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里的老先生总爱变着法儿说“一年”。
看他指着田里弯腰的稻穗，慢悠悠地说：“今年年成好。”
那个“年”字从他嘴里滚出来，带着日头晒过的泥土味，混着稻芒擦过掌心的痒。这个字啊，是趴在地上的。老祖宗造字时，画的就是人驮着谷子——丰收有多沉，脚步就有多重。“年”是跟着肚子走的，胃记得什么时候该馋新米，什么时候该盼腊肉。庄稼青了又黄，像人喘了口气，一年就过去了。它踏实得很，能存进粮缸，能化成米酒，能变成年夜饭桌上那盘热气腾腾的饺子。原来我们算岁数，最早是学着庄稼的样子——生命不是凭空老去，而是像稻子一样，一茬一茬地长熟，然后谦卑地低下头。
等天黑透了，他摇着蒲扇看星星，话就变了：“又添一岁喽。”
“岁”这个字飘在夜风里，凉丝丝的，像井水。这是挂在天上的时间。老话把木星叫“岁星”，它在天上走一圈，人间就是十二年。“岁”是星星刻下的印记，得仰起头才看得见。“岁月”两个字连在一起，就像溪水淌过石头，不急不缓，却能把最硬的东西磨出痕迹。它不在乎谁家粮仓满不满，只管把日头从东搬到西，给孩子的鬓角添霜，把少年的头发染白。除夕“守岁”，守的是天地换岗的那个刹那；算“虚岁”，算的是打从娘胎起，就被星空凝视的完整年轮。
只有当他翻开那本边角起毛的族谱，手指颤巍巍点着一个名字时，才会说：“光绪廿三载……”
“载”字出口，格外慎重，好像一个字能压塌炕沿。这时候的时间，不在土里，也不在天上，它在泛黄的纸页上，在祠堂的梁柱间。“载”是被人写下来的。它原本是“装载”、“开端”的意思。新皇登基了，换朝代了，修大工程了，才值得用一“载”来记。“三年五载”听着不长，可那是多少人的生老病死、悲欢离合，被历史的车轮碾成的一道辙。我们的名字被“载”进家谱，就像那些大事被“载”进史书——再微小的存在，都想在时间里留下一点来过人间的证据。
现在，我的手机屏幕一亮，日子就是个数字。可每次回到老屋，三种时间就又活过来了。
厨房里，新粥的甜香是“年”——母亲念叨着该吃年饭了；院墙外，槐树叶子悄悄变黄是“岁”——它不说话，却提醒我头顶的星空从未停步；而我此刻写下这些，何尝不是在用自己的方式，把正在消失的“年”和“岁”，试着“载”进这片虚无的网络里。
我忽然懂了老先生那代人的日子为什么显得那么厚实。他们活在三种时间里：脚踩着土地的节奏（年），心里装着星辰的流转（岁），最后把这一辈子的冷暖，都装订成册，交给儿孙（载）。土地只管春种秋收，星空只管默默旋转，而世世代代的人，要做的就是把这两样东西揉进生活里，变成故事，再把手温传给下一代。
时间从来不是只有一种过法。有人活在收成里，有人活在星天下，有人活在家谱上——而最好的活法，大概是心里同时装着这三样：低头能闻见稻香，抬头能望见星河，回头时，看见自己的名字，正稳稳地接在祖辈的后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