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有所思
——从工人状况调研到社企经济学的当代实践回应
/刘玄奇
1842年，一位22岁的德国青年踏上了曼彻斯特的土地。弗里德里希·恩格斯，这位纺织厂主的儿子，本可以像父亲一样成为资本主义体系的既得利益者，但他选择了另一条道路。在21个月的深入观察中，他走进肮脏的贫民窟，倾听工人们的悲惨故事，记录下工业化背后的残酷真相。两年后，《英国工人阶级状况》问世，恩格斯在序言中写道：“我抛弃了社交活动和宴会，抛弃了资产阶级的葡萄牙红葡萄酒和香槟酒，把自己的空闲时间几乎都用来和普通的工人交往，对此我感到高兴和骄傲。”这部被誉为“社会解剖学”的著作，不仅揭示了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时期的血腥本质，更点燃了改变世界的思想火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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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两个世纪后的今天，当我重读这部经典，恩格斯笔下的曼彻斯特景象与当代中国乃至全球的社会现实形成了奇特的时空对话。虽然赤裸裸的童工和16小时工作制已被法律禁止，但资本主义系统的内在矛盾以新的形式延续——日益扩大的贫富差距、平台经济下的隐形剥削、增长主义对生态环境的破坏。我们不得不问：恩格斯批判的根源性问题解决了吗？人类能否找到一种更加公正、可持续的经济组织形式？
恩格斯的伟大之处在于，他不仅是批判者，更是严谨的观察家和分析家。通过大量第一手资料和官方数据，他描绘了工业革命“镀金时代”背后的真实图景：“工人住宅密集而杂乱，卫生条件极差，疾病流行；工作时间长，工资低，失业常见；工人寿命短，死亡率高。”曼彻斯特的工人区被描述为“建筑混乱，街道不整，泥泞不堪，到处是垃圾和臭水洼”。这些不是文学夸张，而是基于事实的客观记录。
更重要的是，恩格斯没有停留在现象描述层面，而是深入分析了导致这种状况的制度性原因。他尖锐指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质上是一种剥削关系，资产阶级“唯一关心的就是利润”，而工人只是生产的工具。这种分析揭示了资本主义的核心矛盾——私人占有与社会化生产之间的冲突，这一洞察直到今天仍然具有解释力。
恩格斯特别关注了三个相互关联的机制：首先是劳动异化，工人与自己的劳动产品、劳动过程乃至人的类本质相异化；其次是贫困化积累，财富在一极积累，贫困在另一极积累；最后是周期性的经济危机，这是资本主义无法克服的内在矛盾的表现。这些机制共同作用，导致了工人阶级的整体性困境。
值得注意的是，恩格斯并非完全否定工业化的进步意义。他承认大规模生产创造了前所未有的生产力，但他追问：这种生产力为谁服务？为什么技术进步没有带来普遍的福祉？这种辩证视角提醒我们，评价经济制度的标准不应仅仅是效率，更应该是人的发展与解放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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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40年代的英国，正处于工业革命的“黄金时代”——蒸汽机轰鸣、工厂烟囱林立、商品源源不断涌向全球，成为“世界工厂”的英国创造了前所未有的物质财富。但恩格斯在实地考察中，却看到了这幅“繁荣图景”背后的残酷真相：工业财富的积累，是以工人阶级的“绝对贫困”为代价的。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中，恩格斯以“数据+案例”的方式，构建了工业贫困的“三维批判体系”，成为这部著作最核心的思想内核。
