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曾祖父王鸣泉是民国时期吴江绸业有代表性的实业家，原新生丝织厂的创始人。1930年左右，他在丝绸生意大获成功后拨出资金，在盛泽镇内板箱弄和两位哥哥一起买地，分别造房。新居在1936年前建成，为两进双层院落，占地面积500多平方米，建筑面积400平方米出头，就是现在的南分金弄4号。新居建成不久，曾祖父40岁，于是做寿庆祝、大摆宴席，还请来当红的苏州文书艺人王宝庆唱堂会。全面抗战开始后，曾祖父不愿做汉奸，于是关闭盛泽四家绸厂，带领全家逃难到上海租界熬过八年。
我的父亲王炳南是祖父王雨生的长子，1939年生于上海。他第一次随长辈去到盛泽南分金弄王家宅院是在1946年。
我出生于1971年，第二年春节，父母抱我回盛泽给老人看。当时“造反派”占用了整个老宅，曾祖父和曾祖母余秀英被安排到北分金弄同姓的王家借住，祖父和祖母朱金瑛被安排到中浜的干亲陶家借住。父母带我在陶家住两夜就回上海了。1974年左右，“造反派”撤离，老宅归还王家，同时东面一半由新生厂和镇政府安排进四个干部家庭居住。之后，父亲每年春节和暑假都会带我回盛泽探亲，（父亲是教师有寒暑假，母亲在工厂上班，较少回去）。
每次探亲，父亲要先提前几天到上海火车北站旁边的公兴路长途汽车站买票，一般买六点到七点的班次。出发当天我们五点多就要起床，公交车加步行耗费一小时多，抵达人潮汹涌的长途汽车站。当年路况差、车子慢，长途车从上海到盛泽要颠簸三个多小时，下车还要步行二十多分钟才到老宅。如果发车晚了或者路上堵车，经常赶不上午饭时间。不论是春节还是暑假，长途车上都是人多行李多，车子窗户漏风、冬冷夏热，但我总是很兴奋、很期待，因为那里有“广阔天地”和许多小伙伴！
我请朋友根据父辈的回忆画了老宅平面图，看图说话介绍它的结构。
正门在板箱弄,走过十几米长的备弄到达墙门间，它北面是佛堂，两间房加起来约40平方米。备弄很长，当年贵客会坐轿子来，那里可以停放轿子。墙门间又称作轿厅，雨雪天可容纳两三顶轿子抽去木杆停放其中。
佛堂墙上挂着曾祖父王鸣泉的父母的手绘人像，下面摆一张方桌，桌上放三尊佛像，对着门楼的外墙上竖写“鸿禧”两个大字。1947-1948年，父亲在太平桥小学读三、四年级，他的书桌放在佛堂窗前，之后回上海读书工作，生活至今。
墙门间门外是花圃，东南角有一口井。花圃有五六十平方米，西北墙角处原为曾祖母织绸的绸机间，放一台脚踏绸机，解放后改为柴间，10平方米左右，用来堆杂物。佛堂东北面是灶屋，大概20平方米。灶屋南墙挨着隔壁邻居家，北面墙上有门连接东厢房，西面墙上开门对着花圃西北角的柴间。
两进院子之间是高大厚重的砖刻门楼，当年耗资约五百银元，相当于普通人十几年收入。门楼上部有“八仙过海”之类的神仙群像和多种花卉，横额是“禧禄百福”，寓意吉祥。因为砖雕图案简洁、刻工细致、保存完好，1994年被列入吴江市文物控制单位，2014年被列入苏州市控制保护建筑，2023年10月又被列入苏州市第二批历史建筑。
砖刻门楼保护建筑铭牌（王尔立提供）
穿过门楼，前面是第二进的大天井，40平方米左右，青石板铺地，左右两边有下水沟渠。大天井两侧是上下两层厢房，每层一大间，近30平方米。西厢房由曾祖父夫妻居住，装饰最考究：外层明瓦窗，内层上半部玻璃窗、下半部两扇小纱窗。玻璃由西方传入中国，20世纪30年代还未普及，当时价格很贵。上半部窗户用玻璃为增加室内光线，下半部装纱窗利于通风。房间里护墙板到顶，地板和护墙板都油漆为红褐色。底楼东厢房连通灶屋，它原来是大家庭的饭厅，并有楼梯通往二楼。
老宅只有底楼的西厢房装了双层窗，其它房间都是单层明瓦木格窗。底楼的西厢房和东一、西一两间正房铺木地板，地板比门外方砖地高二十厘米左右，进去要跨上一步。底楼其它部分都是方砖地，二楼都铺木地板。
