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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分上、中、下三篇，讲的是：商王太甲即位之初，胡作非为，不听伊尹的劝告，被伊尹放逐到成汤的陵墓–桐宫去反省，三年后，又被迎回亳都。伊尹为此给太甲写了上、中、下三篇执政的戒训。

原文的注解版本很多，有兴趣的可以去找来看看，我在这一讲里，主要是跟大家一起交流下，中国古代社会的礼法体制、政治道统与君臣关系。

现在有个很流行的说法：中国自古以来都是“人治”社会，而非“法制”社会。

首先，世上没有绝对的“人治”社会，也没有绝对的“法制”社会，即便在非洲的食人部落里，也是有法可依的。

什么叫“人治”？什么叫“法治”？“法”是“人”制定出来的，还得靠“人”去施行。“人”与“法”能彻底撇清吗？再优秀、再完备的“法律制度”，就不需要执法者的聪明才智和道德修养了？随便找个傻瓜就能当好法官吗？或把裁决权交给计算机，就能保证绝对公正无私，没有人为干预了吗？

我们从“惟嗣王不惠于阿衡，….庸罔念闻，….未克变。伊尹曰：兹乃不义，习与性成。予弗狎于弗顺，营于桐宫，密迩先王其训，无俾世迷。”这一段话来看—–嗣王不顺从伊尹的教导，还屡教不改。作为臣属的伊尹，凭什么能限制嗣王的自由，并将嗣王押送到成汤陵墓去反省，为此，还专门修建了个叫“桐宫”的看守所。谁给伊尹的权力？是“天道”给予的权力。（注：阿衡，商初官职名，相当于后世的宰相，此处特指伊尹。）

说明：在中国，“人”—即便是“天子”，也从来没有大于过“法”。只不过，中国的“法”不像西方的宪法那样，只有“人规定的内容”，还包括了更崇高、更神圣的“天意”在里面。也只有这样的“法”才是至高无上的“法”，才能管得住“天子”—-即：在特殊情况下，可以授“天意”予良臣，以匡正帝王之过失。

能管得住“天子”的“法治”，怎么还被称为“人治”呢？因为，中国一直保持着“五百年有圣人出”的记录，一代又一代圣人总是把中国的“法治”推上一个又一个新的高度。因为圣人助推了“法治”的进步和完善，所以被误解为“人治”。

那么，中国的“法治”为什么能管住“天子”呢？因为，中国的帝王叫“天之子”，而不叫“天之父”、“天之爷”或“宇宙之主宰”。历朝历代的皇帝都有这个自知之明，从来就没有僭越过这个雷池。所以，中国的“王权”从来就不是至高无上的，他们把自己的责任设定为“替天牧狩”，（即上帝的牧羊人兼猎手），把自己的权力范围设定为“天下”，另外，“王权”还要敬重“社稷”的意见—-“社”即土地神，“稷”即谷物神。

中国的“法律”也从来不是神圣不通人性的，而是在“天理良知”这个“最高纲领（准绳）”控制之下的“规矩”而已。同时，还要根据实际情况“权衡利弊、斟酌损益”。这可不是为了给“人”大于“法”留余地，而是不让“法”大过“天”有机会呀。这就是中国政法礼教体制的道统。

说到中国古代社会的君臣关系，总被一些人冠以“王权与王权下奴性”。请问：伊尹的奴性在哪？还有傅说、姜尚、周公旦、吕不韦、张子房、诸葛亮等等，他们的奴性在哪？其实，中国古代社会的君臣关系，孔子总结得很到位：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说直白点：东家给你的待遇对得起你了，你还要吃里扒外，卖主求荣吗？难道不肯卖主求荣的，就叫“奴性”？

然则，日中而落，盛极必衰。早春草木凋零去，晚熟瓜果花正红呀。昌盛了几千年的中国，近百年来，整体落后于西方，也是个不争的事实。五四新文化运动矫枉过正，那是为了救亡图存。但时过境迁了，沉疴已除。还要继续妄自菲薄，抽筋扒皮，自残自宫吗？

至于为什么总有人说中国的法治建设不如西方先进呢？我个人觉得：那是因为中国这套政教道统，沉淀了几千年来的“仁爱”与“贤德”，整体移交给“没有情感、不知爱与恨、不懂美与丑”的计算机来打理，的确是玩不转的。所以，当人类完全进入高级人工智能化时代后，就不好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