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精选

1973年5月下乡在信阳地区的七千郑州知青，分布在各县的青年农场。由于当年的知青政策照顾，农场群体的生活方式，同学自我保护意识中形成的张扬行为模式，在特定的环境下有了种独特的生活。我试图用在罗山县这些生活片段折射那个年代里我的生存状态。我们与中国一千多万知青不同之处是自在，身体没有受到伤害，精神没有挫伤。我们一定是在全国知青群体中受伤害最少生活最自在的一拨人。五年后全部离开农场回城是在不幸年代中的万幸。失去了该读书的“青春时光，”却成就了另外一种“花样年华。”

我们上学时没有过校服，服装统一在学生装的样式。色彩统一在蓝黑灰之间，更有流行的绿军装。由于社会的影响，统一思想，我们都穿统一的蓝灰制服。由于社会的制约，每个人整齐的朴素的穿几乎是一样的衣服。可是从下乡那天起，我们开始有了各种职业的服装，在外观上多种多样，像过去影片上的土匪。当地农民称我们是政府养的土匪。我们逐渐开始把那些普通的衣服穿的不普通。在着装上不是追求另类，而是穿出不同的感觉，要保持自己的身份特点。那时的衣服非常简陋，但是我们要在简陋中找出自己的个性。其中起码的一点儿要区别开和农民的不同，着装特点，行为习惯那是生存的一种需要。成为知青后，各种职业服装融进倒成为独特。在那个放纵自我的年代，虽然没有受过多少教育，却自然成就知青的特色文化。

那个年代的穿衣首先是学生时代的延续，夏天的服装一般都是一个T恤衫儿，多是颜色和款式和当地农民不一样。我们都有一种白色的和其他色的球鞋，和农民不一样的是我们穿尼龙丝袜子。那年头没有牛仔裤，我们会把劳动布裤子工作服改成很细的裤腿儿。冬天一件棉大衣，军大衣或工厂工人大衣，还会系上一条皮带或者草绳。脚下一双大头的劳保翻毛皮鞋。头戴毡绒棉军帽。这几乎是郑州在信阳下乡知青的标配。渐渐的脏破大衣，油污衣裤成为时尚。歪带着帽子，甚至是反戴着帽子，总之不会端端正正的戴帽子。不同季节从绿色军帽到鸭舌帽，礼帽毡帽和工地安全帽多样化，显示出桀骜不驯的独特风格。自幼我就知道一个道理，不能以貌取人。可是以后的生活又明白了一个更深的道理，这个社会从过去到以后都会以外貌来看出人的身份和状态。原来“着装”就是装出来的样子。

那时在信阳各处都能看到我们，几人或一大帮招摇过市。显出知青的身份以及享受知青身份带来的便利的就是不一样着装。当时在路途上往返的知青中有一种非常有气势的穿戴方式。一行十多个人统一服装腰中別着菜刀，列检锤儿。或各色服装，头上帽子上都统一戴着红色五角星帽徽。一路喧闹，张牙舞爪，显出一种不可一世的霸气。我们虽然没有这么极端，但是也把从学校带出的有限文明丢失，能保持的是张扬个性中还存有的善良。那年头野蛮和粗鲁是那个荒诞世界的通行证，青春的荷尔蒙和被流放的情绪在碰撞，无奈和无望让人无所畏惧。自然会有很多宣泄处。面对别人的忍让让知青更张狂。并非我们强大，是各个行业的人都活的安稳不和我们一般见识。只不过我们在那个不文明的社会中更加粗鲁。农场里常有骚扰周边村民现象，我看到刘某强戴着有五星的高顶毡帽打完人，认真对被打人说回去说是苏联红军打的。当地的回乡知青和当地农民也在逐步模仿我们的服饰和郑州口音冒充知青在路上截车。可是常被司机识破。有一种东西他们学不会，就是精神状态和举止习惯。我当时冬天就用一个破旧的军大衣，破到露出棉花。头戴一个棉军帽，有时腰间系上一个皮带，甚至是缠上一个草绳。为了也为了保暖，也为了显示个性和不同。我们这种着装有一种作用是在高速行驶的公路上。让司机能短时间能辨析出我们的身份是知青而不是农民。在那个时代全民服装都行业统一，只有我们知青的服装达成多样化，穿出一种个性。

在下乡之前，我们多数同学基本上是吃不饱饭的。因为按照城市的供应的粮食标准，每月高中生是每月31斤粮食，其中还有百分之三四十的是其他的粗粮所替代，在70年代，豆制品，肉类油就是严格凭票供应的时期。我在成长发育的时期基本上都是吃不饱饭的。因父亲运动期间被停发工资，我只能逢年过节才能吃到水果。上高中期间的冬日，课间我会在黑板宣传栏儿下晒太阳吸取能量和御寒，更为难过的是后面两节的体育课.我记忆中跳远和投掷手榴弹由于浑身无力，在测试时越投头越近，被留到下课。跳远时候别人完成了可以放学，我却反复的重复跳，会越跳越近。直到教师无奈了下班时放行。人们知道上山下乡很艰苦，但是对我来说到农场之后可以吃饱饭了。虽然没有蔬菜.最起码可以不限量的吃大米饭。

农场初期曾早上咸菜米饭，其他两顿盐水煮南瓜或者冬瓜，茄子或葱头。每顿大锅菜半碗，缺少油水但是管饱。饱食终日便精力充沛，接着便是惹是生非。同学们除了和外面世界的打斗纠纷之外，自己在农场内也常打的“鸡飞狗跳。”虽是粗茶淡饭但是我们都健壮起来不再是文弱书生了。

