油溪桥村模式的“三化”:社企化、数字化与市场化
/刘玄奇
在湘中连绵的群山深处,湖南省新化县吉庆镇油溪桥村的故事堪称中国乡村振兴征程中的一个奇迹。2007年,这个村庄还是一个人均年收入不足800元、村级负债4.5万元的典型“空壳村”,面临着资源匮乏、基层组织涣散、农田抛荒严重等发展困境。然而,经过短短十余年的发展,油溪桥村实现了令人惊叹的蝶变变:到2025年,村集体收入接近300万元,人均年收入增至2.36万元,村集体经济总资产评估超过亿元,获得了“全国文明村”、“全国乡村治理示范村”等40多项国家和省级荣誉称号。
油溪桥村既无得天独厚的自然资源,也无区位优势可言,更没有得到特殊政策的倾斜或巨额资本的注入。那么,这样一个曾经被称为“有女莫嫁油溪桥,一年四季为呷愁”的省级贫困村,是如何实现如此巨大转变的?其奥秘在于油溪桥村探索出了一条以“社企化、数字化、市场化”为核心的发展路径,它跳出了传统依靠资源投入的乡村发展模式,也区别于单纯依靠外部帮扶的扶贫模式,而是通过激活内生动力,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创新方案。
作为社企经济学的研究者和倡导者,我多次深入油溪桥村进行实地考察和调研,发现这个村庄的实践不仅仅是一个乡村振兴的成功案例,更是一场关于社会组织形态与经济运行模式深刻变革的先声。油溪桥村的“三化”模式——社企化、数字化、市场化,相互关联、相互促进,共同构成了一个完整的乡村发展生态系统,为中国式乡村现代化提供了一个极具参考价值的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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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企化是油溪桥村模式的核心与灵魂,体现了组织创新和治理创新的深刻内涵。从社会企业的视角来看,油溪桥村实际上将一个传统村庄转型为一个多功能的社会企业体,它以村庄为平台,以村民为主体,以共同富裕为目标,实现了社会价值与经济价值的统一。
油溪桥方案的核心在于构建了“村社一体”的组织模式。村委会不仅是行政组织,更成为了一个社会企业的运营主体,负责资源整合、产业规划和利益分配。村民不再是分散的个体,而是成为了这一社会企业的“股东”和“员工”,通过参与村庄建设获得收益分享。资源变资产,资金变股金,农民变股民,村民变员工。这种组织创新解决了传统乡村发展中主体缺位、动力不足的问题,实现了资源的有效整合和利用。
与传统企业不同,油溪桥村的社会企业化转型具有独特特征:它不以股东利益最大化为目标,而是以全村共同富裕为宗旨;不追求短期利润,而是注重长期可持续发展;不仅关注经济效益,更重视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这种组织形态完美体现了社企经济学的核心理念——经济组织是社会价值的承载者,而不仅仅是经济价值的创造者。
油溪桥村创新的积分制管理,实质上是建立了一套衡量村民对集体贡献的评价体系。这套体系有四个创新点:一是评价标准多元化,不仅包括经济贡献,还包括生态保护、乡风文明、公益参与等多维度;二是测量手段精细化,将抽象的社会价值转化为可量化的积分;三是激励机制透明化,积分与福利分配直接关联;四是动态调整灵活化,评价标准随村庄发展需要不断优化。
积分制通过将村民在乡村建设中的各项贡献量化积分,并使积分与集体经济分红、福利待遇直接挂钩,巧妙地将“民主全过程人民”贯穿其中,将“参与式治理”理论转化为实践。通过建立合理的贡献衡量和回报机制,激发了村民的主体意识和参与热情。村民不再是乡村发展的被动受益者,而是主动参与者和创造者。这种机制设计解决了集体行动困境,实现了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的有效统一。
至2025年9月16日,油溪桥村全村总积分已达到401761.1万分,积分排名全村第一的苏开初家庭已有10912.2分。村民凭积分年最高分红已经破万元。更难得都是,按目前积分体系计算,苏开初家积分的股权价值已经超过200万元,而且村民还可以凭借积分获得积分贷。这种量化管理使得原本抽象的社会资本变得可测量、可积累、可交易,从而大大提高了社会资本的利用效率。
油溪桥村的崛起之路,正是社会资本积累和转化的生动实践。社会资本理论认为,社会关系网络中的信任、规范和网络本身能够促进协调与合作,从而提高社会效率。
