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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心血管疾病的治疗版图中，随着人们对免疫性肾病的深入研究，其与心血管疾病风险的密切关联日益受到学界关注。大量临床证据表明，原发性肾小球疾病患者的心血管事件发生率显著高于普通人群，其面临的心血管疾病风险也更为突出。

图：程虹教授在会议现场

近期，中国医师协会肾脏内科医师分会（CNA）2025年学术年会于武汉隆重召开，来自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贞医院的程虹教授结合最新循证证据及团队研究成果，系统阐述了膜性肾病（MN）患者的心血管风险管理策略，深度剖析了MN与心血管疾病的紧密关联，为心血管内科医生打开全新认知窗口，解锁精准干预新策略。

首先，程虹教授指出，免疫性肾病与心血管疾病风险存在显著相关性。根据2022年加拿大队列研究数据指出，原发性肾小球疾病患者具有较高的心血管事件绝对风险，这一现象在IgA肾病（IgAN）、微小病变型肾病（MCD）、膜性肾病（MN）和局灶节段性肾小球硬化症（FSGS）患者中尤为突出，甚至超过了进展至肾衰竭的风险^[1]。

此外，与传统危险因素评估模型相比，整合肾小球疾病病理类型、估算肾小球滤过率（eGFR）基线值及蛋白尿程度等指标，可显著提升心血管风险分层的准确性。这一发现提示临床实践中需将肾脏特异性指标纳入心血管风险评估体系。

膜性肾病（MN）作为中老年人群高发的病理类型，其典型临床表现为肾病综合征（NS），且具有显著的血栓栓塞倾向。除静脉血栓外，动脉血栓所致心脑血管事件在MN患者中也较为常见。这种血栓形成倾向源于多重因素：既包括高脂血症、高凝、高粘及高龄等传统危险因素，也涉及MN疾病本身所致的高凝状态，二者协同作用最终导致心血管事件风险倍增。

图1 膜性肾病具有显著的血栓栓塞倾向（来源：讲者PPT）

美国人群研究数据进一步证实，MN患者在急性冠脉综合征、心力衰竭、缺血性卒中及静脉血栓等各类心血管终点事件的发生率均显著高于普通人群^[2]。另一项横向比较研究显示，相较于IgAN等其他原发性肾小球疾病，MN患者表现出更显著的心血管风险特征^[3]。

然而，当前对MN患者心血管疾病风险的认知仍存在明显不足。国际范围内相关研究较为匮乏，国内尚未开展相关的系统性研究。现有证据在对MN流行病学特征刻画、独立危险因素鉴定及潜在机制探索等方面均存在显著空白，这种认知局限直接影响了临床实践中对MN患者心血管风险的早期识别和有效干预。

为了更深入地了解MN合并心血管疾病的机制，程虹教授团队进行了一项单中心IMN队列研究^[4]。研究纳入了433例2010年6月1日至2023年3月1日期间在北京安贞医院接受肾活检确诊的原发性膜性肾病（pMN）患者，中位随访时间为73个月，结果显示，复合肾心终点事件发生率为10.2%。根据事件发生的时间，将所有发生事件的患者分为早期事件组（肾活检后前2年发生的事件）和晚期事件组（肾活检2年后发生的事件）。与晚期事件组相比，早期事件组的血清白蛋白水平较低，血抗PLA2R抗体滴度基线值和随访平均值较高。

图2 随访期间发生的复合终点事件数量^[4]

除了年龄、深静脉血栓史和尿蛋白等传统危险因素外，研究还发现，血清PLA2R抗体和hsCRP水平、肾脏病理中节段性硬化病变也是终点事件发生的独立危险因素。进一步分析发现，事件组的血清IL-6水平显著高于非事件组。

图3 终点事件发生的独立危险因素^[4]

因此，本研究得出以下结论：首先，MN患者在疾病早期即具有显著的心血管事件风险，其特征性表现为血清PLA2R抗体水平升高及肾脏节段性硬化病变，这些指标与心脑血管事件和静脉血栓形成显著相关，提示临床需对初诊MN患者立即开展心血管风险评估并制定早期干预策略。其次，研究证实炎症反应在MN患者心血管事件发生机制中起关键作用，血清IL-6水平升高所反映的系统性炎症状态与心血管事件发生风险呈显著正相关，表明在MN治疗中应重视炎症调控。最后，研究强调对MN患者进行心血管风险评估时需建立多维度评估体系，整合传统危险因素、新型生物标志物（包括PLA2R抗体、hsCRP等）及肾脏病理特征，以实现精准风险分层并指导个体化治疗方案的制定。更好地了解这些机制将有助于为MN患者治疗策略（如抗炎疗法）铺平道路，以减少该患者群体发生血栓栓塞事件的可能性。

对于MN患者的综合管理，程虹教授分享到，根据2021 KDIGO指南^[5]，MN患者的治疗应基于个体化风险评估。所有蛋白尿患者均需接受支持治疗，包括严格限钠（<2g/d）、控制血压（收缩压<120mmHg）、调节血脂及肾素-血管紧张素醛固酮（RAS）抑制剂滴定至最大耐受剂量。对于存在肾脏病进展风险因素的患者，推荐免疫抑制治疗，即利妥昔单抗或环磷酰胺联合激素方案，或他克莫司为基础治疗。

程虹教授强调，风险分层管理是治疗核心。依据eGFR、蛋白尿和血清白蛋白水平将患者分为四个风险层级：低风险患者可观察等待（71%可自发缓解）；中高风险患者需积极干预（20%自发缓解，25%进展至CKD5期）。此外，免疫监测指导治疗调整尤为关键。治疗6个月后，应根据PLA2R抗体水平调整方案，PLA2R抗体阴性者可减停免疫抑制剂；PLA2R抗体阳性且>50RU/ml者需强化治疗。血栓预防方面，血清白蛋白<20g/L的高危患者推荐预防性抗凝。低分子肝素是首选，但需根据肾功能调整剂量。华法林治疗时需密切监测INR，注意药物相互作用。

新型治疗进展同样值得关注，钠-葡萄糖协同转运蛋白2（SGLT-2）抑制剂可使蛋白尿降低35%-48%，且基线血清白蛋白水平是疗效预测因子。靶向炎症治疗（如IL-1β/6抑制剂）和非免疫调节药物（如非奈利酮）展现出多重肾脏保护作用。降脂管理强调生活方式干预联合他汀类药物，需综合评估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血管疾病（ASCVD）风险。对于儿童患者，需特别考虑家族遗传史。

综上所述，程虹教授总结道，心血管疾病并发症作为影响免疫性肾脏疾病患者预后的关键因素，其防治工作具有重要临床意义。当前研究证实，通过优化心血管风险管理可显著改善患者长期预后及生存质量。心肾交互作用机制的复杂性为疾病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深入探索这一领域有望发现创新性治疗靶点，推动心肾协同治疗策略的发展，为实现精准个体化治疗奠定基础。

在治疗策略方面，免疫抑制联合抗炎非免疫治疗的协同模式展现出良好前景，这种多靶点干预方式可能为疾病治疗带来突破性进展。值得注意的是，未来需要开展更多设计严谨的随机对照试验，为新型治疗方案的临床应用提供高级别循证依据，从而推动免疫性肾脏疾病诊疗水平的整体提升，最终使患者获得更优化的治疗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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