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纪 CENTURY
张学勤
杭州市文史研究馆馆员
汪日章（1905-1992），别名荻良，浙江奉化人，是蒋介石的一个远亲，一度曾是蒋介石身边的红人。他擅长油画，1929年毕业于巴黎国立高等美术学校。曾任上海新华艺专西画系主任，上海昌明艺专西画系主任，全国美术界抗敌协会理事长，杭州国立艺专校长等职。
图|汪日章（1905-1992）
抗战胜利后，汪日章为谋取一个市长或厅长的职位进行了一系列活动。时任军政部部长的陈诚也曾亲自为其写下推荐信送呈蒋介石，汪还将价值5万元的吴昌硕字画作为寿礼献给蒋，但是，汪日章最终还是没能在仕途上如愿，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浙江省档案馆藏有一部《汪日章日记》（始于1941年1月，终于1949年2月，连头带尾共9年日记。此外，另有1936年的5天日记）。该日记中，附有一份1942年4月，汪日章在重庆被邀加入孔学会时填写的入会履历表（草稿），表中填有如下内容：
图|汪日章日记照片
“1926年9月—1929年12月，在巴黎国立高等美专油画系修业（四年）”；其间，还曾在“市政学院学习（1927年9月—1929年6月）”；“专著有：《美术论》《市政小言》”。
由此可知，汪日章是1926年9月赴法留学，既学习绘画，又学习市政。不过，汪日章学成归来的时间不是1929年12月，而是在1929年8月。当年8月27日的《申报》上，有一篇《法美留学生归国后欢迎》的新闻，专门报道了汪日章、叶奇峰、周松等十余位留学生学成归国，抵达上海的消息。
回国后，汪日章先后执教于上海美专、新华艺专，担任西洋画系主任。如果一直耕耘于画坛，汪日章后来很可能成为像林风眠、潘天寿那样的艺术大师。那么，当年他是怎样进入仕途的呢？对此，汪日章生前曾有如下回忆：
有一次，我在留法同学毛庆祥（当时任蒋介石侍从秘书）处叙旧，适逢蒋介石进来，谈及乡亲之谊，知我曾学美术与市政，乃介绍我做了南京工务局技正（工程师），负责公园管理和设计。1932年底，蒋的两个秘书因故离职，仅有毛庆祥一人，还兼机要室主任，忙不过来，于是执意推荐我当他助手，做些文书收发工作。因有以上几种关系，自然得到蒋信任，很快就当上了侍从秘书。以后，又兼任侍从室第四组少将组长。［（汪日章口述，汪闻天整理《跟随蒋介石六年见闻》，奉化县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奉化文史》第一辑，1985年版）］
汪日章所说“以上几种关系”，主要是指：蒋介石的孙氏母舅孙琴风，是汪日章母亲的堂兄弟。早年，蒋家困难，时任宁波新顺杂木行经理的孙琴风曾常年资助过蒋家。因此，蒋介石对这位不是亲娘舅的孙氏娘舅相当敬重。爱屋及乌，这份敬意自然也就延伸到了汪日章的身上。
当上侍从秘书后，汪日章成为最贴近蒋介石的重要文员。凡是外出，蒋必定带上侍从秘书。除了贴身随行外，侍从秘书还拥有特殊职权，当时侍从室设有两个处，处下面还设有组，一般的秘书都隶属于各个组，唯独侍从秘书不属组里管辖，直接为蒋介石代拆代行。汪日章说：“如戴笠来的情报、机密文件，连两个处的主任都不知晓，专门由侍从秘书收转，侍从秘书只对蒋一人负责。”（汪日章口述，汪闻天整理《跟随蒋介石六年见闻》）
此外，汪日章还以少将身份兼任侍从室第二处第四组（秘书组）组长，既掌收发和来文分配之权，又负文牍处理之责。汪日章1936年3月9日的日记中就有“送陈主任公事十一件，钱主任十六件”。陈主任即陈布雷，时任侍从室二处处长；钱主任即钱大钧，时任一处处长。可见，初入仕途的汪日章就成了最接近核心权力的要员。
