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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言：在断裂处寻找回响——诗歌何为？
 
今天，当我们置身于众声喧哗的信息洪流，一个古老而紧迫的问题，便从历史幽深处反复传来叩击：诗歌何为？在这个话语被解构、意义被稀释、情感被消费的时代，诗歌是否仍能成为一种严肃的、介入现实的精神力量？抑或，它已退化为书斋里的语言游戏，或社交场域的点缀修辞？
 
当我们为当下的诗坛倍感困惑时，重返传统并非为了怀旧，而是为了找到一面镜子，照见自身的匮乏与可能。中国诗歌最伟大的传统之一，正是司马迁所倡的“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是白居易所践行的“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这份传统，将诗人的笔视为时代的良心，将诗歌的使命锚定于对现实的深刻体察与人文关怀。然而，这份沉甸甸的遗产，在穿越千年的时光长廊后，抵达我们耳畔时，是否只剩下微弱的回音？
 
面对这份追问，我们需要一次双重的凝视：一次是向后的、深潜的，去重访一位古典大师——白居易——如何以其跌宕人生与三千诗章，将“诗以载道”与“心随世转”的智慧淬炼到极致；一次是向前的、敏锐的，去审视当代诗坛中那些仍在进行中的、鲜活的实践——比如山东诗人马启代与李林的创作——看他们如何在全新的历史语境下，接续并激活这一传统，用诗歌为这个喧嚣而复杂的时代“立传”与“立言”。
 
这两次凝视并非简单的今昔对照，而是一场旨在探寻“诗歌精神何以可能”的深度对话。古典的辉煌能映照出当代的困境，而当代的挣扎与创造，亦能赋予古典传统以新的生命。让我们由此启程，在断裂处寻找那不绝的回响。

 
【正文】
 
白居易（772-846年），字乐天，号香山居士，晚号醉吟先生，唐代三大诗人之一，与李白、杜甫并称“李杜白”。他的一生横跨中唐兴衰，仕途跌宕起伏，创作贯穿始终——以“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的文学主张，写下三千余首流传千古的诗篇；以“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人生哲学，在儒释道的交融中寻得内心平衡，成为中国古代文人处世的典范。

 
一、少年苦读，崭露锋芒：漂泊中的生命启蒙
 
白居易的童年浸润于安史之乱后的凋敝与流离之中。家族自太原南迁，又因战火屡徙，“孤舟三适楚，羸马四经秦”的颠沛，不仅磨练其心志，更深植其目光向下的民本情怀。早年的苦难，成为他日后诗歌中深沉现实关怀的最初源泉。
 
其苦读之状，堪称自我淬炼的典范：“昼课赋，夜课书，间又课诗，不遑寝息”，乃至“口舌生疮，手肘成胝”。这不仅是才智的积累，更是心性的锻造。贞元三年（787年），十六岁少年怀揣着对文学的赤诚赴长安应试，登门拜谒时任著作郎的文坛宗师顾况。顾况见名帖“白居易”三字，打趣道：“长安米贵，居大不易”，言下之意是长安人才济济，无名少年想立足绝非易事。可当他展卷读到“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时，目光骤然发亮，当即搁下笔改口道：“有句如此，居天下亦不难！”随即引白居易入座，秉烛夜谈至天明，从《诗经》的风雅传统聊到盛唐的诗坛气象，对少年的才情赞不绝口。次日便亲笔写信给长安各界友人，举荐这位“未来可期的诗坛新秀”，白居易也因此在长安文坛初露锋芒。此句不仅昭示其文学天赋，更隐喻了其一生将历经劫火而精神不灭的生命韧性，深契《周易》“自强不息”的刚健精神。
 
贞元十六年（800年），二十九岁的白居易进士及第，与元稹、李绅同登龙虎榜。三人初见便惺惺相惜，考场放榜后相约游长安曲江，在流觞曲水间饮酒赋诗，约定“苟富贵，勿相忘”，立誓要以诗文革新时政、体恤民生。尤与元稹，二人性情相投、志向相合，很快成为“生死之交”。他们常常同宿一处，秉烛探讨诗歌创作，从深夜聊至黎明，时而为一个意象争执不休，时而为一句警策击节赞叹。元和四年（809年），白居易任左拾遗，元稹奉命出使东川，二人分隔两地，却创下“一驿过一驿，驿骑如星流”的唱和纪录——元稹每到一处驿站，便将沿途所见所感写成诗篇，派驿骑快马送与白居易；而白居易收到诗稿后，往往彻夜不眠，挥笔应答，有时一日竟能回赠三首。有一次元稹在途中染病，写下“病中诗思转精深，满纸清愁寄故人”，白居易见诗后心急如焚，不仅回诗“遥知卧病孤灯下，感此相思泪满巾”，还特意托人送去良药与衣物。现存的《元白唱和集》收录二人唱和诗数百首，其中“君写我诗盈寺壁，我题君句满屏风”的诗句，正是这段“以诗为媒、灵魂相契”的深厚情谊的生动见证。
 

