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两唐书所载“心正则笔正”说
《旧唐书》卷一六五《柳公绰传》附“柳公权”：
穆宗即位。入奏事，帝召见，谓公权曰：“我于佛寺见卿笔迹，思之久矣。”即日拜右拾遗，充翰林侍书学士，迁右补阙司封员外郎。穆宗政僻，尝问公权：“笔何尽善？”对曰：“用笔在心，心正则笔正。”上改容，知其笔谏也。
这乃是柳公权“心正则笔正”之说的较早出处，亦是最为权威的版本。《新唐书》卷一六三《柳公权传》稍作修饰如下：
因入奏。穆宗曰：“朕尝于佛庙见卿笔迹，思之久矣。”即拜右拾遗、侍书学士，再迁司封员外郎。帝问公权用笔法，对曰：“心正则笔正，笔正乃可法矣。”时帝荒纵，故公权及之。帝改容，悟其以笔谏也。
据《旧唐书》的记载，穆宗的提问是 “笔何尽善”，在此，“笔” 可有三种解读：制笔、用笔、书法。而柳公权的回答是 “用笔在心，心正则笔正”，“用笔在心” 仅仅回答了 “用笔”，然而 “心正则笔正” 则笼统地回应了 “制笔”“用笔”“书法” 这三层意思。再来看看《新唐书》的记载。首先，《新唐书》把《旧唐书》中穆宗 “笔何尽善” 的提问改成了 “帝问公权用笔法”。
其次，删去了《旧唐书》中的 “用笔在心” 这一句，而增添了 “笔正乃可法”，核心关键词 “心正则笔正” 未变。显然，《新唐书》在一定程度上偏离了《旧唐书》的原意，重点强调了 “用笔”，顺带提及了 “笔正乃可法”（用笔、书法）。虽说保留了 “心正则笔正” 这一中心语，但是对于 “制笔” 却完全未予关注。
欧阳修《试笔》之《用笔之法》中云：“苏子美尝言用笔之法，此乃柳公权之法也。亦尝较之，斜正之间便分工拙，能知此及虚腕，则羲、献之书可以意得也。”由此可知，欧阳修对于柳公权 “心正则笔正” 的理解集中于 “用笔之法”。《新唐书》为欧阳修、宋祁等共同编撰，这则材料可被视作《新唐书》改窜《旧唐书》的辅助证明。
与 “笔” 相对应，“心正则笔正” 中的 “心” 也具有三重含义：其一，指物理层面的 “笔心”；其二，指时空层面的 “中心”；其三，指意识层面的 “人心”。从后世的阐释以及当前的研究来看，基本上都将 “心正” 之 “心” 理解为 “人心”。
而柳公权名品《神策军碑北宋拓孤本》、《柳公权李公神道碑铭》甚至精细小楷《柳公权金刚般若波罗密经》也确乎是端方严整、不怒自威，有忠臣义士之态，故“笔谏”之说渐成定论。至于 “笔心” 和 “中心” 之义，则长久地被掩埋于历史的尘埃之中了。朱熹《三朝名臣言行录》卷一二引《道护录后》：
与黄锾用和小柬云：“俞玘笔尚未蛀损，但捻心不正，主锋多偏，傅毫太薄，抑按无力，此其所短也。”又柬云：“向者论俞玘笔病，出于偶然，乃蒙阁下推之，以及修身之道，何嗜学之笃也。柳公权谓’心正则笔正’，亦有此理。苟知其要，亦不必专守斯言也。”
这条珍贵的史料不经意间揭开了“心正”之“心”暗含“笔心”之义的千古奥秘。以理揣度，柳公权的“笔谏”实乃一语双关，首先必然要阐述一个客观事实，而后方会有引申义和言外之意。否则，皮若不存，毛将附于何处？研究显示，“心正则笔正”之“笔”首先是针对“制笔”的要求，“笔心”之“正”才是“心正”的原本含义，其他意义皆为后来产生和引申而来。
二“宣城求笔”说考辨
唐宋之际，有关毛笔制作的故事传说纷纷涌现，其中有涉及柳公权的。苏易简《文房四谱》卷一《笔谱上》记载：
世传宣州陈氏，世能作笔，家传右军与其祖《求笔帖》，后子孙尤能作笔。至唐柳公权求笔于宣城，先与二管，语其子曰：“柳学士如能书，当留此笔，不尔，如退还，即可以常笔与之。”未几，柳以为不入用，别求，遂与常笔。陈云：“先与者二笔，非右军不能用，柳信与之远矣。”