油溪桥首先通过重塑村庄规范体系积累制度社会资本。从2007年制定的10条乡风文明条款,到2025年第十次修订的包含11章117条村规民约,积分细则21章255条的精细化管理制度体系,油溪桥村建立了一套完整的制度框架。这些制度不仅涵盖了村庄治理的各个方面,更重要的是通过“积分制”将村民行为与集体利益直接挂钩。
油溪桥还通过构建共同愿景积累认知社会资本。村庄定期组织村民讨论会,让每个人都能参与村庄规划的制定过程。通过反复的沟通协商,村民们逐渐形成了对村庄发展方向的共识,建立了共同的价值观和目标感。这种认知层面的一致性大大降低了村庄治理的交易成本,使各项决策能够快速得到落实。
关系社会资本的构建同样重要。油溪桥村通过恢复传统乡村的互助机制,结合现代管理理念,构建了紧密的社会关系网络。村里成立了多种形式的互助小组,既有生产方面的合作,也有生活方面的互帮互助。这种强关系网络不仅增强了村庄的凝聚力,还成为了信息传递、风险分担的有效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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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化是油溪桥村模式的技术支撑和创新引擎,为传统的积分制管理注入了新的活力和效率。油溪桥村的数字化实践,不仅是一种技术应用,更是一场深刻的治理革命。
2021年以来,油溪桥村与腾讯公司联合开发“为村耕耘者”村级事务管理平台。平台依托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移动互联网、AI、5G、地理信息、智慧感知设备等前沿信息技术,结合“量化动态标准化乡村治理”积分制管理模式,发挥“数字助农、数字治理”的作用。
该平台实现了乡村治理的可视化、形象化,直观展现乡村基本信息、乡村治理、人居环境、应急安防到产业发展的整体全貌,精心构建了数字乡村的综合服务体系。目前,平台利用数字可视化和GIS地图技术,全面细致地展示了油溪桥村的村庄规划现状、产业开发布局、院落分布情形、风险防控体系以及动态监控机制。
平台开发了党组织建设、市场开发、便民服务、产业金融、管理运营五大功能板块。上线上户走访、乡村旅游、矛盾调解、智慧农业、数字治理、户主档案袋等多个核心应用场景。并对标国家建设标准和村庄建设标准的方式,将人均收入、人口寿命、出生率、升学率、森林覆盖率等关键指标进行比对和分析,帮助村支两委精准制定各项策略,跟踪考核抓督办。
数字化手段使油溪桥村的积分制实现了从户主文明档案袋的“1.0版本”到积分与股份挂钩的“2.0版本”再到积分数字化的“3.0版”的升级。最初,积分制是手工记录的“户主文明档案袋”,被称为“积分制1.0”;后来,积分与股份挂钩,并通过数字化平台实现全面线上管理。
油溪桥村与腾讯公司合作开发了村级事务积分制管理线上数字化工具。油溪桥村线下的积分行动和积分状态都已经可以在数字化的线上运行。油溪桥村每家门前的二维码一扫描就可以知道这家的积分多少、积分排名和积分事项。油溪桥村两委根据村民的积分排名、积分事项和积分多少的数据分析可以针对性开展为村民发展的精准服务。
数字化平台的建设使得积分申报审核的操作更民主,运营更规范,办公更便捷,也降低了以前可能错算漏算的错误发生率。村民可以通过手机应用随时查看自己的积分情况,申报积分事项,参与村庄事务讨论和决策。这种透明化和实时化的管理方式,大大增强了村民对积分制的信任和参与度。
数字化工具为油溪桥村的治理创新提供了强大支撑。通过数字化平台,油溪桥村实现了从线下民主到线上民主、从静态管理到动态管理的转变。数字技术的应用,使村庄治理更加精细化、精准化和高效化。
油溪桥村数字化平台通过对结果的实时公开、排名,使村民之间能够“照镜子”,确保实现乡风文明、治理有效。同时,利用平台的“乡村振兴产业联盟”机制,有效地将油溪桥村农特产品进行线上推广销售,并通过图文、直播、短视频等多形式、各产业联盟村互相帮扶多渠道、平台共享多主播达到促进农产品上行的效果。