二、热血谏官，讽喻天下：以诗为谏的黄金时代
 
任左拾遗等谏官期间，白居易将“兼济天下”之志发挥到极致。他秉持“有阙必规，有违必谏”的原则，不仅在朝堂上直言进谏，更以诗歌为最锋利的谏书，与元稹、李绅共同发起“新乐府运动”，倡导诗歌“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三人常常在白居易的居所彻夜研讨，窗外夜色深沉，屋内烛火通明，李绅先写下《悯农二首》，“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的质朴诗句，让白居易与元稹深受触动。白居易当即拍案而起：“如此民生疾苦，当让天下人皆知！”随后便潜心创作《新乐府》五十首，元稹也提笔写下《新题乐府》二十首，形成“三子同心，以诗救世”的文坛盛景。

元和二年（807年），白居易任盩厔县尉，亲眼目睹农民盛夏割麦的艰辛：“足蒸暑土气，背灼炎天光，力尽不知热，但惜夏日长”，而一旁拾穗的贫妇更是衣衫褴褛，“家田输税尽，拾此充饥肠”。联想到自己“吏禄三百石，岁晏有余粮”的安逸生活，他内心备受煎熬，连夜写下《观刈麦》。诗成后，他第一时间寄给元稹，信中写道：“见其苦，感其难，夜不能寐，遂成此篇。愿与君共勉，不忘黎庶之艰。”元稹读罢热泪盈眶，当即回诗《田家词》，以“牛吒吒，田确确，旱块敲牛蹄趵趵”的生动描写呼应，二人以诗唱和，共同揭露赋税苛重带给百姓的苦难。这种“观照”背后，是儒家仁政思想与《周易·谦卦》“卑以自牧”精神的交融——统治者当以谦卑之心体察民瘼，方能持盈保泰。

这让我们不禁想起当代诗人李林在《红月亮——致敬父亲》中写下的“弯曲的背变成拉满的弓”，同样是对劳动者的深情刻画。白居易笔下的农人是“背灼炎天光”的群体群像，李林则聚焦于父亲这一个体，将岁月压弯的脊背比作“拉满的弓”，既写尽父爱的深沉，更暗含对千万劳动者在生活重压下坚韧不拔的敬意。二者虽跨越千年，却都以质朴而有力的笔触，捕捉到劳动者最本真的生命状态，践行了“文章合为时而著”的创作初心。

元和四年（809年），长安城内“宫市”盛行，宦官借采购之名掠夺百姓财物，白居易目睹一位卖炭老翁的遭遇：“满面尘灰烟火色，两鬓苍苍十指黑”，为了换取微薄的收入，即便“身上衣正单”，也只能“心忧炭贱愿天寒”。可最终，老翁的千余斤木炭竟被宦官以“半匹红纱一丈绫”强行换走。白居易目睹此景悲愤交加，回家后挥笔写下《卖炭翁》，字字泣血揭露掠夺的残酷。同年，江南遭遇大旱，衢州出现“人食人”的惨状，而长安城内的权贵们却依旧宴饮享乐，“食饱心自若，酒酣气益振”。白居易得知后怒不可遏，写下《轻肥》一诗，以强烈的对比直指社会不公。李绅读罢《轻肥》，直言“字字泣血，振聋发聩”，随即创作《答白公》，痛斥“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黑暗现实，三人相互呼应，让新乐府运动的影响遍及朝野，不少权贵读后“皆变色”，也让唐宪宗不得不正视社会问题。

白居易《轻肥》中“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尖锐对比，在马启代的《然后……》中得到了当代回应：“麦香里藏着杀戮，炊烟下埋着呜咽”。马启代以“麦香”与“杀戮”、“炊烟”与“呜咽”的强烈对冲，揭露现代社会中自然掠夺与人性异化的困境，与白居易一样，都以诗为刃，刺破虚假的繁荣表象。不同的是，白居易批判的是封建皇权下的阶层剥削，马启代则直面工业文明带来的生态危机与社会矛盾，但二者“救济人病，裨补时阙”的文学使命一脉相承，都是对时代不公的勇敢发声。