西安事变之前，蒋介石的军事重点就是“围剿”红军。所以《汪日章日记》仅存的1936年5天日记中，有三天与“剿匪”有关。如：
匪窜晋，委座电张学良等派廿五师先渡河，并指示部署。电阎锡山，教以剿匪法。（3月5日）
委座电刘经扶、商震等关于剿匪调动军队事。（3月7日）
电刘经扶、关麟征构筑工事应注意之处。（3月10日）
1936年11月，蒋介石以避寿之名，赶往洛阳，其实是在洛阳做进一步的军事谋划。12月4日，蒋介石由洛阳坐火车前往西安，直接威逼张、杨所部：“剿共”。考虑到去西安有一定的风险，所以，宋美龄没有与蒋同行。作为侍从秘书的汪日章当然要与蒋同行，不过，他的妻子孙礼镕，以及其他官员的女眷都没有随丈夫同行（这些女眷都由洛阳返回南京）。
蒋介石到达西安，不住西安城，而住临潼华清池（也是出于戒备考虑）。在临潼华清池，汪日章曾亲耳听到蒋、张之间的对话：
有一次，张学良向蒋介石进行“哭谏”，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蒋介石大声斥责说：“你这样，我要枪毙你！”愤怒的声音，室外都可以听到。当时，我就担心，这样逼下去总是不好的，会不会和张学良闹翻了？（汪日章《西安事变亲历记》，浙江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浙江文史集粹·政治军事卷上册》，1996年版）
12月12日清晨，西安事变爆发。汪日章被枪声惊醒，他的房间就在蒋介石隔壁，“其窗户墙壁均为弹穿”。汪因躺在床上不动，所以毫发无损。
蒋介石被捉后，蒋的随从人员都被装入一辆卡车，直驶西安城。然后，被押入一座院落内，里面全是地铺，一律就地躺下。下午四时许，有人点名要把汪日章、毛庆祥、葛武棨、萧赞育、邵存诚等五人带往别处。汪日章等以为要被拉去枪毙，受惊不小。
押出的五人都是蒋介石侍从室中的要员，不过，他们并没有被拉去枪毙，而是被送进了西京招待所优待了起来。
1946年12月26日，汪日章曾以“汪迪朗”之名在《中央日报》第10版上发表《十年前回忆》一文，讲述了自己在西安事变中的经历，并留下了这样的感叹：西安事变“事先的计划布置，由事实的反映不难推知，当时空谷来风，大概已知其情，但总以为不至（致）如此之甚”。显然，汪日章等人在去西安之前已有所警觉，有所戒备，但心理准备还是相当不足。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蒋介石因腰伤曾回老家奉化溪口卧床养病，侍从秘书汪日章仍随侍左右。当时，蒋住其母亲的坟庄里三间小洋房（即“慈庵”）内，汪则住在离蒋住处最近的下房，而侍从室二处处长陈布雷则住在离蒋住处较远的文昌阁小洋房内。
当时，蒋介石想完全按照自己的意愿来尽快公布这场西安事变的经过，不过，他没有将这个写作任务交给曾同去西安、亲身经历了西安事变的汪日章，而是交给了未曾同行、没有经历西安事变的陈布雷。蒋介石后来发布的《西安半月记》，就是出自陈布雷的手笔。
抗战军兴，蒋介石于1938年初辞去行政院长兼职，专管军事，叫副院长孔祥熙继任院长。这年5月，汪日章被调离侍从室，派到行政院担任秘书。
虽然都叫“秘书”，但是，这个“秘书”与“侍从秘书”之间，有着天壤之别。远离了核心权力，时间一长，汪日章有了很大的失落感，开始考虑：究竟是回归画坛，还是继续走仕途的问题。
1941年7月22日，汪日章曾去侍从室征求同学毛庆祥的意见“是否去美术学校当校长”？毛庆祥认为“无甚意义”。
1942年2月5日，汪日章在日记中记下：“晚间，与罗敦伟（民国经济学家，笔者注）谈彷徨歧路之苦状。渠云：’年事尚轻，如再行数年，政界上无甚发展，再转艺途，一心专力，未为晚也。’”