一、生存贫困：“繁荣背后的赤贫深渊”
恩格斯在书中用大量数据与细节，揭露了工人阶级“食不果腹、居无定所” 的生存绝境。在住房方面，工业城市的工人区是“猪圈不如的贫民窟”——曼彻斯特的“小爱尔兰”区，每间小屋平均住 6-8 人，有的甚至“一家三代挤在10 平米的地下室，没有窗户，空气污浊到无法呼吸”；利物浦的工人住房“墙壁渗水、地板腐烂，垃圾堆积在门口，污水直接流入街道”，霍乱、伤寒等传染病在此肆虐。在饮食方面，工人的食物“是发霉的面包、变味的土豆、掺了水的牛奶，甚至连最劣质的肉都难以获得”，许多工人家庭 “一天只能吃两顿稀粥，孩子因营养不良大量夭折”。
更令人震撼的是，这种贫困并非“懒惰导致的偶然”，而是“制度性的必然”——工厂主为追求利润最大化，将工人工资压至“仅够维持最低生存”的水平。曼彻斯特纺织厂的女工日工资仅1先令（约合当时2斤面包的价格），童工（5-10 岁）日工资甚至不足6便士；同时，工厂实行“16 小时工作制”（从清晨 5 点到晚上9点），工人“在机器轰鸣声中重复机械劳动，稍有懈怠就会遭到监工的殴打”。恩格斯得出结论：“工人创造的财富越多，自己越贫穷；工业发展越快，工人的生存条件越恶化——这是资本主义工业的铁律。”
二、发展贫困：“被剥夺的未来与尊严”
恩格斯的批判并未停留在“物质贫困”层面，更深入到“发展贫困”的维度 ——工人阶级不仅失去了基本的生存保障，更被剥夺了“受教育、获尊重、求发展”的权利，沦为“没有未来的工具”。在教育方面，工业城市的工人子女“几乎没有机会上学”，曼彻斯特工人区的识字率不足10%，大多数孩子“5岁就进入工厂做工，一辈子只会操作机器，连自己的名字都不会写”；工厂主甚至反对工人受教育，认为“工人识字会产生不满，不利于管理”。
在社会尊严方面，工人被视为“低人一等的存在”——法律禁止工人组织工会（1799 年英国《反结社法》），工人“连抗议低工资、坏待遇的权利都没有”；在公共场合，工人“不得进入绅士的咖啡馆、公园，甚至不能与资本家同乘一辆马车”。更严重的是，长期的贫困与压迫导致工人“精神麻木、道德堕落”，许多工人“靠酗酒、赌博麻痹自己，家庭破裂、犯罪率飙升”——但恩格斯强调，这并非工人“本性恶劣”，而是“贫困剥夺了人的尊严，压迫扭曲了人的精神”，是 “资本主义制度对人性的摧残”。
三、制度批判：“资本主义原始积累的罪恶本质”
通过对“生存贫困”与“发展贫困”的分析，恩格斯最终指向了制度层面的批判：英国工人阶级的困境，根源在于“资本主义私有制与自由市场的无政府状态”。一方面，资本家通过“占有生产资料”（工厂、机器、土地），将工人的“剩余价值”据为己有，形成“剥削与被剥削”的阶级对立；另一方面，政府充当“资本家的工具”，通过法律维护“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却对工人的生存权、发展权视而不见——“议会制定的法律，全是为了保护资本家的利润，没有一条是为了保护工人的生命”。
恩格斯在书中预言：“这种’一边是财富积累，一边是贫困积累’的制度，必然会引发阶级矛盾的激化；当工人阶级觉醒时，他们将通过斗争，争取属于自己的权利。”这种批判，不仅是对19世纪英国社会的“诊断”，更揭示了资本主义制度的“内在矛盾”——经济发展若忽视“人的价值”，最终会引发社会危机。而这，正是当代社会仍需警惕的核心问题，也是社企经济学得以产生的思想源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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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格斯在书中揭露的“工业贫困”，在当代社会已不再是“赤贫、童工、贫民窟”的简单重复，而是演变为更隐蔽、更复杂的“新贫困困境”——如“相对贫困、就业贫困、数字贫困”等。这些困境虽表现形式不同，但本质上仍是“经济发展与社会公平失衡”的产物，是恩格斯批判的“资本主义内在矛盾”在当代的延续，也正是社企经济学需要回应的现实挑战。