王士禛《池北偶谈》卷一二依据岳珂《玉楮集》记录有“新淦笔工”的故事一则，与“宣城求笔”的故事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唐世有刺郡江表者，时宰嘱以新淦出笔，托制以相寄。刺史至，召佳手，一老父应命，百日才得二管。驰贡相府，既讶其迟，又薄其鲜。试之，乃绝不堪。大怒曰：“数千里劳寄两管恶笔来。”刺史闻之惧，欲罪老父。老父诉曰：“使君勿草草，我所制乃欧、褚所用。丐先示以相君翰墨，再制，苟不称，甘就鼎镬。”既示之，笑曰：“如此只消三十钱，笔不日献五十管。”驰上之。相一试大喜，优赐匠者。
王士禛把此故事与前面所述的“宣城求笔”故事加以比较，进而指明二者“极其相似”的情况。实际上，“新淦笔工”的故事有着更早的来源，《太平广记》卷二三二引《芝田录》记载：
返报。太守惧，追叟欲加刑。叟曰：“乞使君不草草，某知书，褚辈只须此笔，乞先见相公书迹，然后创制。”太守示之，叟笑曰：“若如此，不消使君破三十钱者，且更寄五十管；如不称，甘鼎镬之罪，仍乞械系。”俟使回期，太守怒稍解，且述叟事，云：“睹相公神翰，宜此等笔。”相府得之，试梁翰甚佳。复书云：“笔大可意，宜优赐匠人也。”太守喜，以束帛赠叟而遣之。
《芝田录》乃是晚唐五代时期人士丁用晦所创作的笔记小说。由此可见，晚唐之际，毛笔的工艺变革已然引起了世人的广泛关注与讨论。不难发现，“宣城求笔” 和 “新淦笔工” 的故事情节大体相同，然而细节却存在差异。首先，故事的主人公记载有所不同，笔工究竟是宣州陈氏还是诸葛氏？其次，故事发生的地点究竟在宣州还是新淦？这些都令人难以决断。
宣州的制笔名家众多，主要为诸葛氏家族。北宋蔡绦《铁围山丛谈》卷六谈及宣州诸葛氏制笔的历史渊源：“宣州诸葛氏，素工管城子，自右军以来世其业，其笔制散卓也。吾顷见尚方所藏右军《笔阵图》，自画捉笔手于图，亦散卓也。……吾闻诸唐季时，有名士就宣帅，求诸葛氏笔，而诸葛氏知其有书名，乃持右军笔二枝乞与，其人不乐。宣帅再索，则以十枝去，复报不入用。诸葛氏惧，因请宣帅一观其书札，乃曰：’似此特常笔与之耳，前两枝非右军不能用也。’是诸葛氏非但艺之工，其鉴识固不弱，所以流传将七百年。”这则材料是“宣城求笔”故事的翻版。蔡绦将“宣城求笔”主人公记作“唐季名士”，而不径指为“柳公权”；制笔工匠为“宣州诸葛氏”，而不再是“宣州陈氏”。蔡绦的记载必有所本。
晚唐时期，除了宣州盛产名笔，江西新淦也出产 “散卓” 名笔。段成式《寄余知古秀才散卓笔十管软健笔十管书》提到：：“前件笔出自新淦，散卓尤精，能用青毫之长，似学铁头之短。况虎仆久绝，桐烛难成，鹰固无惭，兔或增惧。足使王朗遽阁，君苗欲焚。户牖门墙，足备其阙也。”这则材料出自段成式的自述，其可信度毋庸置疑。综上可以看出，“宣城求笔” 和 “新淦笔工” 的故事极有可能是依据相关的历史事实附会、杂糅而成。
此外，柳公权也的确有论述毛笔制作的文献流传于世。《能改斋漫录》卷一四收录《柳公权〈谢惠笔帖〉》写道：“近蒙寄笔，深荷远情。虽毫管甚佳，而出锋太短，伤于劲硬，所要优柔。出锋须长，择毫须细。管不在大，副切须齐。副齐则波磔有凭，管小则运动省力，毛细则点画无失，锋长则洪润自由。顷年曾得舒州青练笔，指挥教示，颇有性灵。后有管小锋长者，望惠一二管，即为妙矣。”
（致谢陈志平细致的考据工作！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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