听从了朋友的意见，汪日章继续行走在仕途中。同年7月17日，汪日章在日记中草拟了一封致蒋介石的短信，请求回侍从室工作，全文如下：
窃职奉派至行政院，倏已五载，平时小心自重，期有寸进。目下，院中人才济济，参事、秘书共有二十余人，复有参议办公者。公文承转无异关卡重重。职默察现阶段之政事，危机隐伏，其应努力之处实多，固不必在此多占一席，无功受禄。拟仍钧座左右，以图涓埃之报。可否回侍从秘书之职？
敬祈
批示 祗遵
敬呈
委员长 蒋
此信大约是通过陈布雷转呈蒋介石的。因为汪日章8月10日的日记中，有这样的记载：“三时曾访布雷先生……托其公事之事，答应转达。”而在此前，汪日章已在杂志上公开发表了这样三篇文章：《蒋委员长的生活》（1939年第1卷第3期《时代精神》）、《蒋委员长对自然的欣赏》（1940年第2卷第3期《欧亚文化》）、《蒋委员长之先知先觉》（1941年第3卷第5期《时代精神》）。汪日章希望自己的文笔能引来蒋的关注。
但是，此后汪日章始终没能回到侍从室，更没有被恢复侍从秘书的职务，一直碌碌无为地待在行政院。不知道汪日章生前是否留意过《陈布雷回忆录》（陈布雷去世两个月后，其妻王允默整理，上海廿世纪出版社1949年影印出版），如果阅看过此书，就能明白其中的缘由。
陈布雷在书中说了这样一件事：1936年夏天，蒋公仍赴牯岭避暑。同行有钱大钧、汪日章等人。陈布雷则因小病未及同时上山。“某日，有工兵学校请颁训词。钱（大钧）不以寄余，而交汪（日章）组长与张彝鼎二人同拟，既拟就呈阅。蒋公见其草率幼稚不可用，援笔批曰：’此等文字，尚不够中学生程度，何得率为转呈？’”
10天后，陈布雷上牯岭，才获知此事。他说：“钱（大钧）以代余受过，意甚不怿……然汪（日章）组长毫无内愧之心，余付之一慨而已。”（《陈布雷回忆录》154-155页，东方出版社2009年版）
可见，汪日章虽是学成归来的留学生，但擅长的只是绘画，而不是文字，然而，汪日章却过于自信，喜欢舞文弄墨，卖弄文笔，从而放大了自己的短处。他在《时代精神》《欧亚文化》上发布的三文，的确也不是好文章。
陈布雷向蒋介石提议，请江西才子陈方就任第四组组长。获得蒋的首肯。原组长汪日章便被安排去了行政院。
当年是陈布雷掘走了汪日章，不知内情的汪日章后来却又去托付陈布雷转交信件给蒋介石，希望仍回侍从室工作，这样的事当然不会成功喽！
仕途不如意，汪日章开始思考自己人生的目标：继续走从政之路，还是回归美术之路？
1942年2月16日，他读完《中国绘画史大略》。该书中有关于唐代画家阎立本的介绍，给汪日章留下深刻印象，他由此在日记中写下“丹青卑下，盖欲以技糊口或谋事，自不能善自尊贵矣”等语。此时，在汪日章眼中，绘画（丹青）只是卑微低下的谋生手段。
但后来，他的看法又有了变化。据其1942年4月8日的日记记载，当天，有一位画界朋友与其交谈中，将清代画家郑板桥与乾隆皇帝作了对比，认为郑板桥的名声不在乾隆皇帝之下。这又触动了汪日章回归美术岗位的念头。
1943年1月14日，汪日章在日记中写下了这样一段话：
观察今古成功之画人，均能远出国门，成功其伟大之理想，克成其创作与杰作。独我优柔寡断，蹉跎岁月，一事无成。是谁之过欤？不能自强，何能自立；不能治家，焉能治国？往者已矣，来者可追。其惟急起图之。
1943年4月17日，汪日章首次举办自己的个人画展，在重庆展出87幅作品。三天的展览取得了出乎意料的成功：卖出49幅画，赚了13.3万元。
画展成功，使汪日章人生设计的天平完全倾向美术之路。1944年5月10日，汪日章在日记中写下这样的话：“自思对于各种学识多无根底，而志趣亦不合，愿嗣后专攻绘画，以展所长，而留不朽。”为此，他开始谋划出国途径。