一、相对贫困：“繁荣中的’被遗忘者’”
当代社会的“相对贫困”，表现为“收入差距扩大导致的社会排斥”——尽管整体物质生活水平提升，但部分群体的收入增长远低于社会平均水平，逐渐沦为“繁荣中的弱势群体”。
这种“相对贫困”的本质，与恩格斯批判的“制度性贫困”一脉相承——在全球化与技术革命背景下，资本与高技能人才获得了更多“财富分配权”，而低技能劳动者、灵活就业者则处于“分配链条的末端”。例如，互联网平台企业通过“算法管理”，将骑手的劳动时间精确到“分钟”，却不承担“雇主责任”，骑手的“劳动权益被平台’隐形剥夺’”；房地产、金融行业的“高利润”，与制造业、服务业的“低工资”形成鲜明对比，导致“阶层固化”加剧——这正是恩格斯所说的“财富积累与贫困积累同步”的当代写照。
二、就业贫困：“有工作却无尊严的’隐形贫困’”
当代社会的“就业贫困”，表现为“就业质量低下导致的生存困境”——劳动者虽有工作，但“工资低、福利差、无保障、无发展”，沦为“在职贫困者”。这种“就业贫困”，与恩格斯批判的 “工厂工人困境” 本质相同——劳动者的 “劳动价值被低估，人格尊严被忽视”。在传统制造业中，流水线作业仍在“剥夺劳动者的创造性”，工人“在机器前重复简单劳动，一辈子没有技能提升的机会”；在服务业中，“996 工作制”“变相加班” 成为常态，劳动者的 “休息权被资本挤压”——这些现象，都是“资本追求利润最大化，忽视劳动者权益”的结果，是恩格斯批判的“劳动异化”在当代的延续。
三、数字贫困：“技术革命中的’新弱势群体’”
随着数字技术的发展，当代社会还出现了“数字贫困”——部分群体（如老年人、农村居民、低学历者）因“不会使用数字工具”，被排除在“数字经济与公共服务之外”，沦为“技术时代的’新穷人’”。根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数据，农村地区的“数字普及率”仅为城市的 1/2，许多农村老人“不会在线挂号、不会手机支付，连乘坐公交车都需要他人帮助”。
这种“数字贫困”，本质上是“技术发展与社会包容失衡”的产物——数字技术本应“缩小差距、提升效率”，却因“忽视弱势群体的需求”，成为“新的社会排斥工具”。技术发展若不考虑“人的需求”，只会加剧社会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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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企经济学作为聚焦“社会企业发展规律”的交叉学科，其核心使命正是对当代“新贫困困境”的回应——它以“社会价值优先”为导向，通过重构“就业模式、分配机制、服务体系”，试图在市场经济框架下，构建“人人可参与、人人可分享、人人可发展” 的包容性经济体系，这正是对恩格斯 “关注弱势群体、追求社会公平”思想的当代实践。
一、就业重构：从“低质量就业”到“有尊严的工作”
针对当代的“就业贫困”，社企经济学提出“就业重构”的路径——通过社会企业创造“高质量就业岗位”，让劳动者不仅“有活干”，更“有保障、有尊严、有发展”，这正是对恩格斯“改善工人生存条件” 诉求的回应。
社会企业的“就业重构”，主要体现在三个维度：其一，保障基本权益。社会企业严格遵守劳动法规，为劳动者缴纳社保、提供带薪年假、保障休息权。其二，提升劳动尊严。社会企业尊重劳动者的人格，杜绝“体罚、辱骂、算法压榨” 等行为，建立“民主沟通机制”。其三，提供发展机会。社会企业注重劳动者的“技能培训与职业成长”，帮助劳动者实现“从’体力型’到’技能型’的转型”。
这种“有尊严的工作”，正是恩格斯所追求的“工人阶级获得发展权”的当代实践——社会企业通过“就业重构”，让劳动者不再是“资本的工具”，而是“价值共创的伙伴”，从根本上缓解了“就业贫困”。
二、分配创新：从“资本主导分配”到“多元主体共享价值”