此期杰作《长恨歌》的诞生，更藏着一段文人相契的佳话。元和元年（806年），白居易与友人陈鸿、王质夫同游仙游寺，谈及唐玄宗与杨贵妃的爱情故事及安史之乱的往事，三人感慨万千。王质夫举杯道：“乐天深于诗，多于情，试为歌之，何如？”白居易欣然应允，陈鸿则承诺作《长恨歌传》与之相配。当晚，白居易在寺中秉烛疾书，从深夜写到东方发白，笔锋在浪漫爱情与历史兴衰间流转，既有“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的深情，也有“春宵苦短日高起，从此君王不早朝”的讽谏。次日清晨，他将诗作读给二人听，读到“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时，王质夫与陈鸿无不落泪，王质夫赞叹道：“此诗一出，必传千古！”这首诗将一场重大的政治灾难，融铸为一段凄美绝伦的爱情史诗，暗合《周易·乾卦》“亢龙有悔”的警示：极权与极欲，必将带来无法挽回的悔恨。诗作在浪漫叙事中，完成了对历史兴衰的深刻反思。

 
三、贬谪江州，心境转折：在“否塞”中窥见本心

元和十年（815年），宰相武元衡被刺杀，朝堂上下一片噤声，白居易不顾自身职位低微，上书请求缉拿凶手，却被权贵罗织罪名，贬为江州司马。消息传来，元稹正在通州贬所，闻讯痛哭失声，不顾自身病弱，连夜写下《闻乐天授江州司马》：“残灯无焰影幢幢，此夕闻君谪九江。垂死病中惊坐起，暗风吹雨入寒窗。”诗句中满是担忧与悲愤，白居易收到书信时，正乘船赴江州，读罢掩面长叹，在船上写下《舟中读元九诗》：“把君诗卷灯前读，诗尽灯残天未明。眼痛灭灯犹暗坐，逆风吹浪打船声。”二人虽相隔千里，却以诗为桥，相互慰藉，这份情谊在宦海沉浮中更显珍贵。

江州的岁月，是白居易人生中最失意的时光。他“谪居卧病浔阳城”，远离朝堂纷争，满心孤独落寞。元和十一年（816年）秋夜，他在湓浦口送别友人，忽闻江面传来琵琶声，“铮铮然有京都声”，便邀弹琵琶者相见。原来是一位从长安流落至此的歌女，早年曾是教坊名妓，“曲罢曾教善才服，妆成每被秋娘妒”，如今却“门前冷落鞍马稀，老大嫁作商人妇”。歌女弹奏琵琶，指法娴熟，“大弦嘈嘈如急雨，小弦切切如私语”，琴声时而高亢，时而低婉，诉说着身世的沉浮。白居易听着“弦弦掩抑声声思”的琴声，联想到自己的坎坷遭遇，又忆起与元稹的分隔之苦，不禁泪湿青衫，感慨道：“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当晚便写下《琵琶行》这一千古名篇。诗成后，他抄录多份，分寄友人，元稹读罢写道：“乐天此诗，我读之三遍，每遍皆涕泗横流。君之遭遇，我之痛也。”

白居易在江州的孤独与共情，在李林的《一条游在夏天的鱼》中找到了跨越时空的回响：“我是鱼，请给我鱼的清凉”。琵琶女“老大嫁作商人妇”的沦落与鱼“渴望清凉”的呐喊，都是对个体困境的真切诉说。白居易以“同是天涯沦落人”的浩叹表达共情，李林则以直白的呐喊传递渴望，二者虽表达方式不同，但都源于对生命苦难的深切感知，践行了“泄导人情”的诗歌使命。而马启代在《我一直在风中睁着眼睛》中写下的“风撕裂我的衣角，却吹不熄我眼底的光”，更与白居易贬谪后的坚守形成呼应——白居易在“否塞”中仍心系民生，马启代在时代风浪中始终保持清醒，都是“穷则独善其身”却不失锋芒的精神写照。