1944年9月16日，汪日章致书蒋介石的首席秘书陈布雷，希望能去驻法国大使馆工作。陈布雷将汪的这一愿望作了转呈。9月22日，汪日章专程拜访了时任外交部次长的吴国桢，吴给出的答复是：“巴黎大使馆尚未正式成立，总领事以后不设。凡派赴外国者，非先进外交部工作一年以上者不可。”汪日章明白“此事又成空想矣”。
此后，汪日章又陷入迷茫之中，他在11月23日的日记中写下：“乱世无可效力，或守以待，专于美术，从事著作；或进以取，从事地方事业，冀有所建白。现有两途，人为乎？天命乎？尚待考虑。”
跨入新年，汪日章再次下定决心“专攻美术”，他在1945年1月8日的日记中写道：“自思仕途奉迎非其所长，不如弃之，专攻美术。而专攻者尚须鼓大勇，从事习作方可，决非随随便便可以成功者。应亟起图之。”
6月3日，汪日章给蒋介石写了一封信，提出“自费赴美、法、英、苏诸国，从事战后纪念画之观摩与联系”。汪日章应该写了两封信，一封给蒋介石，一封给布公（陈布雷）。由此推测，汪日章给蒋的这封信应该又是托陈布雷转交的。不过，两信于6月3日送出后，一直没有任何回音。
汪日章应该是较早获悉日寇投降消息的人。他在1945年8月10日的日记中写有“九时，发号外，敌有投降接受波茨坦会议无条件投降消息”。
抗战即将胜利的消息，使汪日章改变了原来的决定。8月12日上午，他专程前往重庆美专校街，拜访陈训慈（陈布雷二弟）、翁祖望（陈布雷的机要秘书），请他俩转告陈布雷，自己希望出任贵阳市市长一职。被陈、翁两人当即拒绝。
此路不通，改走他路，8月23日，汪日章专程前往军政部，拜访部长陈诚（字辞修）。汪“以贵州事托之”。陈诚的回复是：我正有意向委座推荐你出任市长或厅长。
汪日章大喜过望，回家后，天天去打听陈诚的推荐书来了没有。他在8月31日写道：“多处打听查案，公事未到，乃再至军政部收发室一查，也未到。连日奔波，欲速不达。”9月1日的日记是“八时，至军政部内外收发室查，知尚未发出”。
9月4日，陈诚的推荐信送达侍从室，一位叫郑秀民的文员为汪日章抄来了推荐信。看到陈诚的推荐书，汪日章踌躇满志，认为贵阳市市长一职已非我莫属，准备在仕途上大干一场，9月9日下午，他再次走访军政部，部长不在，只有次长林蔚在。汪向林蔚“谈贵阳事，并述及此后工作志愿：应从福利民生、实惠下级社会起。在政略上应有主动积极以赴，然后作事乃有成绩，不致再有’刮民党’之讥”。
9月20日，侍从室的好友给汪日章打来电话，告知：蒋委员长已经在陈诚的推荐信上写下了批示，共6个字“交行政院核议”。
因为委员长并无否定语气，所以这位好友向汪表示了贺喜。随后，汪日章去行政院见秘书长蒋梦麟，要求行政院落实此事。蒋梦麟的回答是：“行政院无权过问人事。”原来，国民党统治时期，政治轨道不是依照法治而是依照人治而运行，各省的省主席都是强人，在任用本省的厅长、市长时，拥有决定权。所以，蒋梦麟“牢骚甚多”，汪日章“亦以愤世之言答之”。
1945年10月14日，画家吴茀之来找汪日章，他随身带有一张吴昌硕的堂幅，托汪日章代为转卖，开价5万元钱。10月19日，汪日章将这张石鼓文堂幅献给了蒋介石（第二天是蒋的生日）。显然，这5万元钱肯定是汪日章自掏腰包的。
不过，保荐市长、厅长方面却不再传来任何消息，汪日章虽然心中不平，但还得面对现实，最后，他决定留在行政院好好干出一些名堂来。1945年岁末最后一天的日记中，他写下这样一段话：
回忆今年一年之工作，从派在第一组后，较有进步。盖第一组所包括者为内政、蒙藏、军政及各省民政，颇与自己性相合。看公事亦能用心，此后循此以往若干年后，当得为一行政专家，再加博览政治、经济书籍，以为印证，自可贯通此道矣。并作一业余美术家。勿怠，勿急，步步前进，有厚望焉。