针对当代的“相对贫困”，社企经济学提出“分配创新”的路径——通过社会企业的“价值共享机制”，让资本、劳动者、社会、环境等“多元主体共同参与财富分配”，打破“资本独占利润”的格局，实现“经济发展成果的公平共享”。
社会企业的“分配创新”，主要通过两种机制实现：其一，利润共享机制。社会企业将部分利润用于“提升劳动者收入、反哺社会弱势群体”，而非全部用于股东分红。其二，价值回馈机制。社会企业通过“产品定价、服务设计”，让弱势群体“以更低成本获得必需的商品与服务”。
这种“多元主体共享价值”的分配机制，正是对恩格斯“反对资本独占利润” 思想的发展——社会企业不再将“股东利益最大化”作为唯一目标，而是通过“分配创新”，让劳动者、弱势群体等“边缘群体”获得更多 财富分配权”，有效缓解了“相对贫困”。
三、服务普惠：从“技术排斥”到“数字包容”
针对当代的“数字贫困”，社企经济学提出“服务普惠”的路径——通过社会企业的“数字赋能”，帮助弱势群体“掌握数字工具、享受数字服务”，消除“数字鸿沟”，实现“技术发展的包容性”。
社会企业的“服务普惠”，主要体现在两个层面：其一，数字技能培训。社会企业为老年人、农村居民等“数字弱势群体”提供“免费的数字技能培训”，帮助他们掌握“智能手机使用、在线挂号、手机支付”等基本技能。其二，适老化服务改造。社会企业联合政府、企业，对“公共服务平台、商业 APP”进行 “适老化改造”，让数字服务更“贴近弱势群体需求”。例如，可以探索与银行合作推出“老年人专属手机银行APP”，简化“转账、查询”等功能，增加“语音提示、大字体”等设计，帮助老年人“安全使用数字金融服务”；还可推出“助老打车热线”，老年人可通过“电话叫车”，无需使用 APP，解决“老年人打车难”的问题。
这种“数字包容”的实践，正是对恩格斯“关注弱势群体需求”思想的当代延伸——社会企业通过“服务普惠”，让技术发展不再是“排斥弱势群体的工具”，而是“改善弱势群体生活的桥梁”，从根本上破解了“数字贫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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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读《英国工人阶级状况》，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社企经济学并非对恩格斯思想的“简单复制”，而是在当代市场经济条件下对其思想的“传承与超越”。它继承了恩格斯“关注弱势群体、批判资本无序扩张、追求社会公平”的核心精神，同时结合当代社会的现实，提出了更具操作性、更符合时代特征的解决方案 ——这种传承与超越，不仅凸显了《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的永恒价值，更彰显了社企经济学的时代意义。
一、对“弱势群体关怀”的传承：从“阶级解放”到“个体赋能”
恩格斯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中，将“工人阶级” 作为一个整体，追求“阶级解放”的宏观目标——通过阶级斗争，推翻资本主义制度，让工人阶级获得“整体的生存权与发展权”。而在当代社会，随着社会结构的复杂化、群体需求的多样化，社企经济学将“关怀对象”从“阶级”细化为 “个体”，通过 “个体赋能” 实现 “弱势群体的自主发展”，让 “关怀” 更精准、更有效。换言之，社企经济学不止是追求“一刀切”的宏观解放，而是通过“精准识别个体需求、提供个性化支持”，让弱势群体从“被动接受帮助”转变为“主动创造价值”，实现了“关怀维度”的深化。
二、对“资本批判”的超越：从“对抗资本”到“引导资本”
恩格斯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中，基于19世纪资本主义原始积累的残酷现实，将资本视为“剥削工人的工具”，主张通过“阶级斗争”对抗资本的无序扩张。但在当代社会，资本已成为推动经济发展的重要生产要素，完全“对抗资本”既不现实，也会错失发展机遇。社企经济学的突破之处在于，它不再将资本视为“对立面”，而是通过“制度设计与价值引导”，让资本成为“解决社会问题的伙伴”，实现了对“资本批判”的超越。
