（今江苏苏州）人，被学者尊称为“义门先生”。他在校勘学上成绩突出，可谓有清一代之领袖。晚清名臣张之洞在为指引学生读书门径而编撰的《书目问答》中，认为“校勘之学家”以何焯为首；古籍校勘家汪绍楹则将何义门先生视作清儒校勘第一人，后世之人学习他的校勘方法；历史学家邓之诚则称赞“何焯校勘之学，实为精绝，非后来对本宣科者所能梦见”。可见何焯的校勘之高妙，得到诸多名家认可，似为五百年来第一人。

何焯肖像

       何焯生于书香门第，自幼聪慧，能够一目数行，博闻强识，卓然于吴中士林。康熙六年（1667年），年仅七岁的何焯便跟随缪先生研读《大学》；两年之后又跟随三近法师学习书法；十四岁时，参观道院，见蝴蝶飞舞，心灵有所触动，开始一心向学，有志于科举。何焯少年之时，便展现出一位优秀校勘学家的材质，年纪轻轻便拜多位名家，学习经义、书法等技艺，增长见闻。

       除了转益多师外，苏州特有的文化环境，也为何义门的校勘事业提供便利。明清时期，苏州是全国雕版印刷的中心，其刻书技术精湛，价格低廉，远低于手抄本，为当地私人藏书之风的兴起提供物质条件。此外苏州便捷的水陆交通，有利于书贾携带珍本往来。何焯本人尤其喜欢藏书，更与藏书名家徐乾学、毛扆等关系密切，能够见到许多孤本。他还与吴中诸多书贾来往，收购不少宋元旧本，故而有着丰富的文献材料用于校勘。

       凭借着博览群书，年轻的何润千见识远超常人。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他入京拜师访友，与著名的朴学大师阎若璩成为忘年交。两人在阎氏家中，经常秉烛彻夜长谈，面对小自己二十多岁的润千，若璩不仅感叹道：“此君且盖代！”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润千被选入太学，成为拔贡生，更以优异的才华，被苏州名士徐乾学、翁叔元收为弟子。

       此段人生经历为何焯的“对校法”提供大量素材。近代史学家陈垣在《校勘学释例》一书中提到：

《何义门读书记》清光绪六年苕溪吴氏刻本

上海市崇明区图书馆藏

图源：上海市崇明区图书馆官微

        “对校法”可谓其他校法之基础，需要学者四处搜集各类版本，相互比较异同，表面上看似最简单，实则需要有足够的财力与物力支撑。

       何氏家境优渥，且处于藏书、刻书、贩书云集的苏州，在收集诸多版本时，具备一定优势，加之其在吴中人缘颇佳，能一睹各类珍本古籍，为对校工作打下基础。例如，他在《后汉书》的批校过程中，先以毛晋的汲古阁本作为底本，又参考数个北宋本，相互对照之下，发现异文218条。可惜这几个北宋本现已亡佚。但他还以南宋蔡琪一经堂刻本校出异文52条，以明代嘉靖南监本校出异文23条。然而《义门读书记》中的七百余条《后汉书》批校中，仅有九十余条涉及校勘，其在《读书记·凡例》中解释道：

       字里行间透露出“对校法”因版本过多，鱼龙混杂，泥沙俱下，读者易被劣质刻本误导，且因版本差异内容繁杂，难以辨别是非。

何焯著作 图源：崇明区纪委监委

       何焯一生，在对校法上下的功夫最深，投入的精力也最多。仅从对校法的角度而言，想要做好校勘工作，最重要的是尽可能收集更多版本，然后投入极大的热情，逐一比对不同版本的差异，进而筛选出最佳文本。但在对校之前，难以辨别版本优劣，只能一味追求版本广博，以致在许多劣质版本上浪费了大量个人财力、时间与精力，殊为可惜。这是何义门先生最值得尊重的地方，也是他校书较为可惜的地方。

       这种追求广博，前期不加选择，转益多版本的思维方式，不光体现在何焯校书的过程中，也体现在他早年的生平中。何焯青年时代，凭借优厚的家资，拜了很多名师，眼界开阔，成长较快。但是不加以选择，也让他与几位后来他极度反感、讨厌的人结为师生关系。个性刚烈的他，对待人际交往亦如校勘书籍，一旦发现所从之师品行不端，无论此前在师生关系上投入多少精力，都会为坚守道义，果断与之决裂。

《食蟹诗》何焯 清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书籍是无生命的，不会产生情感反馈，人们只会认可他校勘版本的易读性与准确性。但人际交往不同，拜入师门后若想与老师断绝过往联系，在中国古代尊师重道的社会环境中，堪称十足的大不敬。无论是他自身的心理负担，还是外界的负面评价，都会让何焯为此付出巨大代价。岂料一语成谶，何焯确实有这样的遭遇，他壮年之时，决绝与当时的两位老师关系决裂，偏偏这两人乃当朝重臣——徐乾学与翁叔元。

