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底,一个当事人找到我,说自己家人的刑事案件一审判决下来了,希望找个经验丰富的律师代理二审,多方打听,找到了我。说实话,当时我之所以答应接下这个案子,最直接的原因就是看着家属那种无助的状态,心里也希望能尽自己一份力,帮帮当事人和他的家人。
老实讲,我很少代理刑事二审,因为完全不知道当事人和代理律师在一审的时候都说了啥,总是有种给人收拾残局的衰败感。而且,一般而言,改判几率也不大。
但是看到判决书之后,真心觉得,一审判无期真的太重了,如果放在北上广深,同样的经营模式,我也代理了多起在公安立案侦查后,后续不起诉、撤销案件的。
当事人的经营模式固然存在一定的问题,但放眼全国,这类经营模式其实很普遍,该模式又处于法律的空白区,所以经营者其实不是故意想要从事违法犯罪行为,而是:1、没有法律明文规定做指引;2、全国这么做的同行太多了(具体数字我没有做过调研,但几千上万家肯定是有的);3、在案发的22年之前,没有因为这类经营行为被定诈骗的案件,当事人也不可能预想到可能的后果;4、即便放在现在,这类经营模式被定性为诈骗的,也只有东北某省。
只能说,经济发达和欠发达地区的司法机关,对于新经济的理解,存在很大的差异。所以,要说当事人犯了什么错,最大的错可能就是不幸被该地而不是其他地区立案了。唉,一切都是被命运的捉弄吧。
2个月后,终于等来了二审立案的消息,赶紧定了前往东北的机票,联系了二审法院,约时间阅卷。
I 本文作者:邵诗巍律师
1
820出发
一大早打车去浦东机场,抱着我的酸奶出发了
虽然已经立秋了,但“秋老虎”的势头依然很猛,早上出发时上海的天儿,依然骄阳似火
一边等飞机,一边一直接当事人们打来的电话,所以也没有感觉候机等待时间特别长
起飞时间:
飞机上的时间也没浪费,一直在看材料。
2
连续几天的阅卷时间
60多本卷,毛估了一下,一本约200页,一共12000页,一页按530个字,一共634万字,一般出版的书的字数的20万字,相当于30本书了。
这虽然不是我办过的案子里案卷材料最多的,但是也不少了,一瞬间感受到令人窒息工作量。
刑事二审比一审的工作量要大的多,因为二审阅卷并不是简单的复核,而是一次全面的查缺补漏。律师需要逐一审查一审侦查、起诉、审判三个阶段的所有诉讼材料,任何细节都不能遗漏。只有在海量材料中重新梳理出被忽视的有利点,才能找到一审未曾提出过的新的有力辩护要点。同时,还要审慎评估是否能够补充新证据。二审的每一步都比一审更为繁重、更具挑战,律师需要投入更多的精力和时间,才能为当事人争取到一线生机。
但一般而言,二审的审限是2个月。所以,时间很紧,任务很重。
除了书面材料之外,还有视听资料,但这些不能拷贝,只能现场看,所以直到828,我都在没日没夜天昏地暗的看案卷,此前的一审开庭开了一整天,所以看庭审录像也花了大半天时间(只开了一天其实还挺意外的,按理来说开个两三天也正常)。
看案卷的同时,其实并不能完全专注,也要同步处理其他案件承办人的联络沟通,苦主们打来的电话,代理意见的撰写等等
这期间还有当事人要被某地公安叫去问话,时间相当紧迫,所以也要同步做好材料整理,草拟情况说明等等。
可能也是因为处在高压的状态,除了苦主们(委托人)的联系之外,打开任何消息对话框对我来说都是严重的浪费时间,所以只要助理给我发的消息多打2个字(下图),都会让我感到无比抓狂。
3
828出发会见
在省会城市的高院和直辖市高院之间,办案人员的工作强度有一个很直观的区别——出差的频率和距离。像上海这样的直辖市,二审案件集中在市高院,最多也就是跨个区,除了极偏远的区以外,大多数情况下开车一个多小时就能到。
但省会城市就完全不同。二审在省会的高院,而一审案件却分散在各个县区。为了提审被告人,高院的法官往往需要到各地看守所出差。作为辩护律师,我这次也深有体会:离开法院后,还得再坐两个小时高铁,赶到离法院350km以外的县城的看守所,会见当事人。
所以,离开法院之后,我就拖着行李箱赶高铁了。原本计划打车的,但书记员好心告诉我,“这边的路况你得相信我,你现在这个时间打车可能会延误的,我建议你去旁边的地铁站坐地铁”,看到他无比自信的样子,我觉得相信他应该不会错。
地铁站名儿倒是挺有意思。
下了地铁后,离高铁发车时间挺近了,拖着行李箱开始了一路狂奔。还好在发车前10分钟赶到了,还顺便买了个饼充饥,顺顺利利。
高铁的俩小时,有一个半小时都在接客户电话,邻座的大爷可能是嫌我太吵了,周围只要一有空位,他就跑过去安静的待一会儿。
高铁到站的时候已经晚上,还下着淅淅沥沥的小雨,我拖着行李箱想叫车又不太好意思,因为我定的酒店就在高铁站一公里处,担心被司机嫌弃(几年前,在本人年少无知的时候,坐地铁到虹桥地铁站,然后打车去新虹桥法庭开庭,本人被叫的出租车师傅嫌弃了一路,因为只有5公里,开车10分钟左右就到了,事后我才知道,出租车在虹桥站排队接乘客要排四五个小时的),但下着雨也不好走,我还是厚着脸皮拦了个车,(就像下面这个小男孩的表情一样)微笑的问司机大叔,“我的酒店离这里只有不到一公里,您愿意载我吗?”
