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次发出《尚书》长文后，收到朋友反馈：文章篇幅太长，信息过密——手机阅读累，收听不方便。想想确实，一万五千字，听完就要50分钟，太过挑战耐心，也不利于推广。现听从建议，将原文拆分重发，已读过的朋友可跳过本篇。
《尚书》作为中国现存最古老的传世文献，在青铜器铭文研究中一直占有重要地位。我们解读铭文时，不仅需要将内容与《尚书》对读，也常常参考历代学者对《尚书》的注释。从公号以往推文中也能看到，学者不时引用《尚书》中的记载来还原史实，并通过比对二者辞例，考释字形与字义。
然而，《尚书》的版本源流极为复杂。本系列将为大家系统梳理其流传故事，厘清“今文《尚书》”“古文《尚书》”及所谓“伪古文《尚书》”之间的来龙去脉，再结合近年公布的清华简中与《尚书》相关的篇章，一窥出土文献的最新发现。
朱批一点是知音 请不忘点赞推荐和分享哦
《尚书》是中国现存最早的政史文献汇编，在先秦时期统称为《书》，有时也冠以朝代名，细分称《虞书》《夏书》《商书》《周书》。直到西汉，学者们才将那些历经兵乱火焚而残存下来的篇章合称为《尚书》，意即“上古之书”。儒家将其奉为核心经典，列为“五经”之一；到了宋代，它更获得了“书经”的尊称。
今天我们看到的《尚书》通行本，按年代编排共58篇，分别为：
《虞书》5篇
《夏书》4篇
《商书》17篇
《周书》32篇
这里的“虞”指的就是舜和他的时代。相传尧受封于唐，称“唐尧”；舜受封于虞，称“虞舜”。我们常说的“上古三代”指夏、商、周，若说“四代”，便是在此基础上加上了“虞”，合称“虞夏商周”。《尚书》记载的最晚事件到秦穆公为止，因此，它的时间跨度覆盖了从尧舜到春秋中期的漫长历史。
《尚书》的文体极为规范，分为典、谟、训、诰、誓、命六种，几乎涵盖了古代国家运作的所有文书类型：
典：记载古人心中贤明圣王的事迹，是规范后世君王行为的典范。
谟：通“谋”，为君臣之间谋划政策的记录。
训：臣下训导、劝谏君王的言辞。
诰：上级对下级发布的告示、训令，在《尚书》中篇幅最多。
誓：出征前的誓师词，用以激励士气、严明赏罚。
命：君主册命、赏赐臣子的任命书。
《尚书》最突出的特点，就是极其难读。
对现代人来说，普通的文言文已算得上阅读障碍，与之相比，《尚书》堪称考验理解力的天花板。即便对熟读经典的古人而言，其难度也高居“五经”之冠。
早在西汉，学者们对它的解读就众说纷纭。司马迁写《史记》时，引用了52篇《尚书》的内容，但他为方便当时人阅读，将其转译成西汉的通行语言，而非直接抄录——这本身就说明，连西汉人读《尚书》原文都已经很困难了。
“唐宋八大家”之首的韩愈，官至国子监祭酒，相当于今天的教育部部长兼中央大学校长，学问渊博，他对《尚书》的评价是八个字：“周诰殷盘，佶屈聱牙”。意思是《周书》中的诰文和《商书·盘庚》篇，文句曲折拗口，牙齿打架都念不顺。
近代国学大师王国维也曾感叹，以他的资质，《诗经》有“十之一二”不能理解，而《尚书》“所不能解者，殆十之五”——足足有一半读不懂。
摘两段“周诰殷盘”原文，大家可以感受一下。
《康诰》：“封，爽惟民迪吉康，我时其惟殷先哲王德，用康乂民作求。矧今民罔迪，不适；不迪，则罔政在厥邦。”
《盘庚》：“我王来，既爰宅于兹，重我民，无尽刘。不能胥匡以生，卜稽曰，其如台？”
先不说文中夹杂各种生僻字，就算全都认识，读起来也是一脸懵逼。