这种“引导资本”的实践，主要通过“社会影响力投资”机制实现——社会企业通过明确的“社会价值目标”（如解决贫困、促进就业、保护生态），吸引“关注社会价值的资本”。让资本在“追求合理回报”的同时，服务于社会目标。
社企经济学“引导资本”的思路，不是对恩格斯“资本批判”的否定，而是在当代条件下的发展——它承认资本的“逐利性”，却通过“社会价值目标的绑定”，将资本的“逐利性”转化为“解决社会问题的动力”，既避免了资本无序扩张的风险，又发挥了资本的资源优势，为破解“资本与社会的对立”提供了新路径。
三、对“社会变革路径”的拓展：从“制度革命”到“多元协作”
恩格斯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中，认为解决工人阶级困境的根本路径是“推翻资本主义制度”，通过“制度革命”实现社会公平。但在当代社会，社会结构高度复杂，“单一制度革命”已难以应对多元的社会问题。社企经济学提出“制度革命”基础上的“多元协作”的社会变革路径——通过政府、企业、社会组织、弱势群体的“协同发力”，构建 “共治共享”的治理体系，实现社会问题的系统性解决，拓展了恩格斯“社会变革路径”的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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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读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我们能感受到一种跨越近200年的 “人文坚守”——从 19 世纪对工人阶级 “生存权” 的呐喊，到当代对弱势群体 “发展权”的追求；从恩格斯对“资本无序扩张” 的批判，到社企经济学对“资本向善”的引导，贯穿其中的核心命题始终是：经济发展的终极目标，是人的全面发展；社会进步的根本标志，是对每一个生命的尊重。
社会企业不是“传统企业的补充”，也不是“公益组织的变种”，而是“经济发展模式的创新”——它试图在市场经济的框架下，回应恩格斯提出的如何平衡经济发展与社会公平的根本问题，让经济发展不再以“牺牲弱势群体利益”为代价，让技术进步不再以“排斥边缘群体”为成本，让资本力量不再以“剥夺劳动者价值”为目标。
从社企经济学的视角重读恩格斯，我们可以发现社会企业模式实际上是对恩格斯所揭示的资本主义矛盾的一种创造性回应。首先，在社会企业模型中，资本不再是绝对主导的逻辑，而是服务于人的发展的工具。社会企业通过民主治理结构、利润再投资于社会使命、利益相关者参与等方式，限制了资本无限增殖的冲动，使经济活动重新嵌入社会关系之中。
其次，社会企业试图克服劳动异化问题，通过创建更具参与性和意义感的工作环境，使劳动者不再是机器的附属物，而是重新成为劳动过程的主体。许多社会企业采用合作社模式，让工人同时成为企业所有者，从而实现劳动与资本的统一。第三，社会企业直面恩格斯所批判的贫困和社会排斥问题，通过市场机制为弱势群体创造就业机会、提供急需的产品和服务，而不是等待慈善救济或政府援助。
社企经济学作为研究这一现象的理论体系，不仅关注社会企业的组织形式和运营模式，更致力于探索一种更加包容和可持续的经济范式。社企经济学认为，经济系统不应被视为与社会对立的领域，而应重新嵌入社会关系和文化价值之中；企业不应单纯追求股东利益最大化，而应考虑所有利益相关者的福祉；发展不应仅仅用GDP增长来衡量，而应关注人类福祉和生态可持续性的多维指标。这种经济学范式与恩格斯的思想有着深刻的共鸣——都试图超越资本主义的局限，都关注人的全面发展而非单纯的物质积累，都相信经济组织可以有不同的、更加人道的形态。