司机大叔说,“行,上来吧!”本人真是无比感动。在路上我还问他,你们这里是不是能看到对面的朝鲜?大叔还挺认真的告诉我,这一片儿看不到,你得去xx才能看到。
很快就到酒店了,入驻的酒店倒也是挺有特色。
但可能因为夜晚,还下着雨,总感觉阴冷阴冷的。虽说上海还是酷暑的感觉,但当地已经是秋天了。
到房间后简单收拾了下,就赶紧开始忙手上一个其他案子紧急的活儿,干到11点半困的实在不行了,就入睡了。
4
829会见

次日早上,准备动身去看守所。酒店离看守所挺近,问路人都说走几步就到了,不需要打车,于是我就背着包上山了(看守所在山里)。
山里还有个小学和派出所。
但走着走着我发现,似乎不像此前的路人说的那么近,走了半个小时也没瞅着看守所的影子,而且山里太荒凉了,连个人影都没有。想问路都问不到。
正在迷茫中,有个出租车过来了,而且正好有个乘客下车,真是好极了,我赶紧上车,几分钟后,终于顺利抵达看守所。
会见完出来,想到当事人已经在这么偏远的地方呆了2年了,心情还是很难受的。
5
829返沪
接下来我就离开了这里,继续赶车了,要坐高铁从安图要返回长春,再从长春回上海。
感觉我去的很多县城的火车站,都是在山里。
看惯了电子屏幕,随时手写随时删除的车次预报信息倒是很少见。
不得不说,龙嘉高铁站到龙嘉机场这段距离的设置太坑了,要走20分钟的地道,想打车都无法打。
机场安检完又开始了无尽的电话会议。和本案当事人的家人沟通了一小时的会见情况,口干舌燥,挂完电话后,然后又开始和另一个苦主打了40分钟电话,因为即将有三个小时的时间手机关机,我不想让我的苦主们陷入焦虑的等待,尽量在手机关机之前都沟通完毕。
接着飞机就起飞了。继续打开电脑,开启了在离线模式下的工作状态。
回到上海已是深夜。感觉一秒入夏,从19°又回到了29°的温暖天气。
落地上海的那一刻,我突然感觉对上海有了一些不一样的感觉。
虽说营商环境这个词经常听经常用,但本次出差确实让本人更加痛感。
6
办案感受
经济发达地区和欠发达地区,对新经济,新产业的认知水平、接受程度、包容度确实有着天然之别。
以下对比一下本案和我此前办理的上海地区同类型案件,办案人员的发问方式,简单感受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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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在诈骗公司工作的?🆚 你的任职期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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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们是以xx服务为幌子,实质上就是找个理由诈骗用户的钱。🆚 你们收取用户的钱,是不是包含了xx等服务内容?
这种未审先定的办案方式,无论当事人说什么、怎么说,结论都一定是诈骗犯,没有第二种答案。
或许会有创业者说,那我公司开在北上广不就好了,那就太天真了。
刑事案件和民事不一样,新经济、科技企业,往往是线上为用户提供服务,网络犯罪管辖的连接点有多宽,此前在很多文章里都提到过《项目出海就能规避中国法管辖?Web3创业者不可忽视的合规误区→》,《同案不同判?刑事案件中的「地域管辖」问题研究》,这里就不赘述了。
简单来说,只要公司服务的用户面向全国各地,全国各地的公安都可以有管辖权。
所以,就公司选址而言,创业者找个自己觉得合适的地方就行了,重要的是找个懂公司经营的业务的律师,做好合规,比什么都重要。
为什么这么说呢,就拿本案而言,两家公司经营模式相同,不代表执行落地的细节也全都一模一样。一个处于法律空白地带的商业模式,其实是可以从刑事风控的视角做好风险防控的,这也是为什么本人服务的上海、武汉等多地同样的模式、虽然当地公安也是以诈骗罪立案侦查的,但最终以公安撤案平稳落地。
以及我们团队此前也代理了多起其他类型的新经济案件(如NFT数字藏品、Web3项目方等的刑事风险防控案件,在刑事风险产生的事前、事中为平台提供系统性的刑事合规法律服务,帮助企业将刑事风险降到最低)。
正如邵律师前两天发的朋友圈感悟,同样的业务模式,在实际落地的过程中,怎样能打65分,怎样是55分,这个是需要具体到平台的每一个业务的落地环节(如宣传推广、玩法设计、营利模式等等)当中的。可能这样讲确实很抽象,但讲多了就涉及案件细节了,所以就点到为止吧。
7
工作依然继续
虽然一直在持续奔波以及高强度阅卷,但回上海了,但也不意味着可以暂时歇着了,对于本案而言,工作才刚刚开始。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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