大天井北面当中是三开间正厅，60平方米出头，靠天井那边有长窗。正厅两边有东一、西一各一间正房，都是20多平方米。大厅和正房楼上也有五间正房，朝天井都有窗，窗下是板壁。东二是文革时从正厅分隔出来的房间，靠南分金弄的墙上本来有后门，外墙上存有漂亮气派的砖刻门楼，2023年10月也被列入苏州市第二批历史建筑。东三、西二早先也是正厅的一部分。1974年左右，老宅归还后，进行了一定的改动，东二的后门关闭，改成窗户，东三和西二靠近南分金弄的墙各开一个门，方便各家进出，同时，板箱弄的正门弃用。东三本来就有楼梯，又在西二增加楼梯。当时西二的门由我们家专用，儿时到盛泽探亲主要从此门进出。
正房和厢房之间还有一个小天井，青石板铺地，边上有下水沟渠，10平方米不到。小天井南边是厢房北墙，北边是正房南窗，两边都有屋檐遮挡风雨，又看得见一小片天空，主要用于洗漱，也可以增加正房采光。暑假里，晚饭后大人在那里放一个木盆，大家逐个洗澡。我很喜欢坐在木盆里边洗澡边望天，那里通风透气又私密，环境相当舒适。
正厅北边靠楼梯位置有板壁、木门和门槛，那里和靠南分金弄的墙壁之间原来是一米多深的退堂间，后来两边并入分隔出的房间，中间东三还保留那部分。据回忆：退堂间对着大天井的板壁上曾挂有堂名为“敬仁堂”的匾额，下面挂国画中堂和对联，墙边半桌上有南京钟、大花瓶，空地当中摆两张八仙桌和长凳，祭祀祖先时在桌上放贡品。解放初期，老宅里曾设置厂外加工组，在西二放一台打包机，包装成品布匹；东三楼上设成品检验组，曾祖父也在那里检测布匹质量。
中式建筑的正厅常用于待客、议事、审案等，桌椅背后往往有板壁，人们可从两侧走入其后，板壁和后墙之间有小段距离，那个狭长空间就是退堂间。古代官员审案出场叫“升堂”，如果临时要回避、休整或和助手商量，可退到那里，因此叫退堂间。官员候场在那里，师爷听审参谋、下人传递材料等也在那里，好比戏曲舞台的后台。民居也常见这种结构，主人接待客人在正厅，又叫“上厅堂”。主人等候或暂时退出、主人和家人说话商量、下人准备待客用品等等，都到退堂间。
我开始去的时候“文化大革命”还没结束，匾额已不见，东三的退堂间位置放些杂物。八仙桌和长凳放在西二用于我们家吃饭，西面墙上挂着“毛主席去安源”之类的红色宣传画，墙边摆一对太师椅。靠大天井的长窗前放一张大书桌，小叔叔两个女儿是我堂姐妹，我们在那里做作业或者打牌、玩游戏。
老宅靠南分金弄的外墙上装饰有图案精美的砖刻堆塑，也是文控保护对象，自媒体视频号曾专题介绍其建筑技艺。
南分金弄外墙的砖刻堆塑（王尔立提供）
1974 年后：祖宅东西侧居住格局
从1974年老宅西面一半归还后到文革结束，东边一半居住格局基本这样：
南分金弄（东三）的门进去，靠西是我们王家灶台，靠东是怀家灶台，楼上由怀家居住。怀家男主人是新生厂的财务科长，妻子姓陈，是厂里工人，他们有两个男孩，高中毕业后都考上清华大学。
东一楼上、楼下由新生厂党委书记、厂长朱同志一家居住，东二靠天井那一半用作厨房和餐厅。他妻子姓石，在无线电厂工作，他们有一男一女两个孩子。文革结束后，朱调往吴江工作，他们搬出。随后搬进一家的男主人是盛泽镇副书记姓吴，他和爱人也有一男一女两个孩子。
东二楼上的住户姓张，是新生厂工人，丈夫是军人，有一男一女两个孩子。
东二楼下靠南分金弄一半用作厨房和餐厅。
东厢房楼上楼下及灶屋住一家，男主人姓施是转业军人，纺器厂的副厂长，妻子姓商是新民丝织厂工人，他们有一男一女两个孩子。女方母亲也一起住，大家叫她“商家娘娘”。
当时我们王家住在西边一半。楼下西厢房和西一由曾祖父母和祖父母两代居住。1975年，小叔叔一家从湖滨公社插队回来，住楼上西一正房，楼上的西厢房作为客房，我随父母探亲时住那里。底楼西二是我们王家的起居室和餐厅。
从以上描述能够看出：20世纪70年代中期，老宅里的孩子总数不少，每到寒暑假随时可以组建“调皮捣蛋小分队”。商家娘娘的外孙小波和外孙女芳芳年龄最大，当年大概是小学高年级，我大概是幼儿园小班。家长们上班后，我们要么在大天井和花圃里玩“捉人”游戏，追来追去；要么呼朋唤友开始“探索之旅”。老房子杂物多，卫生死角是我们重点探索的目标，经常有意外收获：老物件、老照片、旧书报等等，让我们大开眼界。“捉迷藏”是大家最喜欢的游戏，楼上楼下忙得很，“广阔天地”里找人很不容易哦！花圃角落的水井也是我们特别喜欢的，几个孩子要么围在井栏边看大人用桶吊水，要么看着自己的倒影在水面随波轻摇。夏天的傍晚，井下铁桶里会浸着一只大西瓜，大人在饭后把它吊上来切开，孩子们不管是不是自家的西瓜，都会本能地凑上去，至少能分到一小片解馋。夜色降临后，“睡前故事会”开始啦！我们有时听大人谈天说地，有时大孩子讲“鬼故事”吓唬我们年纪小的。
