需要指出的是，在《诗经》《尚书》等春秋时期的文献当中，“最古之帝王皆止于禹，不曾提及黄帝、尧、舜”；在《论语》《墨子》《孟子》当中，大多也“上溯至尧、舜而不及黄帝”。
与“黄帝”相关的记录，最早集中出现于战国时期的文献当中；司马迁撰写《史记》时，更是将黄帝列入“五帝本纪”之首。
《史记·五帝本纪》卷一
但是，诸如“黄帝开国”以及“汉族是黄帝子孙”等说法，绝大多数都是20世纪初的文化产物。
1）“黄帝来自古巴比伦”？
所谓“黄帝是巴比伦人”的说法，最早见于1894年法国学者拉克伯里主编的《早期中国文明的西方起源》一书当中。
他在书中指出，公元前2282年，两河流域的国王Nakhunte，率领巴克族（Bak tribes）从迦勒底亚出发，翻越昆仑山，最终来到了黄河上游。从这以后，巴克族四处征伐并大力传播文明，最终奠定了中国历史的基础。
这里的“Nakhunte”就是“黄帝”的转音，巴克族（Bak tribes）其实就是“百姓”（Bak Sing）的转音。
拉克伯里著《早期中国文明的西方起源》英文版内页
用发展的眼光看，“黄帝来自古巴比伦”的说法，不仅在很大程度上“证明”了“黄白人种在古代近东存在共同起源的史实”，还能“有助于推行黄白二色人种共同主宰世界之伟大构想”。
因此，这一漏洞百出、牵强附会之处颇多的观点，一度赢得了很多中国知识精英的高度认可。
古巴比例城郭想象图
比如流亡海外的“保皇党”康有为，就在发表于1900年春的《保救大清皇帝公司序例》一文中指出：
我南省，原皆猫（苗）、猺（瑶）、狪（侗）、獞（壮）之地方，今已成为我黄帝子孙逼处，猫、猺、狪、獞，亦将绝矣。面对今白种将遍地球之局，中国民族该力求避免同一命运。
在他看来，“中国民族，必须是外来的征服者，而非原住民。”
中间坐着的，便是康有为
从1903年开始，浙江学者蒋智由在《新民丛报》上连载《中国人种考》系列长文，不过，他一直对“黄帝是古巴比伦人”的说法持保留态度。
作为对比，同为浙江人的章太炎在首发于1904年的《序种姓》一文，详细“论证”了“黄帝来自古巴比伦”的准确性。
经过他的“考证”：
神话传说中的“葛天氏”，其实就是“加尔特亚（迦勒底，新巴比伦王国）”的简音“加特”；“神农”是“统一了整个巴比伦尼亚”的萨尔贡一世，“黄帝”是埃兰族部落联盟酋长Nakhunte。
公元前2282年，Nakhunte率族人东迁中亚，再越过昆仑山分赴各地，成为了汉族先民各种姓的起源。
老照片中章太炎
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蒋智由与章太炎的看法截然不同？其实原因很简单，前者是认同“开明专制论”的改良派人士，后者是主张暴力推翻清朝统治的革命派人士。
我们可以推断，章太炎等人之所以认同“黄帝来自古巴比伦”，一方面是出于提振汉民族士气的需要，另一方面也是为了与“非我族类”的“满洲民族”彻底划清界限。
中国同盟会成立
举个例子，东渡日本的革命党人陈天华，不仅热情洋溢地赞誉黄帝是“汉人的始祖公公”，还在《猛回头·警世钟》中宣称：
汉种是一个大姓，凡不同汉种，不是黄帝的子孙的统统都是外姓，断不可帮他的；若帮了他，是不要祖宗了。
结合论述看，陈天华并未将“满洲民族”视为“黄帝的子孙”。
陈天华与《猛回头·警世钟》
与章太炎一样，江苏学者刘师培，不仅对“黄帝来自古巴比伦”的观点深信不疑，还建议中国可以参考日本“神武天皇纪年”的方式，使用“黄帝纪年”。
对此，他在发表于1903年的《黄帝纪年论》一文中如是写道：
凡一民族，不得不溯其起源。为吾四百兆汉种之鼻祖者谁乎？是为黄帝轩辕氏。是则黄帝者，乃制造文明之第一人，而开四千年之化者也。故欲继黄帝之业，当自用黄帝降生为纪年始。
