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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9年，高宗武与陶希圣受惑于日本许诺的“和平谈判”，一手策划了汪精卫的出逃叛国。在后续与日方的接触中，二人逐步看清了日本灭亡中国的野心。此时再劝汪精卫悬崖勒马已殊无可能，而他们自己也陷入虎口，危在旦夕。

若想了解二人是如何一错再错的，可阅读前文

史海钩沉|做了汉奸，还能回头吗？

12月2日，在香港的万冰如接到丈夫陶希圣声称要自杀的信后心急如焚，她找到陶的两名学生连士升和鞠清远商量对策。两人主张一定要在汪日签约前，将陶希圣从上海救出来。

万冰如与陶希圣当时共育有5名子女，年龄最大的陶琴薰17岁，最小的不过三四岁。她在当天便做出决定，将全家大小六口的性命搬到上海，换陶希圣出来。

1934年陶家于北京的合影

次日万冰如偕子女5人搭法国邮轮离开香港北上，此时她尚有孕在身，连士升哭着将她们送上船。到上海后，一家人住进鞠清远在法租界为她们租的房子。此时受到七十六号暗杀威胁、被吓得枪不离身的陶希圣，也终于有借口离开愚园路与家人同住。

由此也可以看出，此前一直坚持住在租界的高宗武是多么机智，他对日本人的手段应该是早有防备的。

12月29日，汪日谈判在周佛海的主导下正式结束，双方将于30日正式签字。当晚陶希圣刚回到家中，他随身佩戴的手枪就被夫人万冰如夺走，并发生了以下对话。

以上对话出自陶希圣的回忆录，万冰如的果决、担当与节义震撼人心。作为几十年的夫妻，她深知陶希圣的软弱与犹豫，故不惜以全家人的性命相逼。

当晚万冰如枕枪而眠，陶希圣在次日称病不起，向汪公馆告假没去签字。

12月30日，汪精卫、周佛海、梅斯平等人在汪日密约上签字，高宗武拒绝出席，当他发现陶希圣称病缺席后，当晚便去陶宅进行试探。

高先发问：“我们现在怎么办？”

陶反问：“我们离开？”

高：“那还等什么？”

陶：“1号、3号和7号都有船，我们搭哪一条？”

高：“这么大的事，你最好再考虑考虑，明天再告诉我你的决定。”

相信从对话中，大家已可以体会到高宗武的狡猾。

实际上，高宗武去陶家前，已经请杜月笙的大弟子万墨林为两人买好了3号“胡佛总统号”的船票。如高宗武所说，“他虽一直是我的好朋友，但政治是危险的。”高宗武并不当场说出船期，只推说“等你决定好了，我去给你买船票”。12月31日，陶希圣派女儿琴薰送来一封信说决定走，高宗武才把船票给他。

1月3日，陶希圣先乘汽车到南京东路的和平饭店，下车安排司机在门口等候，自己穿过大厅由后门逃跑，再乘出租车到黄埔滩码头。高宗武则早就安排妻子离开了上海，当天他从法租界家中直奔外滩码头。码头上有万墨林安排的兄弟保护他们，直到轮船出海。

高宗武夫妇

高陶行前曾约定，为了安全起见使用假名字分开行动，待到海上再相聚。启航后高宗武却一直找不到陶希圣，直到第二天才遇见也正在寻找他的陶。至于找不到原因，竟是两人都忘了对方的假名。

为了不引起汪周等人的警惕，陶希圣的家人并未选择和他一起离开。

等”胡佛总统号“一离开吴淞口，陶立刻从船上发电报给万冰如报平安，并由她将事先留下给汪、周等人的信件分发出去。高宗武的亲属多人随即被逮捕（后被营救），而陶希圣在租界的家也被特务四面看守，不得出入，陶家甚至有断炊之虞。

万冰如托人买了船票，计划带子女秘密逃去香港。但被陶的学生曾謇告知，周佛海已经派人在码头等她自投罗网 ，一家人陷入绝境。

1月12日，万冰如带大女儿琴薰去了位于愚园路的汪府，与汪精卫和陈璧君交谈两个小时，此过程更凸显了她的聪明智慧与临危不乱。

她首先是讲明自己是个乡下女人，只会洗衣、烧饭、养孩子，不懂政治，不过问陶希圣的事，也不知道他为什么要走。随后用三个理由来说服汪氏夫妇：

1. 只能由自己去劝陶希圣回来：他是被高宗武蛊惑走的，别人去劝，不能将他与高分开，没有用；

2. 时间紧迫：如果陶在香港说了不该说的话，就收不回了，所以自己必须立刻出发；

3. 留下人质：自己只带两个不到五岁的小孩子去香港，三个大孩子留下作为人质。

汪精卫和陈璧君绝想不到，一个传统的家庭主妇竟有如此智慧和魄力，因此轻易地相信了她所说的一切，不仅同意她立刻去香港，还给了她两千元作为路费。

三十年代的十六铺码头

1月13日，万冰如再一次说走就走，带着两个幼儿在曾资生（陶的学生）的陪同下到十六铺搭船。琴薰、泰来、恒生三姐弟到码头相送，临别之际三人对母亲遥望大哭，而万冰如也在船上扶着栏杆哭泣，此一去真为生离死别，一家人不知是否还有机会再见面。