商家娘娘很慈祥，特别喜欢我，经常叫我去家里玩，我就上楼下楼到处看新鲜，最喜欢逗她家可爱漂亮的花猫。南分金弄对门邻居，蒋家娘娘的院子里有皂角树，她在竹匾上养蚕宝宝，家里也有至少一只猫。我每次去玩既能看蚕宝宝、又能和小猫玩，非常开心。我长大后喜欢猫，应该就是儿时在老宅里播下的种子。
曾祖母余秀英在“文化大革命”结束前夕去世，当时曾祖父80岁左右，他住在西一，早睡早起，生活很规律。早上经常到目澜洲公园的茶室去，也带我去过几次，那里有一些老朋友，他们品茶聊天，分享交流身边事和社会新闻。白天他的主要爱好是摆弄花草，花圃是他的领地，养了不少兰花、月季花。小叔叔插队回来后，成为他的助手和接班人。曾祖父爱花由来已久，解放前他的民生绸厂是盛泽罕见的园林化工厂，有亭台楼阁、池塘假山，创造美好的工作环境。除了侍弄花草，曾祖父还喜欢听广播、看书报。因为他做丝绸生意去过不少地方，见多识广，又在上海经营居住多年，1946年，才回到盛泽长住。父亲回去探亲时，他常询问上海各方面情况，也交流时局变化信息。每天早上六点半，西一房间里就会响起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早间新闻的开头曲《歌唱祖国》，晨曦从靠南分金弄的窗口照进来，他清瘦的身影安静地坐在窗前聆听，“五星红旗迎风飘扬，胜利歌声多么嘹亮……”，那是我永远难忘的景象。
后记：老宅的归宿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落实政策，东半边四家住户陆续搬走，老宅全部归还。1979年，祖父王雨生恢复工作，重新担任新生丝织厂副厂长，1981年又到驻松陵镇的吴江县政府担任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1990年退休。祖父母迁居松陵后，小叔叔一家继续陪曾祖父住在老宅，1984年曾祖父在老宅去世。
曾祖父去世前不久，因为年久失修、居住人口又少，二楼西厢房坍塌，他请新生厂修缮后取消那一间，同时拆除危房柴间。曾祖父去世后不久，祖父于1985年左右确诊为肺癌中晚期，小叔叔夫妻调往松陵协助祖母照顾他。为避免长期空置，老宅东面一半先借给化纺厂做工人宿舍，后借给新生厂的三产（醒狮酒家）当仓库，都起到看护作用。西面一半请曾祖父的学生陈正奎住二楼西一照看，他是单身。祖父去世前后，新生厂退租，陈伯伯也过世，老宅全部空置。
除了祖父，曾祖父还有个大女儿王杏士，比祖父王雨生大两岁，解放后作为新生厂私方小股东在厂里上班，文革中退休。曾祖父去世前留下遗嘱：把老宅东厢房楼上楼下及旁边灶屋留给女儿，产证分开两本。1996年，祖父去世，第二年祖母也走了，之后空置的老宅又发生两次坍塌：一次是花圃围墙、一次是东三屋顶，都请新生厂帮忙修缮，费用自理。当时小叔叔已随大女儿家住到苏州，我爸在上海，二叔在兰州。祖父的姐姐王杏士于2000年过世，三个子女分别在北京、上海、兰州。我爸三兄弟就老宅前途征询三个表兄妹的意见，大家都担心万一再发生事故只怕危及邻居，因此六个人集体同意出让老宅，由新主人照顾它。2002年中，老宅顺利转让，大家虽然万分不舍，无奈没人能住在盛泽持续照看它，只能放弃了。
写作此文得到父亲王炳南、小叔王文江、王杏士女儿丁文心、堂哥王健协助回忆及提供资料，朋友MURPHY帮忙绘图，特此感谢！
文字/图片：王尔立
来源：《吴江通》公众号
2025-11-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