这段时期，白居易开始系统地汲取佛道思想资源，与庐山高僧如满禅师交往密切。如满禅师深知白居易心中郁结，时常邀他入山参禅，二人在庐山东林寺对坐品茗，探讨佛理。如满禅师曾对他说：“世事如露亦如电，唯有心安是归处。”白居易深受启发，在寺中居住月余，每日与僧人同吃同住，晨钟暮鼓间，心境逐渐平复。他写下《题东林寺》：“人间四月芳菲尽，山寺桃花始盛开。长恨春归无觅处，不知转入此中来。”诗中虽有对人生境遇的感慨，却已透出几分豁达。他还效仿陶渊明，在江州城外开垦荒地，种菊栽竹，自号“醉吟先生”，时常与当地文人饮酒赋诗，借酒抒怀，“醉里狂言醒可怕，杯中好物闲宜进”，在诗酒中寻求内心的平衡。

即便身处失意，白居易仍未完全放下为民之心。他发现江州百姓饮水困难，便亲自勘察地形，主持开凿“琵琶井”，解决了周边居民的用水问题；见农田灌溉不足，便上书朝廷请求疏浚当地河道，改善农业生产条件。这段经历让他更深刻地理解底层百姓的悲欢，也让他意识到，“兼济天下”并非只有朝堂进谏一条路，在地方上实实在在为民做事，亦是践行初心。

四、外放治民，闲适自守：实践中的“中和”之道

历任忠州、杭州、苏州刺史，是白居易将理想付诸实践的“中和”时期。他远离了朝堂党争的“亢龙”之危，在地方官的任上找到了“飞龙在天”（《乾卦》）的另一番天地——直接造福于民。

在杭州任上，白居易与时任越州刺史的元稹再度隔江相望，二人虽不能时常相见，却依旧保持着密切的唱和。元稹寄来《寄乐天》，诗中描绘越州“镜水稽山满眼春，可怜名士往来频”的风光，白居易便回赠《答微之》，以“江南好，风景旧曾谙。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描绘杭州盛景。这段唱和，后来演化成《忆江南》三首，成为千古绝唱。公务之余，白居易发现西湖水利失修，每逢旱季便农田缺水，雨季则洪水泛滥。他亲自带人勘察西湖，制定疏浚方案，组织百姓清除湖底淤泥，修筑堤坝，这便是著名的“白堤”。他还制定《钱塘湖石记》，详细记载西湖的水利管理方法，明确规定“湖水多少，各有定数”，让百姓按规用水，这份具有法规效力的文书，展现了他极高的行政理性与民生情怀。闲暇之时，他常与杭州文人游湖赋诗，春日里，“孤山寺北贾亭西，水面初平云脚低。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西湖的生机盎然与百姓的安居乐业，让他内心满是欣慰，《钱塘湖春行》中字里行间的欣悦，正是其治理初见成效后，内心与自然和谐共振的写照，体现了《周易》“天地之大德曰生”的生生之美。

调任苏州后，白居易与刘禹锡相遇，二人一见如故，结为挚友。刘禹锡刚从朗州贬所召回，性格乐观豁达，时常以诗鼓励白居易。一次，二人同游苏州园林，面对满园春色，刘禹锡写下《酬乐天扬州初逢席上见赠》，以“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劝慰白居易放下过往的失意，珍惜当下的时光。白居易读罢深受鼓舞，当即回诗《醉赠刘二十八使君》：“为我引杯添酒饮，与君把箸击盘歌。诗称国手徒为尔，命压人头不奈何。”二人在苏州时常结伴出游，或登虎丘山，或游寒山寺，饮酒唱和，留下了“苏州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的唱和佳话。在刘禹锡的影响下，白居易的创作风格更趋豁达，《暮江吟》中“一道残阳铺水中，半江瑟瑟半江红”的景致描写，精准捕捉了黄昏阴阳交接、动静相宜的瞬间，这亦是其人生状态的隐喻：在进取（兼济）与退守（独善）之间，找到了一个从容的平衡点。

白居易在杭州、苏州的治民实践与闲适创作，与李林笔下的“白云山的晨雾、康王河的暮色”形成呼应。李林在诗中写道：“晨雾漫过田埂，每一滴都盛着百姓的炊烟”，他以细腻的笔触描摹乡土风光，背后是对家乡与百姓的深切眷恋；而白居易的“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看似写景，实则藏着对民生安乐的欣慰。二者都将个人心境与地方风物、百姓生活相融，让闲适诗不再是单纯的避世之作，而是“独善其身”与“兼济天下”的巧妙平衡。