为何如此难懂？主要有两大原因：
一是流传之劫。《尚书》最初书写在竹简木牍上，难免发生脱简、断简、错简，导致文意不通。在传抄过程中，古人又会把生僻的古字隶定或替换成当时的“今字”，使得文本与最初面貌相差甚远。
举两个经典的例子。
《大诰》记载：“天降威，用宁王遗我大宝龟，绍天明”；“天休于宁王，兴我小邦周。宁王惟卜用，克绥受兹命。”文中反复出现的“宁王”就是一个确凿的传抄错误。
《大诰》是周公训诰，追述了周初文王与武王的功业。西周金文中，部分“文”写作“”，而“宁（寍）”则写作“”，因二者字形相似，汉代人在隶定时，误把“文”认成了“宁”。将“宁王”改回“文王”，句意便瞬间明朗。
《泰誓》篇中，武王誓师时称：“受有亿兆夷人，离心离德；予有乱臣十人，同心同德。”“受”即“纣”，根据语境，武王意在说明：纣王虽有亿万夷人，却离心离德；而自己仅有十个大臣，但众人同心同德。既然这些大臣“同心同德”，又何以被称为“乱臣”？
同样，《顾命》中，康王自谦时说道：“眇眇予末小子，其能而乱四方，以敬忌天威。”康王本意是表达：自己如此微末，怎有能力治理四方、敬顺天威？但原文却用了“乱四方”一词。
若按今天的词义理解，上述两处表述简直前后矛盾，而这一歧义正是古今文字转写所致。
西周金文中的“”，隶定作“”，会意双手整理架上的丝线。这一字形既能表示丝线杂乱，进而泛指各种杂乱；也可以表示整理丝线，引申出治理之意。在文字初创时期，一形两用的现象并不鲜见。随着文字的发展，“”分化成两个字形：表示杂乱意的字形，叠加形符“乚”写作亂（乱）；表示整理意的字形，叠加声符“司”写作“”。“”后来进一步简化作“司”，而“”字本身则废止不用。当汉代学者整理古字时，只得将治理之意的“”写成当时通用的字形“亂（乱）”。后人不明其源，便得出完全相悖的理解。
二是语言之隔。书中的许多内容，尤其是“诰”体，为西周时期的口语记录。其句式简古，很少使用“盖”“且夫”或者“之乎者也”这类我们熟悉的文言虚词。且文字在当时主要功能是“记音”，并不严格按后世字义表意，比如前文举例的《泰誓》，商纣王的“纣”也写作“受”。所以，读不懂是正常的，若能轻松读懂，那才真是穿越回上古了。
尽管艰深，《尚书》作为儒家的思想源泉和历代帝王的教科书，其影响已深深融入中国文化的血脉。
故宫三大殿匾额
代表皇权的故宫三大殿，其匾额内容皆源于《尚书》：太和殿的“建极绥猷”，语出《洪范》与《汤诰》；中和殿的“允执厥中”，语出《大禹谟》；保和殿的“皇建有极”，语出《洪范》。
就连隔壁小日子的年号也常取自《尚书》：“昭和”取自《尧典》“百姓昭明，协和万邦”；“平成”取自《大禹谟》“地平天成”。当然，很多岛民不愿承认这一点，出于对历史的尊重，他们更相信“昭和”源自“招核”，是“二次原”的纪念。
我们现今使用的成语，许多也源出此书，如《皋陶谟》的“兢兢业业”，《胤征》的“玉石俱焚”，《旅獒》的“玩物丧志”“功亏一篑”，《盘庚》的“有条而不紊（有条不紊）”，《康诰》的“杀越人于货（杀人越货）”，《冏命》的“发号施令”等。
不过，我们今天看到的58篇《尚书》并非全部可信。经后世学者考证，其中33篇被认定为可靠的先秦史料，其余25篇则被断定是后人伪作。
一部传世文献为什么会真伪参杂？
这一切的根源，要从它那九死一生的流传史说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