截至目前,从油溪桥村出发走向全国的积分制数字化管理平台已在全国8万多个村庄推广运行,近百所高校将其作为研究样本。这一数字化治理模式的影响已经远远超出了油溪桥村本身,为全国乡村治理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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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化是油溪桥村模式的价值实现途径和可持续发展保障。油溪桥村的市场化实践,不是简单的引入市场竞争,而是通过机制设计,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和价值的最大化创造。
油溪桥村集体市场化是指村集体遵守并利用市场经济的逻辑和机制,积极盘活整合村集体内部资源和外部市场资源,依法最大化创造村集体经济价值的过程。
油溪桥村通过全资创办村集体强村公司——湖南油溪桥游览景区管理有限公司负责村集体市场化运营管理。
在油溪桥村,村庄产业发展的规划权由村集体收回并由100%全体村民控股的社会企业具体执行。油溪桥村社会企业根据村庄的产业规划布局积极开展招商引资,积极通过推动村民土地资源积分化换股权产权和分配权工作,为来到油溪桥村兴业的产业项目开发客商提供土地要素保障。
油溪桥村所有开发项目统一由村党组织领导下的村民委员会统筹规划,油溪桥村社会企业负责项目引进,各投资开发商根据油溪桥村的项目开发规划选择投资开发经营。这种模式实现了产业发展规划权归村集体,开发权归社会企业,经营权归投资开发客商的有机分离与协作。
油溪桥村实施了独特的“235”利益分配模式。村集体经济发展采用“2、3、5”开发模式:项目经营收益的20%作为投资者的租用金、30%上交油溪桥村社会企业为集体经济的保障来源(村民积分化分红和村民积分化分享村集体积累财富的来源)、50%作为经营承办者的收益支配。
这种分配机制形成了强村公司与开发商、强村公司与村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与村民的市场化共建共享机制,构建了强村社企+市场投资商+村民委员会+农户的市场化利益链接分配关系。
油溪桥村没有得天独厚的自然资源或区位优势,但通过资源价值重估与整合,重新发现了自身资源的潜在价值。荒山被开发生态果园,旱田改造为甲鱼种植基地,普通民居发展为特色民宿,甚至连村民的日常行为都被赋予“积分价值”。
这种对资源价值的重新定义和创造性整合,正是社企经济学所倡导的“价值多元论”和“资源再创造”理论的成功实践。

油溪桥村依托穿村而过的油溪河,以股份制的形式成立油溪桥旅游文化产业开发公司,负责项目引进,实现规划权归村集体、开发权归公司、经营权归投资商,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外地老板前来投资兴业。村里还采取土地入股、劳动力入股、资金入股的多样化开发模式,构建起“村集体社会企业+村委会+合作社”的三位一体服务机制,在村集体经济发展上以“资源+资金+经营”三资融合进行开发,全村人人都有不同的股份分配。
目前,油溪桥村已经形成了乡村旅游、四季水果、小籽花生、田鱼、甲鱼等五大产业,全省第一个整村成功创建国家级3A景区。实现了多元产业发展格局。全村依靠这些产业,实现人均年收入和村集体年收入的巨大跨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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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溪桥村的社企化、数字化、市场化不是相互独立的三个要素,而是一个有机整体,三者相互促进、相互支撑,共同构成了一个完整的乡村发展生态系统。从社企经济学的视角来看,这种“三化协同”模式体现了深刻的理论创新价值。
社企化为数字化和市场化提供了组织基础和制度保障。油溪桥村的实践表明,乡村发展的首要问题是组织创新问题。只有通过社企化的方式,将传统村庄转型为社会企业体,才能解决乡村发展中主体缺位、动力不足的根本问题。
社企化的核心是重建村庄共同体,通过积分制等制度设计,将村民的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有效统一起来。油溪桥村的积分制实际上是对社会资本的一种量化管理,使得原本抽象的社会资本变得可测量、可积累、可交易,从而大大提高了社会资本的利用效率。这种制度创新解决了乡村治理中常见的“搭便车”问题,激发了村民参与村庄事务的积极性。
在社企化的框架下,油溪桥村探索出了“党建引领+村民共创+市场运作”的混合治理模式。村党支部和村委会提供战略方向和政策支持;村民通过共创机制参与决策和监督;市场机制则被引入到资源配置和绩效评估中。这种多元治理结构既保证了村庄发展的正确方向,又确保了运营效率。