在苏州任上，白居易同样勤政爱民，整顿吏治，减轻百姓赋税，兴修水利。离任时，苏州百姓倾城相送，有人捧着自家种的瓜果，有人献上亲手缝制的衣物，还有老者拄着拐杖，一路送他至城外江边。白居易感动不已，写下《别苏州》：“浩浩姑苏民，郁郁长洲城。来惭荷宠命，去愧无政声。”船行江上，百姓仍在岸边挥手呼喊，他站在船头，热泪盈眶，心中默念：“此生能得百姓如此相待，足矣。”这段外放经历，让白居易在“独善其身”的同时，仍践行着“兼济天下”的初心，只是将这份初心从朝堂讽谏转向了地方治理的实处。

五、晚归洛阳，乐天知命：融合三教的终极安顿

晚年致仕，退居洛阳香山，白居易完成了其人生哲学的最终整合。“香山居士”之号，标志其儒者、官员身份之外，佛门居士身份的明朗化。

此时的诗作，充满洞明世事的淡然与日常生活的暖意。他与友人刘十九的情谊，质朴而纯粹。刘十九是白居易的布衣之交，二人没有官场的繁文缛节，唯有朴素的情谊。寒冬腊月，大雪将至，白居易在家中温好酒，燃起红泥小火炉，想起远方的刘十九，便写下《问刘十九》：“绿蚁新醅酒，红泥小火炉。晚来天欲雪，能饮一杯无？”短短二十字，道尽知己相伴的温馨。刘十九收到诗后，当即冒着大雪赶来，二人围炉夜饮，从农事聊到诗文，从过往聊到当下，炉火映着笑脸，酒意伴着情谊，直至天明才尽兴而散。

裴度曾是宰相，与白居易志同道合，晚年也隐居洛阳。二人时常相约游香山寺，白居易发起“香山九老会”，邀请裴度、刘禹锡、如满禅师等九位老友，定期在香山寺聚会。聚会时，众人饮酒赋诗、抚琴下棋，不问世事纷争，只谈人生感悟。一次聚会中，白居易提议将众人诗作结集，裴度欣然应允，亲自为诗集作序，取名《香山九老诗集》。席间，白居易写下《达理二首》，以“我无奈命何，委顺以待终；命无奈我何，方寸如虚空”的诗句，抒发内心的豁达。此时的他，融合了儒家“居易俟命”的从容、道家“安时而处顺”的豁达与佛家“观空破执”的智慧，达到了“委顺”与“养浩然”的辩证统一。

白居易晚年“乐天知命”的豁达，在马启代的《暂住》中得到了当代诠释：“来一趟人间只是暂住，唯有良心是永恒的行囊”。白居易以“委顺以待终”的姿态接纳命运，马启代则以“暂住”的生命认知坚守良心，二者都在生命的沉淀中找到了内心的安宁与坚守。而白居易《忆江南》中“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的美好追忆，与李林“红月亮下，父亲的鼾声里藏着岁月的安暖”的诗句，都以温情笔触定格生命中的美好，展现了历经沧桑后的平和与释然。

【精神谱系的艰难显影

一一从“江州司马青衫湿”到“在风中睁着眼睛” 】

我们刚刚完成了一次对白居易精神世界的漫长跋涉。我们看到，一个灵魂如何在“兼济天下”的豪情与“独善其身”的智慧间从容摆渡，如何将儒家的担当、道家的超脱与佛家的慈悲，熔铸为一种“乐天知命”而又不失锋芒的完整人格。他的诗歌，无论是《卖炭翁》里对掠夺的冷峻白描，还是《琵琶行》中“同是天涯沦落人”的浩叹，抑或是晚岁闲适诗里“红泥小火炉”的温情，都始终贯穿着一个核心：将个体生命体验，与更广阔的时代命运和人类普遍境遇紧密相连。

 中国军旅作家诗人李林

当这曲回荡于中唐的诗歌交响渐行渐远，我们不禁要问：那“为事而作”的笔锋，今天是否已然锈蚀？那“补察时政”的良知，是否已在后现代的碎片中消散？
 
历史的回音并未断绝。在当代诗坛的多元喧哗中，我们仍能辨认出一些执着的身影，他们自觉地站在了这个由杜甫、白居易等人开创的精神谱系之中。然而，这绝非一次轻松的投奔，而是一场需要巨大勇气的当代转化。他们面对的“时”与“事”，其复杂性与悖论性已远非中唐可比：权力与资本以更精微、更系统的方式编织着生活的罗网；个体的异化不再仅是“满面尘灰”的劳苦，更是一种嵌入数字生存的精神漂泊；那“救济人病”的呐喊，需要在全球生态危机与技术伦理的混沌中，重新寻找锚点。他们书写的“纸”，也浸透了现代性的焦虑、断裂与无意义感。然而，正是在这更为破碎的舞台上，那颗以良心为笔、以现实为纸的初心，其坚守才更显出一种孤绝的勇气与悲壮的诗意。
 