       何焯性格刚强坚毅，骨子里就有一种坚守底线的决绝，在政治与学术上始终保持独立人格，不因权势妥协，哪怕是当朝的尚书宰相，抑或是皇子王孙，都无法改变此特质。

       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何焯拜入内阁学士徐乾学与国子监祭酒翁叔元门下。三人同为苏州同乡，又都痴迷藏书，志趣十分相投。当时徐乾学在南书房任职，形同皇帝近侍；翁叔元身为国子监祭酒，执掌最高学府，前途无量。然而当翁叔元受他人指使，上书弹劾清正廉明的理学家汤斌时，何焯竟不顾师生情面，怒闯翁府痛斥其非，还索回门生帖，毅然与之断绝师生关系。另一位师长徐乾学在主持会试时营私舞弊，何焯也在文章中暗讽了他。此后何焯在科场屡屡受挫，显然与他斥责翁叔元、暗讽徐乾学的这些举动脱不了干系。

《桃花源诗轴》何焯 清 故宫博物院藏

       经历过与翁、徐二人的纠葛后，何焯似乎变得沉稳。他进入朝廷重臣李光地幕府，协助校勘典籍、编纂时文，后经李光地举荐入南书房供职，还获赐举人、进士身份。按常理，李光地对其有再造之恩，理应感恩戴德，可他仍在私下里对李氏早年出卖好友陈梦雷之事颇感不齿。

       或许有人觉得何焯实在不通人情世故，对自己的老师与恩人缺乏包容，眼里太过容不得沙子；也或许有人认为，何焯只敢对自己人强硬，心里笃定他们出于情谊不会打击报复。此种观点，实在太小看义门先生了。何氏曾被康熙安排为皇八子胤禩的侍读老师。他以义理侍奉皇八子胤禩，并无趋炎附势之心。然而康熙晚年皇权争斗白热化，何焯因以将女儿托付胤禩抚养等罪名入狱，面对牢狱之灾，他泰然处之。家中藏书被查抄后呈给康熙帝，对方阅后慨叹：“此真读书种子也！”最终，义门先生得以脱狱，藏书也尽数发还，他的清正廉洁更获表彰。经此一役，先生品性德行之高洁，已然毋庸置疑。

       古人云：文如其人，人如其名。一个人的品德对其文学作品有莫大影响，比如作为南宋末年民族英雄的文天祥，一心为国，满腔正气，故而能写出《正气歌》，留下“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千秋名句。

《行书诗》轴 何焯 清 故宫博物院藏

       何义门性格耿直，即使仕途屡遭挫折，仍“勤勉自守”，对真理执着追求，这种态度反映在校勘上，就是“本校法”，亦即以本书前后互证、对比异同，获知其中之谬误。例如，《后汉书·宋均传》中提到，“宋均，字叔庠，南阳安众人也。”但他却用朱笔将“宋”改为“宗”，并解释道：

       何焯通过《南蛮传》的本证，以及《党锢传》的注引，指出《后汉书》中有关宋均姓氏的谬误。这种错讹不难发现，只要读者有足够的耐心与很强的记忆力，即可明了古籍的前后不一致。清末学者王先谦在何氏的考证基础上，搜集了《汉司空宗俱碑》《姓苑》等书，进一步证明“宋均”原本作“宗均”。

       除了人名的讹误外，义门先生还纠正了有关帝王年号的谬误。例如，《后汉书·冲帝纪》中载，“永嘉元年，春正月戊戌，帝崩于玉堂前殿。”然而经义门先生考证，此处“永嘉”当作“永憙”，并解释道：

《义门读书记》卷二十一“后汉书”

何焯 撰 蒋维钧 编 清 四库全书本

       由于汉冲帝三岁继位改元，不到一年便去世，其年号时间过短，知名度不高，后人撰写时难免有所笔误。何焯通过《宋史》中的石刻史料，以及《后汉书·左雄传》的本书记载，确定汉冲帝的年号为“永憙”。乾嘉史学大师钱大昕在《十驾斋养新录》中引用南宋学者史绳祖《学斋占毕》中的资料，进一步确认冲帝年号为“永憙”而非“永嘉”。

       何焯一生坚守，尽显文人风骨。面对权势倾轧，他刚正不屈；投身学术考据，他潜心钻研，皆印证“文如其人”。这种将学术操守与人格尊严融为一体的精神，让“读书种子”的美誉恰如其分，成为其人生的注脚。