数字化为社企化和市场化提供了技术支撑和效率工具。油溪桥村的数字化实践表明,数字技术可以深刻改变乡村治理的方式和效率,为传统乡村注入新的活力。
数字技术通过提高治理透明度和参与便捷性,增强了村民对积分制和村集体管理的信任。油溪桥村每家门前的二维码,以及手机应用的开发,使村民可以随时查看自己的积分情况、申报积分事项、参与村庄事务讨论和决策。这种透明化和实时化的管理方式,大大增强了村民对制度的信任和参与度。
数字化平台还通过大数据分析和可视化展示,为村庄决策提供了科学依据。油溪桥村数字化平台对标国家建设标准和村庄建设标准的方式,将人均收入、人口寿命、出生率、升学率、森林覆盖率等关键指标进行比对和分析,帮助村支两委精准制定各项策略。这种数据驱动的决策方式,提高了村庄治理的科学性和精准性。
市场化为社企化和数字化提供了价值实现途径和可持续发展机制。油溪桥村的市场化实践,不是简单的私有化或引入市场竞争,而是通过机制设计,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和价值的最大化创造。
油溪桥村的市场化是村集体必须获得分享辖区内市场经营主体经营收益基础上的市场化。村里按照532原则分享经营主体收益,一般是获得经营收益毛收入的五个点。这个收益主要用来支持集体化事业和积分制分红。这种机制设计确保了村集体能够从市场化运营中获得持续收入,支持村庄公共事务和福利支出。
油溪桥村的市场化实践还体现了社会主义市场化的特色,不是私有化的个人利益至上的市场化,而是集体化服务下的市场化,也是支持村庄集体化道路的市场化。整个村庄的土地资源、生态环境和治理环境都在为油溪桥村市场经营主体走好市场化道路保驾护航,让各种非市场化运营成本基本为零,使市场经营主体能够轻装上阵在市场上竞争以获得市场效益。
社企化、数字化、市场化三者之间不是简单的相加关系,而是相乘关系,产生了“1+1+1>3”的协同效应。社企化为数字化和市场化提供了组织和制度基础,数字化为社企化和市场化提供了技术支撑和效率工具,市场化为社企化和数字化提供了价值实现途径和可持续发展机制。
这种三化协同的模式,使油溪桥村实现了社会资本向经济资本的有效转化。首先通过制度建设和关系网络构建积累社会资本;然后利用社会资本降低经济活动的交易成本;进而通过资源整合和价值创造实现经济增值;最后将经济收益反馈给社会网络中的成员,进一步强化社会资本。这一循环过程使得油溪桥村实现了持续发展的动力机制。
从社企经济学的视角来看,油溪桥村的实践验证了“多元价值理论”——价值不仅包括经济价值,还包括生态价值、社会价值、文化价值等多种形态,并且这些价值形态可以相互转化和共生增值。油溪桥村的积分制成功实现了多种价值的量化和互换,为社企经济学的价值理论提供了实证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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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溪桥村的“三化”模式——社企化、数字化、市场化,为中国特色乡村振兴提供了一个成功范例,对广大乡村地区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和推广价值。
油溪桥村的实践对乡村发展理论做出了重要贡献。首先,它证明了社会资本可以成为经济发展的核心资源。传统发展理论往往强调物质资本、人力资本或金融资本的重要性,而油溪桥表明,在特定条件下,社会资本可以成为启动和发展经济活动的关键资源。这对于资源匮乏地区的发展尤其具有启示意义。
其次,油溪桥验证了社企经济模式在乡村发展中的可行性。乡村地区往往面临市场失灵和政府资源有限的双重困境,社企经济通过融合社会目标与经济目标,能够更有效地动员本地资源,满足本地需求,实现可持续发展。
第三,油溪桥提供了中国式乡村现代化的一个实现路径。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油溪桥的实践表明,通过社会创新和制度创新,能够在资源约束下实现包容性发展和共享式增长。
油溪桥经验的普适意义在于它提供了一套可复制、可适应的方法论而不是固定的模式。积分制、村民自治、资源整合、产业融合这些具体做法可以根据各地实际情况进行调整和应用。更重要的是,它展示了一种发展理念:依靠内生动力,注重社会建设,追求全面发展。