如果说，白居易在江州秋夜，因琵琶女的琴声而“青衫湿”，那是士大夫与沦落人之间跨越阶层的共情，其背后尚有一个虽不完美但可理解的伦理世界；那么，千年后的今天，诗人马启代选择“一直在风中睁着眼睛”，其所凝视的风暴，其成分已混杂了物质与信息的尘埃；李林从“红月亮”下父亲弯曲的脊背上读取的重量，既承着传统的农耕艰辛，也压着新时代城乡迁徙的无言阵痛。马启代在《然后……》中写下“麦香里藏着杀戮，炊烟下埋着呜咽”，以尖锐的对立揭示现代社会的生态危机与人性困境，与白居易《轻肥》的批判精神一脉相承；李林则以“我是鱼，请给我鱼的清凉”的直白呐喊，延续了《琵琶行》中对个体苦难的深切共情。他们的姿态或许不同——一者如哲人般冷峻叩问存在本质，一者如赤子般热切拥抱生活粗粝的质感——但内核都是在意义漂浮的语境下，执意要为脚下的土地和生存其间的普通人，重新寻回一种可以被语言承载、被心灵共感的温度与尊严。
 
因此，对白居易的重新解读，并非一场怀旧的祭奠，而应成为一把钥匙，用以开启对当代诗歌价值与困境的再审视。让我们将目光从香山居士的墓阙收回，投向正在我们身边展开的、鲜活而真切的诗歌现场，看一看，那“野火烧不尽”的春草精神，如何在新的世纪风暴中，顽强地萌发新绿。
 
【写后记：良心为笔，时代为纸——马启代、李林的现实书写与文学传承】

 
近读山东诗人马启代、李林的作品，结合对韩愈、柳宗元、刘禹锡、白居易诗歌的研究与学习，心有所感，更有所思。在诗坛不乏辞藻堆砌、情感空泛之作的当下，二人的创作如清风破雾，始终坚守“不无病呻吟，为时代发声”的初心，以生命体验为根、以苍生情怀为魂，用诗歌为时代立传、为人心立言，其精神内核与“李杜白”以来的文学传统一脉相承，在现实关怀与精神坚守中，构筑起当代诗歌的坚实底色。
 
马启代的诗歌，是“良心写作”的生动践行，更是对时代本质的深度叩问。四十载笔耕不辍，他始终以笔为刃，既直面现实的褶皱与暗角，又追问存在的价值与本质，作品兼具尖锐的现实观照与深沉的人文关怀。诗集《暂住》以“来一趟人间只是暂住”的生命认知为轴心，将个体生存状态与时代命题紧密相连——“暂住”的轻盈与“良心永恒”的厚重形成鲜明对比，既暗含对生命有限性的体认，又彰显对精神永恒性的坚守，与白居易“乐天知命”却“养浩然”的人生哲学异曲同工；《我一直在风中睁着眼睛》恰似他创作心境的自白，“风撕裂我的衣角，却吹不熄我眼底的光”，以极具张力的意象，展现了在时代风浪中保持清醒与坚守的精神，与白居易贬谪江州后仍心系民生的执着形成跨越时空的呼应；《然后……》则以“麦香与杀戮”的强烈对冲，“麦浪翻滚着金色的谎言，镰刀收割着最后的善良”，揭露现代社会对自然的掠夺与人性的挣扎，用“黑白交替”的哲思隐喻生活的未知与迷茫，尽显对生态危机与人性困境的深切忧虑，其批判锋芒与白居易《轻肥》《卖炭翁》的讽喻精神一脉相承。从《幸存者笔记》到《受难者之思》，他的诗歌始终扎根时代土壤，将个人感悟升华为集体共鸣，既不回避社会的伤痛，也不放弃对良知的坚守。
 