电视剧《觉醒年代》中的刘师培
几乎在同一时间，《江苏》杂志第3期不仅刊登了“中国民族始祖黄帝像”，同时改用黄帝纪年。
只不过，不同刊物对于“黄帝元年”的计算方式，标准并不统一。比如创刊于1904年的《黄帝魂》将该年定为黄帝纪元4614年，《国民报汇编》将该年推算为4395年，《民报》将创刊年1905年设定为黄帝纪元4603年。
《民报》版权页内“中国开国纪元”，其实就是“黄帝纪年”
在“黄帝崇拜”的时代背景下，一些革命党人在撰写诗文时，不仅会以“黄帝子孙”自居，还会将诸如“溯黄河与长江而登昆仑之巅”或“立志开创20世纪民族建国之大业”等诗句放在开篇或收尾，甚至将新巴比伦王国视为自己的“宗国”。
2）“黄帝”身份的“变迁”
1902年，清政府颁布了我国历史上的首个新学制《钦定学堂章程》，“教育近代化”的序幕就此拉开。
遗憾的是，鉴于国内尚无可用的规范化历史教材，各级学校只能搬用或改编日本学者编撰的历史教材供学生使用。
其中，由市村瓒次郎主编的《东洋史要》的中译本《中国史要》与桑原骘藏主编的《中等东洋史》的中译本《东洋史要》使用量最大，好评率最高。
市村瓒次郎与《中国史要》内页
对于黄帝的功绩与历史地位，两位学者都给出了很高评价。
市村瓒次郎认为：“中国统一之基托始于黄帝，黄帝姓公孙，见神农之衰，起兵破神农于阪泉之野，诸侯有蚩尤者，又擒之于逐鹿，遂略地，统一海内”。
桑原骘藏认为：“汉族立国于东方，是从黄帝开始的。黄帝时代是中国一统政治之始也；凡后世养生之具，文化之积，大都肇端于是时”。
桑原骘藏与《东洋史要》内页
值得一提的是，桑原骘藏不仅对“黄帝西来说”表达了一定程度的认可，还对他的“东迁路线”做出了较为详细的论述：
黄帝长于姬水，盖即今底格里士河（底格里斯河）。约西历前二千二百八十年间，有王名廓特奈亨台者（即Nakhunte），属丢那尼安族（可能是雅利安），用兵平莎公后诸国寻率巴克民族东迁。
其部众从土耳其斯坦横断亚细亚中部山脉，由此东向，经新疆莎车府疏勒府，沿塔里木河达于昆仑山脉之东方，而出吐鲁番哈密二厅之边，抵中国之西北部，循黄河而入中国奈亨台。盖即中国之所谓黄帝巴克本民族之号。
晚清读物中的“三皇”与“尧舜禹汤”画像
而中国之所谓百姓昆仑，译言花国，以此地丰饶示后嗣，毋忘既达东方，遂以名国，即中国，之所谓中华也。
又有人名，但克者，亚尔多人（可能是古希腊阿尔戈斯人）曾传其制文字象鸟兽爪之形，是即中国之所谓仓颉也，其余同处尚多。
古画中的仓颉形象
与日本学者相比，我国学者的态度更为谨慎。比如夏曾佑版《最新中学教科书·中国历史》一书就对此持保留态度：
至吾族（汉族）之所从来，尤无定论。
近人言吾族从巴比伦迁来，据下文最近西历一千八百七十余年后，法、德、美各国人，数次在巴比伦故墟掘地所发见之证据观之，则古巴比伦人与欧洲之文化相去近，而与吾族之文化相去远，恐非同种也。
古巴比伦遗址
当然，他也同时指出：
在上古时，世界人众大约聚居于亚细亚西北之高原，其后散之四方，因水土不同，生事各异，久之遂有形貌之殊，文化之别。然其语言文字之中，犹有同者，会而通之，以观其分合之迹，此今日之新科学也。
一言概之，夏曾佑推断，“黄帝不见得一定是古巴比伦人，但有很大的几率是外来的”。
夏曾佑著《中国历史》内页
到了民国时期，“黄帝来自巴比伦”的说法依然有着一定的存在感。
比如历史学家吕思勉在考证“昆仑”一词时认为，“古代汉族的根据地，位于今于阗河上源一带，汉人西来之后还祭祀昆仑之神，便是证据”。
在考证“华夏”一词时认为，“华夏中的’夏’，主要生活在阿姆河流域，古代汉族人居住在葱岭和帕米尔高原一带，也是各种人种起源的地方”。