       身为校勘学大师的何焯，与诸多学者密切合作，通过共同校勘古籍、探讨经史，构建了以学术为核心的社交网络。经学者研究，光是与何义门结交的书法家就超过百人，其一生之中交友人数更是难以计数。在此过程中，他的见识面不断拓展，变得多才多艺。

《致西爽初六日函》何焯 清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在何焯的朋友圈中，阎若璩、全祖望与方苞显得尤为突出。阎若璩是清代汉学先驱，学术成就卓著。他精于考据，耗时二十余年撰成《尚书古文疏证》，以严密考证证伪东晋梅赜所献《古文尚书》；又撰《四书释地》，辨析地理典故，校正经籍谬误。他与何焯同为康熙年间学者，皆以考据、校勘见长，学术旨趣相投，结为好友。二人常切磋学问，互证经史，何焯曾赞阎若璩考据“精审入微”，阎若璩亦推重何焯校勘之学，二人的交往成为清代学术史上的一段佳话。

       全祖望则与何焯以及阎若璩在学术上有着重大合作，他在何、阎两人的笺注基础上进一步整理，撰成《困学纪闻三笺》，成为《困学纪闻》研究的权威版本。在何焯去世后，全祖望为之撰写《翰林院编修赠学士长洲何公墓碑铭》，文中更是用“天子知之，宰相知之，而竟坎壈，以尼于时，穹窿山上，带草丝丝”，表明何焯虽仕途坎坷，却声誉满天下。

       方苞是清代桐城派创始人，学术成就卓著。他提出“义法”说，强调文章需“言有物”“言有序”，奠定桐城派文论基础；编选《古文约选》作为范文，推动古文规范化；治学重经史，于《春秋》《礼记》等多有考证，文风简雅醇厚，影响深远。他与何焯可谓和而不同的典范，两人论文观点不甚相合，但方苞对何焯的学识却十分认可，每有新著问世，皆希望对方为之审阅订正。

       除了考订学术，何义门在书法方面成就也颇高，时人以为可与晋唐书法家媲美，与笪重光、姜宸英、汪士鋐并称“康熙四大家”。其书法风格独特，楷书师法欧、柳、褚、虞，尤善学欧书，蝇头书精妙；其书风取法文征明，与当时多源于董其昌的书风不同。他喜临摹晋、唐法帖，所作真、行书入能品，兼具晋唐风骨与自身特色，秀韵不俗，然转折处稍欠圆劲，个性略显突出而韵味不足。其书法作品流传颇丰，涵盖楷、行、草等多种字体，现存于多地博物馆及私人藏家手中。

《七言古诗轴》何焯 清 故宫博物院藏

      交友广泛、多才多艺令何焯拓宽知识面，能够触类旁通，这种优势反映在校勘上，就是“他校法”，即借助其他书籍来校勘本书，前人、同时代人乃至后人的著作，均可作为校勘依据。这种方法范围较广，用力较深，可有效证伪讹误。他在校勘《后汉书》时，曾使用过《汉书》《三国志》《后汉纪》等十余种史料，更使用吉金（古代青铜器物）、石刻等金石学材料作为补充。比如《后汉书·献帝纪》载“董卓部将李傕、郭汜、樊稠、张济等反”，他特地将“汜”改成“氾”，并批注：

       “氾”为“泛”的异体字，何焯此处引西晋文学家潘岳的《西征赋》来证明各个版本《后汉书》的讹误。“已”“巳”“已”等字常因字形相近而致误。何焯此处以他校为依据，既说明致误原因，又进行改字，体现出他校勘时“依版本、考讹误”的严谨态度。对于这类易致误字，他采取“错讹明显且有依据则径改”的处理方式，这种做法值得参考。

       以他校改正人名之讹误，似是何焯一大特长，比如《后汉书·贾逵传》载“父徽，从刘歆受《左氏春秋》，兼习《国语》《周官》，又受《古文尚书》于涂惮”。何焯将“惮”改成“恽”，并解释道：

《行书诗轴》何焯 清 故宫博物院藏

       他先以《前书》他校，又见汪本《汉书》载“平陵涂恽子真”，判定“惮”为讹字，遂改“惮”为“恽”。今见宋绍兴本《后汉书》作“恽”，而汲古阁本作“惮”，“惮”字确系讹误。何焯以他书互证、版本对校为据，有理有据地精准订正文字讹误，改字得当。

       从《后汉书》中对“汜”“恽”等字的精准订正，到征引《汉书》《三国志》乃至吉金石刻作为依据，何焯的每一处改订都扎根于扎实的文献功底与严谨的逻辑推演。这种“以他书校本书”的方法，既避免了闭门造车的片面，又以跨文本的互证让古籍讹误无所遁形，为后世校勘树立了“有理有据、审慎改订”的典范。