当然，我们不应过度浪漫化社会企业的变革能力。面对强大的传统资本逻辑和根深蒂固的制度结构，社会企业仍然处于边缘地位，常常面临规模化的困难、资源的限制和合法性的挑战。许多社会企业在试图平衡社会使命与经济可持续性时陷入两难，要么过度商业化而迷失初衷，要么过于理想化而难以持续。这些困境提醒我们，社会企业并非万能药方，而是需要与政策改革、社会运动和文化转型相结合，才能实现系统性变革。
从恩格斯的思想高度来看，社会企业经济的真正意义不仅在于解决具体社会问题，更在于它预示了一种新经济文明的可能性——一种不再将人类与自然、个人与社会、效率与公平对立起来的经济形态。在这种经济文明中，劳动不再是苦役而是自我实现的方式，财富不再是目的而是发展的手段，经济不再是与生活分离的领域而是生命活动的有机组成部分。这种转变需要经济组织的创新，也需要价值观的深刻变革，需要我们从“拥有更多”转向“存在更好”，从无限扩张转向适度繁荣，从个体竞争转向共同福祉。
回到恩格斯的文本，我们会发现他不仅是一位批判者，更是一位相信人类能够创造更美好未来的思想家。人类终将超越劳动和资本的对立状态，迈向真正的自由王国。社会企业经济或许正是这种超越的一种尝试，它不寻求暴力推翻现有秩序，而是通过建设性创新开辟新的可能性空间。它承认市场的效率优势，但拒绝市场价值的无限殖民；它利用资本的力量，但拒绝资本逻辑的全面统治；它尊重个人创造性，但更强调社会团结的价值。
在这场跨越时空的对话中，恩格斯给予我们的不仅是批判的武器，更是建设的灵感。当我们面对当代日益加剧的不平等、异化劳动的新形式、全球生态危机——社会企业经济提供了一条务实而富有希望的路径。这不是一条轻松的道路，它需要制度创新、政策支持、文化转变和社会参与，但它指向一个更加包容和可持续的未来。
作为社企经济学的倡导者，我深信我们需要一场经济思想的范式革命，将经济重新构想为“关怀人类福祉的实践”而非仅仅“配置稀缺资源的科学”。恩格斯对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的深刻分析为我们提供了起点，而社会企业经济的实践则为我们提供了前进的方向。在这场伟大的探索中，我们不仅是理论的继承者，更是实践的开拓者，我们的使命不仅是理解世界，更是改变世界——以一种更加人道、更加智慧、更加可持续的方式。
恩格斯曾经期待一场社会革命来解放被压迫阶级，而今天，我们或许正在见证一场安静的经济革命——通过重新定义企业本质、重建经济伦理、重构市场与社会关系，逐渐瓦解资本主义最致命的矛盾。这场革命没有硝烟，却同样深刻；没有英雄史诗，却同样激动人心。它发生在无数社会企业家、合作社成员、道德消费者和政策创新者的日常实践中，他们正在用实际行动书写经济民主化和人道化的新叙事。
只有通过经济组织的变革，才能实现经济体系的变革；只有通过重塑企业本质，才能构建一个更加包容、可持续和人性化的经济系统。
《英国工人阶级状况》出版180年后的今天，重读《英国工人阶级状况》，我深深被恩格斯的道义勇气和科学精神所感动。
我们仍然面临着恩格斯所揭示的根本挑战，但也有了新的资源和视野来应对这些挑战。社会企业经济不是乌托邦，而是正在全球范围内生长的现实；社企经济学不是空想，而是基于实践经验的理论提炼。在这场与恩格斯的历史性对话中，我们既感受到历史的沉重，也感受到未来的召唤。
让我们以批判的精神审视现实，以建设的智慧开创未来，在资本制造的暗面中寻找人类文明的曙光，在恩格斯开启的思想旅程中继续前进，走向一个更加公正、更加自由、更加可持续的世界——这或许是对恩格斯最好的纪念，也是对人类未来最好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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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如何科学的学习主义马克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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