万冰如到达香港与陶希圣相会后，立刻发电报给汪精卫，告以“希圣即可偕返上海”，以此麻痹他。汪信以为真，放心往青岛开会去了。

随后杜月笙安排曾资生潜回上海与万墨林联络，要求他不惜一切代价护送陶希圣的子女离开上海。曾资生返沪后，与万墨林制定了三姐弟脱逃的计划，又在陶家与万墨林之间传递消息。

陶家在上海法租界的住所

1月20日，万墨林调集了大批兄弟，暗藏枪械，化妆为各色人等为陶家三姐弟提供保护。勇敢镇定的陶琴薰先把两个弟弟送到亲戚家，再效仿父亲的故伎，从学校前门进后门出甩掉司机。为避免被一网打尽，万墨林接应上三姐弟后，安排他们分乘三部汽车出逃。

一路上，万墨林亲自带着枪法最好的保镖全程护送，在必经之路的煤球工厂布置了20名枪手准备阻截追兵，，又埋伏了30人在十六铺码头接应，做好了与“七十六号”死战的准备。

万幸三姐弟演技出色，平安无事地顺利登船。待船驶出吴淞口，姐弟三人在甲板相聚，不禁抱头痛哭。同行的曾资生，随即到服务台发了一封平安出海的电报给陶希圣。高陶在接到电报后，当日将日汪密约全文和照片发表到《大公报》。

实际上，高宗武在1月5日抵达香港之际，便托杜月笙呈信给蒋介石，附上密件三十八纸，密约照片十六张。蒋收信后立刻指示中央通讯社社长萧同兹赴香港指挥发稿，并秘令杜月笙组织营救陶希圣妻儿，一直等到她们全部脱险，才安排稿件见报。

《大公报》刊登的日汪密约全文

汪日密约全文的揭露，一时轰动中外，各报均作为头条转发，给日本和汪组织带来的打击相当沉重。周佛海无能狂怒，在1月22日的日记中记录“高陶两动物，今后势必杀之”。

《大公报》发布的密约内容，有高宗武带回的密约照片作为证据。日汪会议的文件是绝对机密的，每次会议完毕前都要收回，连桌面的笔记本都不得带走。那么高宗武是怎么完成摄影的？

《大公报》刊登的密约照片

高宗武作为日语专家，每次开会都坐在汪的身边，一开始他试着把密约背下来，但是难度太大且可信度不足。所以在事发数月前，他便鼓励自己的妻子学习摄影技术，为拍摄密约做好准备。

11月中，他在汪府修改密约译稿时，恰逢一名日本议员到访。在谈话完毕送客人回旅馆的过程中，他假装不小心将密约夹带了出来。

待把客人送到旅馆后，他安排司机在门口等待，从旅馆后门跑回家，请妻子完成拍照，又亲自把底片送到一位信得过的朋友处保存。

之后才施施然地回到旅馆，在日本客人处随便聊了几句，又坐着汪家的车返回。整个过程不超过一个小时，丝毫没引起汪精卫的怀疑。

可见从后门跑路这一招，已成为国府大员的必备技能。而高夫人的摄影技术，想必也练习得相当有水平了，才能在短短一小时中完成瞒天过海。

高陶事件发生后，很多人认为两人是蒋介石方埋藏在汪系的卧底，只待关键时刻给汪精卫致命一击。但高宗武在自己的回忆录中，反覆提及自己对汪精卫之忠诚、不舍和苦劝，以及因背叛汪精卫而愧疚良多。

高宗武的回忆录为英文撰写，中文版由陶希圣第三子陶恒生翻译完成。陶恒生在自己撰写的《高陶事件纪实》中也暗戳戳地吐槽高宗武不愿“自倒竹筒”，只吞吞吐吐地“挤牙膏”。

从坚持住在法租界、安排妻子学习摄影、提前联系杜月笙等事来看，高宗武心思缜密，对脱离汪精卫一事计划甚久。他对于汪精卫个人，心理上可能存有歉疚。不过既然都决定离开了，也不耽误同时把自己洗白。这不仅是人之常情，更是正义之举。