       在钻研学问的同时，何焯还将精力放在教育上，一生讲学授徒无数，令其学术思想理念得以流传。其门生多为清代中期学界中坚，他们继承了何焯的校勘方法，并在不同学术领域加以拓展，进而形成了清代朴学的重要分支。《义门先生弟子姓氏录》中收录了何焯的三百八十一位门生，其中为人所熟知者有金农、沈彤、陈景云等。

《人物山水图册第四开·吴兴众山如青螺》

金农 清 故宫博物院藏

       金农是清代著名书画家，“扬州八怪”核心人物之一，在书法、绘画、诗文领域均有卓越成就。他独创“漆书”，风格奇古，绘画题材丰富，笔墨简淡疏朗，既含文人意趣，又具鲜明个性，其艺术突破传统束缚，对后世影响深远。他师从何焯，得其悉心指导，不仅遍览古籍，诗文水平与艺术见解显著提升，更深受其碑学观念启发，曾以“近不得意但高卧，秋风吹老古槐厅”诗句流露对老师的敬重，且在自述中多次提及这段求学经历。

       沈彤是清代考据学重要学者，师从何焯后学术精进。其学术成就集中于经史考据与典章制度研究，著有《周官禄田考》与《仪礼小疏》，前者精准考证周代官禄制度，纠正前人谬误，后者对《仪礼》细节多有创见，为清代礼学研究添砖加瓦。何焯精于校勘及经史研究，沈彤得其真传，秉持严谨务实的治学态度，二人皆重实证、反空谈，共同推动了清代朴学的发展。

       陈景云是清代康熙年间学者，师从何焯，在学术上成就显著。他精于经史考证，尤擅校勘，对《三国志》《汉书》等典籍的考订辨析精准，著有《三国志校误》《读书纪闻》等，以严谨学风见长，其成果为后世史学研究提供重要参考。他与何焯师生情谊深厚，师生常就典籍疑难往复研讨。何焯曾赞其“博闻强识”，陈景云亦在著作中多次提及恩师。

《四库全书总目》纪昀 撰 清 武英殿本

       何焯的思想理念因众多门人的传承得以延续，这种传承在校勘领域的体现便是“理校法”。经学大师段玉裁曾感叹：“校书之难，非照本改字不讹不漏之难，定其是非之难。”古籍编撰者或因学识所限，或因精神不专而留下错漏，后世文人若不加甄别，便会让错误代代延续。因此，校书人需秉持严谨的治学理念，对这些错漏予以修正。理校法的适用场景有二，一是仅存孤本、残本，无法通过比对不同版本找差异时，需从文本自身的逻辑与文理出发进行校勘；二是存在多版本，但版本间争议过大、让人无所适从时，同样可采用此法。

       理校法在何焯校勘工作中占比颇高，其一千六百余条《后汉书》校勘成果中，约三分之一未标注版本依据。他的理校操作方式清晰明确：若遇原字讹误，便划去错字，在字旁或本页天头、地脚补写正字；若存在脱文，直接在脱漏处增补；面对衍文或文字倒乙情况，亦在旁修正。多数时候，何焯会不附加说明直接改订，仅偶尔“约言以记”——在误字旁标注符号，同时写明正字及修改缘由。比如《后汉书·光武纪上》：

       然而义门查找汉代行政区划资料，发现淯阳县在两汉时期归属于南阳郡。注解者或是粗心大意，或是不明历史地理，将淯阳县的归属误记为南郡。一经发现，义门便在“南郡”之“南”下增一“阳”字。这一校勘成果被中华书局在整理出版《后汉书》时采纳。

百衲本《后汉书》范晔 撰 南朝宋 李贤 注 唐

       不同于某些校勘家的大胆改字，何焯在理校时，十分慎重，如《续汉志》载“官历署七月十六日食”，其批注道：

       古人以日食定朔、月食定望。朔日对应农历初一，望日对应农历十五或十六。《续汉志》前文提到“自太初元年始用《三统历》，施行百有余年，历稍后天，朔先于历”，则不可能在十六日日食，义门由此推断为月食，然而其他版本都为日食，故而此处批注存疑，未直接改字。

《行书五言诗扇面》何焯 清 故宫博物院藏

       从校勘桌上的一字之辨，到讲学堂里的思想碰撞，何焯的学术理念与育人情怀相互交织，既校正了古籍中的文字谬误，更搭建起清代学术传承的桥梁，其影响远超一时一地，至今仍为学界研究清代朴学与古籍校勘史时所珍视。

       校勘是“古籍的医生”，通过纠正文本病害，让经典可信流传。何焯是这一领域的“集大成者”——他以系统的校勘对象、严谨的方法与详实的成果，将校勘从“技艺”升华为“学术”，为后世留下大量可信古籍文本。时至今日，研究中国古籍的学者仍需参考何焯的校勘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