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之洞（1837—1909），一生历经道光、咸丰、同治、光绪、宣统五朝，是洋务运动的主要代表人物。
以在地方主持自强新政的时间段而言，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创办新式企业自19世纪60年代后半开始，张之洞则从19世纪80年代开始其自强措施，故已是第二代。
晚清同治中兴以来的名臣，如果以年龄计，十余岁算一代的话，曾国藩生于1811年，左宗棠生于1812年，算是第一代；李鸿章生于1823年，算是第二代；张之洞是继曾国藩、李鸿章以后的第三代。
青年：清流派
1863年，26岁的张之洞考中探花（进士一甲第三名），授翰林院编修。
早期以“清流派”闻名，所谓清流党或清流派人士，是同治、光绪年间活跃于政坛上的一批声望高、无大的实权（只就一般而言，也有人升到高位）的京官，他们爱讥弹时政、批评腐败。这些人一般比较廉洁，也缺少机会贪污，但也常常不识时务。他们非常重视中国传统文化以及纲常礼教的价值，对西方的事物比较排斥，政治观念比较保守，对世界缺少了解，很多人甚至不愿去了解，对于当时的一些自强新政，他们常抱抵制态度。当时李鸿章、左宗棠等由湘淮军而兴起的人物拥有很大权力，清廷维持统治需要他们，但又担心这些人尾大不掉，于是慈禧太后便利用清流党人牵制湘淮军领袖，甚至牵制朝廷中的恭亲王奕訢。
清流党人又按籍贯分为南清流和北清流，张之洞籍贯直隶南皮，属于北清流。北清流首领是直隶籍的协办大学士、军机大臣李鸿藻，重要人物还有张佩纶、陈宝琛等，南清流最有影响的是后来的“帝师”翁同龢等人。
中晚年：洋务派
1889年，52岁的张之洞调任湖广总督。湖广总督坐镇武昌，管辖湖北、湖南两省，但更多的是主管湖北事务。从1889年到1907年，除1894年、1902年两度暂署两江总督外，他在湖北任职差不多二十年。清末督抚在一地任职如此之久，除李鸿章长期任直隶总督外，在晚清并不多见。长时间在湖北任职，给了他全力建设湖北的机会。
晚清时代，湖北有两位颇有建树的地方长官：一位是湘军领袖之一的胡林翼。胡任湖北巡抚期间，把兵燹之后残破不堪的湖北治理得井井有条，使湖北成为天下强省和湘军的可靠后方。另一位就是张之洞。张之洞之所以成为一代名臣，后世也有很多人关注他、研究他，主要原因就是他在湖北的建树。
工业：
创办汉阳铁厂（中国第一家近代化钢铁联合企业，亚洲当时最大）。
创办湖北枪炮厂（即汉阳兵工厂，著名的“汉阳造”步枪即产于此）。
创办湖北织布局、纺纱局、缫丝局、制麻局（合称布纱丝麻四局），推动近代纺织业。
交通：积极支持卢汉铁路（京汉铁路前身）的修建。
军事：编练新式陆军（湖北新军），成为后来辛亥革命的重要力量之一。
教育（最重要的贡献之一）：
大力兴办新式学堂，如自强学堂（武汉大学前身）、两湖书院、湖北农务学堂、湖北工艺学堂等。
到1904年1月13日，张之洞与张百熙、荣庆将修订好的《奏定学堂章程》奏上，获得清廷批准通行，这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正式实行的正规学制，一般称癸卯学制。
癸卯学制包括了大、中、小各级学堂章程，专门的如师范学堂、农工商学堂等章程，甚至还有通儒院（类于今之研究生院）章程、蒙养院章程、家庭教育法。
在清末新政改革之前，中国还没有国民教育的概念，正规的教育基本上是为考科举做准备的。从新政始，尤其是有了癸卯学制之后，大量的新式学堂创办起来，可以说是中国现代国民教育的开端。
1903年，张之洞与直隶总督袁世凯联名上书，请逐步递减科举、直至废除科举，专注学校。但阻力很大，有人请求惩处主张废科举的张之洞和袁世凯；有人讥讽袁世凯自己考不上科举，所以要废科举；有人指责探花公张之洞忘本。但张之洞仍然坚持初衷。
1904年初，张之洞利用呈上癸卯学制的机会，再次痛陈科举制之害，要求逐步递减科举，直至停废科举。这一次清廷决定从丙午科（1906）开始，逐步递减名额，等到各省办起学堂，再将科举停止。
1905年，张之洞再次建议朝廷停科举，张之洞言辞恳切的说：“要想图强，必兴学校；欲兴学校，必废科举。”这一次终于打动了清廷，1905年9月2日，清廷终于发布上谕：自明年起废科举。
科举之制，在中国已行之千年，至此终告废除。
一个科举出身的探花公，却成了废科举的急先锋，无论如何都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
他在湖北等地兴办的实业和教育奠定了武汉乃至华中地区近代工业和教育的基础，培养了大量人才，对中国近代化有不可磨灭的推动作用。