此事结束后，高宗武得到蒋介石的谅解，后者不仅把他从汉奸名单中取消，还称他为“浙中健者”和“浙江人的骄傲”，并出钱送他赴美考察。

高宗武赴美后化名高其昌，从此不问政事，在美国以炒股为生。发财后还受托为胡适等老友理财，也算是最早的一批基金经理了。1971年，高宗武曾亲赴台北为70岁的万墨林祝寿，这也是二人第一次见面。

1994年高宗武寿终正寝，享年89岁。

此时距离汪精卫被开棺戮尸、周佛海瘐死狱中、陈公博与梅思平枪决正法，已经五十年了。

这一事件中帮助过高陶二人的黄群、徐寄庼、万墨林幸而都得到善终。

对高宗武帮助极大的黄群先生，在1945年4月病逝于重庆，这位曾参加辛亥革命和护国运动爱国人士没能见证到日本投降。而徐寄庼先生，在香港沦陷后被日军押送回沪，称病在家拒绝与日伪合作，1944年与中共地下党员梅达君联系参与苏北抗日，1956年逝世。

直接策划了营救的万墨林，在1940年11月在上海金山饭店被捕，他先后被押送到七十六号特工总部及虹口日本宪兵队残酷刑讯，始终不肯供出国府驻沪代表蒋伯诚及其他地下工作者的行踪。后经杜月笙营救，获得释放。

杜的前两个条件可简化为“做人留一线，日后好相见”和“你要战，我便战”。与如今的精神小伙语录如出一辙，可谓是薪尽火传，一脉相承。

万墨林在1973年撰写的《沪上往事》一书中写道，“我的两度牢狱之灾，并不一定就是高陶两位先生的事件所引起的，而且彼此都为国家民族，引颈一块，死而无憾。与高陶事件稍有关联的，充其量，不过敌伪双方晓得我沾过高陶事件的一点光，想起他们自己当年的狼狈情景，在修理我的时候，手脚来得重一点罢了。”倒是颇有游侠之风。

陶希圣一家的经历则更为曲折，1941年底日军攻陷香港，搜捕陶希圣甚急，甚至有谣言称他已被日军剥皮。陶家众人再次被迫洒泪分别，由杜月笙派来的向导带领分散逃难。

1942年1月27日，陶希圣用椰壳油给皮肤染色化妆，混在难民队伍里经陆路北逃，一路穿过日占区抵达国军驻守的韶关。1月31日，万冰如带着众儿女向西行进，步行六百里，穿过十万大山抵达桂林，一路多次遭遇土匪，堪称九死一生。二月底，一家人终于在桂林团聚。

陶希圣在后来给陶琴薰的信中说：“我一向优柔寡断，汝母则坚决矫捷，说做就做，说走就走。每当困难之大关临头，汝母常能立即决断。”

万冰如，是湖北耕读世家出身的传统中国妇女，她没有受过新式教育，嫁入陶家后一辈子养儿育女、操持家务。但如果没有镇静勇敢、临危不惧的陶夫人作为一家的精神支柱，即使再周密的计划与万全的安排，恐怕也不一定能克服那稍露破绽便功亏一篑的陷阱。

解放前，因与陶希圣政见不同，陶琴薰与丈夫沈苏儒选择留在大陆。1949年5月6日，陶希圣随蒋介石乘坐“太康”舰至上海吴淞口，请蒋介石稍作停留，等他去上海市区接出女儿。蒋介石同意后，陶希圣立即从军舰上给女儿发出电报，约定在十六铺码头碰面。可过了约定时间，陶琴薰并未出现，陶希圣只好含泪离开。从此父女再也没有见过面。

1956年的陶琴薰一家

1975年，万冰如于台北病逝，享年75岁。临终前一夜，她还抓着陶希圣的手轻声说：“我要去了，你怎么办呢？”

三年后，在历次运动中屡遭冲击的陶琴薰在北京去世，终年58岁。80岁的陶希圣知道后写下一首诗：

生离三十年，死别复茫然。
北地哀鸿在，何当到海边。

后陶琴薰的弟弟将她留下的两子一女接到美国生活，年近90岁的陶希圣也坐着轮椅远赴美国，终于与儿孙团聚。

陶希圣与儿孙相聚于旧金山

高陶二人主和，但都未投敌，于乱流中知所进退，虽有错误但未失大节。如陶恒生《高陶事件始末》一书的序中所言，“低调俱乐部诸公，自认为聪明理智，众睡独醒，为国家民族百年之计去通敌谋和，其实是愚不可及。这杯汉奸的毒酒，正如父亲所言，他只喝了半杯，便拼命吐出了。”

1967年 高陶相会于美国 

岁月让他们都变得慈眉善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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