油溪桥村的数字化平台已经在全国8万多个村庄推广运行,近百所高校将其作为研究样本,证明了其可复制性和适应性。腾讯公司已把油溪桥村村级事务积分制管理模式开发成了积分制管理软件,并建立了为村耕耘者村级事务积分制管理平台,在四川、广州、浙江等地全面推广运行。
然而,油溪桥经验的复制也面临几个关键挑战:领导力要素的可复制性、制度移植的适应性挑战、发展阶段差异性的挑战。油溪桥的成功与村支书彭育晚的卓越领导力密不可分,这种领导力如何批量培养和复制,是推广油溪桥模式的首要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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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溪桥村的实践为我们展示了一条中国式乡村现代化的可行路径。这条路径不是依靠大规模资源投入,也不是简单复制城市或工业模式,而是基于乡村特有的社会和文化资源,通过组织创新和制度创新,实现社会资本向经济资本的转化,最终达成共同富裕的目标。
油溪桥方案的核心启示在于:乡村现代化不仅仅是经济的现代化,更是社会的现代化;不仅仅是物质的丰富,更是人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不仅仅是对外开放和接入大市场,更是内部动力和能力建设。这种全面、综合、内生的现代化路径,或许正是中国式乡村现代化的精髓所在。
从更广阔的视角看,油溪桥的实践不仅对乡村发展有启示,也对其他领域的发展具有参考价值。在城市社区治理、中小企业发展、社会组织建设等领域,同样可以借鉴社企经济的理念和方法,实现社会价值与经济价值的统一。
基于油溪桥村的经验,我对未来乡村振兴战略提出以下几点政策建议:
一是推动乡村集体经济组织的社会企业化转型。鼓励乡村集体经济组织向社会企业方向转型,明确其社会使命和经济效益双重目标,建立兼顾公平与效率的治理结构。政府可以通过立法保障、政策支持和能力建设等措施,促进这类组织的发展。
二是建立乡村价值核算体系。借鉴油溪桥积分制的理念,开发更加科学完整的乡村价值核算体系,将生态价值、社会价值、文化价值等纳入乡村发展评价指标,引导乡村实现全面发展而非单纯经济增长。
三是培育乡村社会企业家群体。实施“乡村社会企业家培育计划”,发现、培养和支持具有社会企业家精神的乡村带头人,为他们提供系统的培训、资源对接和政策支持,打造乡村振兴的中坚力量。
四是构建乡村社企生态系统。通过建立乡村社会企业孵化器、创新发展基金、技术支持平台等,构建支持乡村社企发展的生态系统,促进经验交流、资源整合和协同创新。
五是创新乡村社企金融工具。开发适合社会企业特点的金融产品,如社企积分贷、社会企业投资等,解决乡村社企发展中的融资难题。还可以探索将政府的乡村振兴拨款转化为对乡村社会企业的投资,探索乡村振兴领域的“拨投结合”模式。
油溪桥村的实践告诉我们,乡村振兴不仅仅是一个经济过程,更是一个社会重建和生态修复的系统工程。社企经济学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全新的视角和方法,帮助我们超越传统发展模式的局限,探索一条更加包容、可持续的乡村发展路径。
全国乡村学油溪桥,学的不能只是表面形式,而应该是其背后深刻的原理;不是简单模仿,而是创造性转化。它告诉我们,乡村振兴的真正核心不在于资源的多寡,而在于组织方式的创新;不在于外部输入的强度,而在于内生能力的培育;不在于单一指标的提升,而在于系统价值的创造。
每个乡村都有其独特的历史文化、资源禀赋和社会结构,只有将油溪桥模式的普遍原理与当地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才能走出一条适合自己的振兴之路。中国的乡村振兴,需要的不是千篇一律的复制模仿,而是基于各地实际的创新探索;不是短期政绩的追逐,而是长期能力的建设;不是单一经济的发展,而是社会整体的进步。
油溪桥村已经点燃了星星之火,相信随着对油溪桥模式的研究和实践的持续深入,必将形成燎原之势,推动中国乡村振兴迈向新阶段。实现共同富裕,共创美好生活!这是中国的机遇,也是中国的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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