如果说马启代的发声是哲思性的深度叩问，李林的诗歌则是生活化的真情呐喊。他的创作源于最本真的生存体验，正如马启代所评：“来自生活和生存体验的全部体悟，保鲜保真没有任何问题”。《红月亮——致敬父亲》中“弯曲的背变成拉满的弓”，以质朴却极具张力的意象，将父亲劳作一生的坚韧具象化，既写尽父爱的深沉厚重，也暗含对千万劳动者的崇高敬意——这与白居易《观刈麦》中对农人的悲悯情怀，在关注劳动者、赞美生命韧性上形成深刻共鸣；《夏日的乌云》中“你是来驱赶炎热拯救世间/还是增加闷热助纣为虐”的追问，以日常生活中常见的自然现象为切入点，折射出对社会现实的困惑与批判，延续了白居易“文章合为时而著”的创作理念，将“泄导人情”的诗歌功能落到实处；《一条游在夏天的鱼》里“我是鱼，请给我鱼的清凉”的呐喊，直白而真挚，既藏着对生命本真的怜悯，也饱含对自由与尊严的热切渴望，与白居易《琵琶行》中“同是天涯沦落人”的共情精神一脉相承。他并非刻意雕琢技巧的技术主义者，却以最鲜活的生活质感打动人心——“白云山的晨雾漫过田埂，每一滴都盛着百姓的炊烟”，将乡土风光与民生安乐相融，与白居易《钱塘湖春行》中“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闲适与民生关怀异曲同工。

 
两位诗人虽创作风格各异，却在“为时代发声”的内核上高度契合。马启代以哲思为骨，在历史与现实的交织中，构建起兼具思想厚度与艺术张力的诗歌体系，其“自守现实关怀的立场”让诗歌成为批判现实、反思人性的利器；李林以生活为源，在个人经历与人间烟火中，捕捉时代的细微脉动，用真诚无伪的表达，让诗歌成为连接个体与群体的情感纽带。他们都摒弃了无病呻吟的矫饰，拒绝脱离现实的空泛抒情：马启代的“良心”是对时代本质的坚守，李林的“真情”是对生活本真的敬畏；前者如深邃的观察者，于纷繁世事中洞见核心，后者如热忱的记录者，于日常点滴中映照时代。
 
在当代诗歌寻求突破的语境下，马启代与李林的创作给出了珍贵的答案——诗歌的生命力，永远根植于时代与人民。他们用作品证明，真正的诗歌不必依赖华丽辞藻的堆砌，不必追逐转瞬即逝的潮流热点，只需以良心为笔、以时代为纸，将个体的生命体验与集体的生存境遇相连，便能发出穿越时空的回响。这样的写作，既是对白居易“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传统的虔诚继承，在诗学上，它亦是对抗语言空心化、经验碎片化的一剂峻药；更为当代诗歌的现实书写提供了鲜活范式，让我们重新看见诗歌在记录时代、慰藉心灵、启迪思考中的永恒价值。
 
当然，文学的疆域辽阔，“为时而著”的厚重仅是其中一道深刻的山脉。诗学探索的多元路径，诸如对语言本体的精研、对潜意识幽微的勘探、对文化符号的智性戏仿，皆有其不可替代的价值。马启代、李林们的意义在于，他们以不容置疑的诚恳与炽热，牢牢守住了诗歌与大地、与人民之间那条最古老也最易被遗忘的血脉。他们的创作，与那些专注于内在宇宙或形式革命的探索，共同构成了这个时代复杂而必要的精神地形图。
 
文学本就允许多元表达，既需要“为时而著”的厚重之作，也可以有“为己而吟”的轻灵之作；既需要针砭时弊的锐度，也可以有安放心灵的温度，不必以单一标准苛求所有创作。纵观古今，任何时代的文学创作都存在优劣之分，而真正能够穿越时间的，永远是那些情感真挚、思想深刻、艺术精湛的篇章。
 
文学的生命力在于“兼容并蓄”。白居易们的时代有他们的担当，我们的时代也有文人的坚守。当下，我们更需静下心来发掘那些真正的精品——它们正以各自的方式，延续着中国诗词“言志、抒情、载道”的精神内核，在时代的土壤中生根发芽，绽放出属于这个时代的文学光华。当我们将白居易的智慧、马启代的冷眼、李林的赤忱并置观之，我们所见证的，已不止是文学风格的接力，而是一种文明在应对不同历史周期之困厄时，其内在精神生生不息的创造性显形。这，或许才是那“野火烧不尽”的春草，所能给予我们的最深邃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