跨入1946年，汪日章获悉一个重要消息——浙江的宁波和温州有可能设市。2月23日，他再次找到蒋梦麟秘书长，要求其将陈诚的推荐书和蒋介石的批语转发给浙江省主席黄季宽（即黄绍竑），“电黄季宽，保市长”。同时，又去蒋介石官邸拜访毛庆祥，请毛出面给黄季宽打一个招呼。
3月3日，汪日章见到黄季宽，黄对汪说：已看到蒋梦麟秘书长发来的公函，“如宁波、温州设市，当相召”。
接下来，浙江方面并无消息，贵州方面却有好消息传来。1946年3月12日，蒋梦麟告知汪日章：已将蒋委员长的批示转发给了贵州省主席杨森。3月19日，汪日章还获得这样一条消息：当天，蒋介石召见了杨森，杨森同意汪去贵阳当市长。
其实，杨森对汪日章并不陌生，他的女儿杨郁文嫁给侍从室的军官竺培风，媒人就是汪日章。看来，汪日章去贵阳当市长基本有望了。
3月26日，浙江省主席突然换人，黄季宽走人，沈鸿烈被任命为主席。3月30日，沈鸿烈在重庆举办宴请，汪日章也应邀与会。席间，已有消息灵通的人士向汪日章道贺，说“恭喜贵州市（市）长”等语。
此后，行政院内知道此事的人越来越多，但贵阳市市长的任命书却迟迟不见送来，汪日章感到非常尴尬。
进入4月，浙江省已上呈温州、宁波设市报告。汪日章决定留在浙江省当市长，“就近可照顾家庭”，并开始为此奔走。他曾对妻子说：“盖鸟久处林中，实思冲天一飞。”
11月11日，《申报》上出现一则标题为“宁波首任市长传内定汪日章”的新闻，全文如下：
（本报宁波讯）宁波市政府定于卅六年份起恢复一节，曾志本报。兹悉市长一席，闻政院已内定汪日章氏，汪系奉化人，现任行政院秘书。
但是，无论是贵阳市市长的任命，还是宁波市市长的任命，只是听到楼梯响，就是不见人下来。
12月27日，已被任命为大连市市长的龚学遂，邀请汪日章去大连当副市长或市府秘书长。汪日章经多方打听，获悉贵阳市市长和宁波市市长的确都与己无关，便于1947年5月12日坐飞机赴北平，转沈阳，欲去大连当官。
然而，当时的大连由苏军占领，国民党的大连市政府班子进不了大连市。所以，在沈阳待了几天后，汪日章只得于5月31日又飞回南京。此时，他的行政院秘书一职也已经被免了。
后来，他曾去拜访时任上海市长的吴国桢，提出“愿意做一小卒”。这个“小卒”的真实含义是：上海市教育局长。但被吴婉拒。
仕途屡屡碰壁的汪日章最终决定回归画坛。他致书时任教育部长的朱家骅，提出自己想去杭州国立艺术专科学校的想法。又拜访政界要人张道藩，请他去教育部当说客。
1947年9月16日，朱家骅召见汪日章，同意其担任杭州国立艺术专科学校校长。汪在当天的日记中记下：“见部长，谈艺专所以迟决校长问题，初约陈树人，兹渠已表示不就，乃决定请我。我表唯唯。”
图|杭州国立艺术专科学校
10月9日，汪日章坐钱塘号火车来杭州就职。在仕途奔波了15年的汪日章，最后算是顺利回归画坛。
汪日章就任杭州国立艺术专科学校校长后，本想在美术之路上施展才华，但是，到校后，他就跌入校务杂事的泥坑。由于物价飞涨，教授们的工资无法养家，甚至连自己都养不活。作为校长的汪日章整天为员工的柴米油盐奔忙，为学校借钱奔忙。
1948年11月24日，汪日章在日记中写下了“近日均为吃的问题奔走。校长为实际事务员而已”！
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夕，汪日章曾跑到广州，并在广州街头徘徊多日，但最终他还是决定不去台湾，而是返回了家乡奉化。
汪日章与林风眠、潘天寿、徐悲鸿等交往密切，属于同一代画家，但由于汪在仕途徘徊中耗费了大好的光阴，最终没能在画坛上取得更大的成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