他留下的工业遗产（如汉阳铁厂遗址）、教育遗产（如武汉大学等）至今仍具有象征意义。他是武汉城市近代化的重要奠基人，至今武汉仍以各种各样的方式纪念他。武汉的汉阳有张之洞博物馆，汉口有张公堤，武昌有张之洞路。
张之洞博物馆
思想主张：“中学为体，西学为用”
李鸿章常讲中国面临数千年未有之变局，那么在这种变局面前，除了做一些吸收西方的声光电化也即科学技艺以外，理论上怎么解释，怎样说明孔孟之徒需要西方的这些东西，需要学习 “蛮夷”；另外，西洋技艺与中国纲常名教如何协调。
在主持自强新政的诸人中，文化学术底蕴较深的有曾国藩和张之洞两人。曾国藩死得较早，还缺少理论性的总结，李鸿章不太喜欢理论，左宗棠虽比曾国藩死得晚，但大多时间在西北，为保卫新疆等事奔忙，也没有来得及做理论的探讨。只有张之洞比较系统地对自强措施做了理论的概括，这就是中体西用。
中体西用主张在维护中国传统的纲常伦理、政治制度（“体”）的前提下，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工业制造、军事训练以及某些具体的管理制度（“用”），以达到富国强兵的目的。
这一思想深刻影响了清末的改革运动，成为洋务派和后来清末新政的指导思想。
“东南互保”
戊戌变法之后，慈禧太后立大阿哥（等于太子），准备废黜甚至害死光绪帝，当时的极端保守派载漪（大阿哥之父）、刚毅、徐桐他们打算支持义和团，企图借义和团之力驱逐所有的外国人，因为这些外国人多半反对废立阴谋，然后重新闭关锁国。为了达到这一目的，他们甚至疯狂地攻打东交民巷各国使馆，不惜与世界各强国开战。
在这场民族命运的生死抉择中，两江总督刘坤一和张之洞、两广总督李鸿章、山东巡抚袁世凯成了中流砥柱。他们要求镇压义和团坚决反对向所有列强开战。
在1900年开战的关键时刻，张之洞和刘坤一一起做出了极为大胆的决定：即在他们的辖区拒绝执行朝廷的开战命令，与列强保持和平，并与各国达成了称为“东南互保”协议。这等于是互不侵犯协议。李鸿章、袁世凯支持这个协议，绝大多数省份的督抚也参加了这个协议。结果战争只局限在直隶和东三省，中国的大部分地区得以保全，避免了战火在东南半壁的蔓延，保护了洋务运动的成果和地区稳定。
是时候总结了
晚清的名臣，曾国藩、胡林翼、李鸿章、袁世凯大都重视培植和选拔人才，尤以曾国藩最著。当然这些人物的风格又不同。曾国藩选人才重不拘一格，但很看中操守气节，是受理学气的影响。袁世凯选人是必须为我所用，为我私人，否则顺我者昌，逆我者亡。李鸿章则重私人感情，不大问操守，有用人太滥之嫌。张之洞则名士派头，在他的眼里似乎没有什么人才，所以在他的政治生涯中提拔的人才及私人势力远不及曾国藩、李鸿章、袁世凯。
从曾国藩到李鸿章再到张之洞，可谓三代自强新政的领导人物，三代人物各有特点。这里试着对他们做一个比较。
曾国藩训练湘军出战的出发点是排斥异端邪说，恢复儒家正统，恢复儒家的入世或经世致用精神。而湘军胜利以后，曾国藩又办新企业、设翻译馆、派留学生，不自觉地吸收他以前视为异端邪说的西学。这说明在严酷的现实面前，负责任的、讲求实际的政治家不得不改变自己的初衷。也正是曾国藩，开始改变知识人的追求，此后的岁月里，原来借以安身立命的修齐治平、纲常名教，逐渐让位于追求国家的富强。
李鸿章更重实际，改革的路比曾国藩走得更远，但缺少系统的理论思考；但是另一方面，李鸿章比曾国藩更为敏锐，他的内心深处甚至不自觉地对孔子和传统儒学产生了怀疑。李的怀疑和做法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部分知识人在震惊于西方技术、科学的发达时心里没底的状态，也预示儒教在中国将要衰落的命运。
张之洞则有较深层次的思考。
张之洞出任地方官（1881年任山西巡抚）时，中国开五口通商已有四十年，距离英法联军之役也有二十年，中国人有机会更多地接触、了解了西方和西方的文化，也有可能较深入系统地考虑中西文化关系问题。他思考如何吸收西方文化有用的部分，又保守中国的文化传统，使中国人在学习声光电化之后仍不失为中国人。
与曾国藩、李鸿章一样，张之洞也是个充满矛盾的人物。比如晚清新政期间，张之洞是推进改革的有力人物，但是在法律改革中，他却是比较保守的礼教派的代表，显然其现代意识远远不够。
无论是曾国藩、李鸿章还是张之洞，都还是在传统的政权和政治体系架构下进行改革。张之洞晚年虽然支持立宪，但他对宪政、民主、法治、人权、自由这些概念，很难说有深入的理解，特别是很难真正认同。他支持立宪，还是把它作为富强的工具来理解和认识的。
他们都是晚清力图在传统与变革、守旧与开新之间寻求平衡的重臣，他们既是旧制度的维护者，又是新事物的开创者，他们是新旧的矛盾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