吕思勉著《白话中国史》封面
但是，越来越多的中国学者开始对“黄帝来自古巴比伦”的说法提出了质疑。比如语言学家金兆梓就义正言辞地指出：
汉族西来之说，其持论殊嫌穿凿。尧舜以前，即中国固有之传说，且多附会，至以巴比伦为汉族所从来，尤不可信。惟汉族先居昆仑而后东下，移植于黄河流域，案之载籍，或可差信。
遗憾的是，受制于时代局限性，这些学者们不仅很难给到具有说服力的证据，也无法指明汉族的真正起源。
可即便如此，他们依然坚定地认为，“认可汉族西来说，是背宗忘祖的行为；奉西戎为宗国，诬先民而不恤。”
殷墟发掘现场
鉴于此，各版历史教材在论及黄帝的“族源问题”时，都极为谨慎和克制。
比如首发于1933年，由梁园东担任主编的《新生活初中教科书·本国史》在谈及“中国的原始民族（汉族）”时就指出：
地球上最初有人类，是在三十万年前；那时中国有没有人，还不明白。三十万年前的人类和现在世界上的人类，不是一种。现在人类，约是十万年前传下的。这十万年的人，怎样来到中国，变成中国人，现在也考察不明白。
他们的来源，有说是4200年前从巴比伦迁来的，有说本是黄河流域的土著，更有说是东海岛民；这些都已不能确定。
梁园东与他的历史手稿
进入30年代以后，“汉族西来说”已经被“中国人种土著说”取而代之。这就意味着，“黄帝”也完成了从“古巴比伦”到“中国土著”的身份转换。
对此，历史学家罗香林在发行于1935年《高中本国史》中做出了这样的阐述：
此为最初于吾国境内组织统一的中华国家之民族。其语言文字文明教化，皆自成系统，一脉相承，至今益盛。汉族初居黄河流域，渐向长江粤江两流域发展，分布全国各省。
罗香林与其所著《高中本国史》内页
吾华国族，虽内包含汉、满、蒙、回、藏、苗、越等七族，然同属黄种，起源相同。吾国学者，自昔无人种学研究，故于本国人种来源，初无述论。
惟西国《旧约》，早言亚洲为世界人种产地，近世西人且主张世界之第一人类为中国人。此问题虽尚待充分证明，然亚洲人类由来之古，中国人种之出自本洲，则可由此略见一斑矣。
与其轻信中国民族来自西亚，毋宁先假定其为发生于吾国本部，而再搜寻证据，致力于人类考古之学，或从事地下发掘，以为正确谳定为较愈也。
罗香林著《高中本国史》封面与版权页
值得一提的是，所谓“中国人种土著说”的主要依据，正是以“北京猿人”化石为代表的考古成果。一些学者甚至骄傲地指出，“中国是世界人类之发源地，中国人远古就居住在中原地区”。
遗憾的是，仅仅依靠这些考古成果，并不能证实“中国人种土著说”的准确性。
现实情况是，围绕中国彩陶文化的争论以及“汉族西来说”在这一时期的“死灰复燃”，都是基于上述考古发掘提出来的。
参与周口店发掘的中外学者
以上种种，使得罗香林痛心疾首地表示，“惜乎自十五万年前以上，至一百万年前猿人时代以下，其间凡数十万年，尚以发掘未周，材料未备，无以论述，为可憾耳”。
与科班出身的罗香林相比，金兆梓显然更“想得开”。在他看来，“在没有其他地下史料发现之前，可以暂行断定汉族在石器时代，已经是黄河流域的主人翁了”。
金兆梓与所著《中国史纲》封面
3）尾声
总而言之，无论是“黄帝来自巴比伦”还是“黄帝是人种土著”的观点，本质上都是基于增强民族自信需要的产物。“黄帝身份的变迁，并不是自相矛盾的”。
毕竟，在国家颓势日显的背景下，朴素的民族主义情感往往将战胜科学求证的理念，甚至会做出带有“再造历史”意味的描述。
当然，这种选择固然与“学术严谨”相距甚远，但也应当给予一定的宽容和理解——这也正应了那句频繁提及的老话——“所谓历史，本质上都是当代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