为了解决二百多人的吃菜，农场编制中有了二十多人组成的“菜排”，另外还设有“猪班”。农场曾养有群鸭，可是这群鸭子没到长大，就被贪吃的人陆续偷走炖了，最终没有等到进食堂。我在菜排工作就是在农场后面用壕沟和土墙围起来的两块菜地里，翻地，播种，浇水，最重的活是浇粪，从农场后面厕所直接挑到菜地。那时的炒好的韭菜里不是怕有虫子，而是怕见到报纸。我每天看着菜苗长大，爬藤开花结果，最艰苦的是三伏天种白菜时汗滴到黄土地的感受，最开心的是收获季节摘下成堆的蔬菜。几个月后食堂伙食丰富了许多，每顿可以一碗菜一碗饭。

人吃饱了还想吃的更好。农场像是一个据点，有人结帮外出偷鸡捉狗，拔甘蔗，收花生。许多房间开始有了煤油炉，很快这些人的食物先丰富起来。我们几个同学以不扰民不偷不抢为底线，也外出找吃的。那个年代信阳是山清水秀的鱼米之乡，有树就有鸟，有草就有蛇，有水就有鱼到处打鸟捉蛇，塘里的鱼。河沟里的泥鳅，田里的黄鳝，总之所有有肉的我们都尝过。除了人不敢吃，什么都敢吃。有一次，几个人用一个上午筑坝淘干涵洞，所获几十斤鱼，用盐水煮了吃的那个痛快，因为从未这样过瘾。农场有几间空房子，有人往里面倒剩饭设计关门捉鸡、打狗。一次关进一条大黑狗。有健壮者提着棍子进去，自信的说你们等着吃肉吧。里面先是棍子和墙壁击打和狗的狂吠声，后是人的惊叫和狗的惨叫，打开门先跑出来的是人后面追出来的是狗，变成狗要吃人肉。

一年以后我们去插队情况又有所改变，从农场集体经济到小组个体经济，原来生活靠组织，后来生活靠自理。这个时候意识到要自己去努力，从大锅饭到吃小灶生活水平原是提高了。人若勤快自然选择更多，种菜，养鸡，养鸭，养鸡，养猪…多种点儿什么就可以吃到什么，多养什么就可以有什么。做到什么就可以补充什么。我们五个同学开始了自给自足的传统小农经济，自主打理的小锅饭自然比农场大锅饭更好。当然是因为在信阳这个渔米之乡，前提是人必须勤劳。

生产队分给我们一小块儿菜地，我们像农民一样努力经营。在土地的耕作回报是很丰盈的，我们终于有吃不完的西红柿，来不及吃的豆角和其他的蔬菜。当然农村也有秋季的蔬菜，青黄不接的时期。我还记得我和同学赵阳在秋雨连绵的季节戴着草帽儿扬起头在棚架上寻找梅豆角和丝瓜。冬天没有青菜时会到生产队油菜田里拔菜苗总有青菜吃。有一天晚上，同学来了要改善伙食，用大米换了块水豆腐做菜要配蒜苗。还特意交代他，兔子不吃窝边草，去其他队的菜地拔。他摸黑去了，拔着抬头看旁边有个黑影，还自言自语来时好像还没有树，原来站在旁边的是叉着腰气鼓鼓的大队书记。

插队后我用安家费在山上直接买了一头90多斤的猪。当时的想法是养不好，也有这么多肉吃，最后我们把它养到260斤杀了，做成腌肉。农忙时挖一块配菜煮上就是一顿饭。我们养了鸡，养了鸭，还养了鸽子，当时农村的政策是每户只能养十只鸡，只能养两头猪。当时每户完成统购国家任务的情况下，才能自己杀猪吃肉，但不能上市买卖。我们养的鸡是自己到粮食囤上吃“自助餐”我们养的鸭不用管，每天排队从水塘回来。有时我们都外出不开院门，后来就住在水塘岛上。待长成后我们拿枪去当野鸭打。有一天记不得从哪里找到几斤白面，又有了两块钱，组里同学商量吃顿饺子。有同学和面，有同学去菜地割韭菜。我自告奋勇去集上买肉。我至今还记得在冬日的阳光下，我穿着绒衣手中挥着一把刀快乐的奔跑在乡间的小路上。五里店居我们村约五公里，上了公路站在路中央截着一辆卡车。在驾驶室还告诉司机我们要吃饺子了。到了镇上快散集了，跑到肉摊上自己选了一块瘦肉割下来，摊主称了下说两块钱。用稻草绳系着递给我，当时看上好大一块。我一手提肉一手挥刀截辆车回到队里。他们还没把面准备好，我创造最快速度赶集的记录。我们在期待中剁肉包饺子，直到吃饺子时才知道肉太瘦全是肉丝不是期待中那样香。大家也没有抱怨我，从那之后我才知道什么肉适合包饺子。但是再好的饺子也不会再有当年那种对一顿饺子的渴望。

1974年我们用安家费乘车到20公里外的罗山县城去买气枪。当时信阳是在知青各种混战的时时期，在外面团队较小的是难免吃亏为了安全起见，我们两人换上了军装，戴上了帽徽。当年的习俗知青和任何行业，职业的人都可以发生冲突，唯独不和军人发生矛盾。当我和黄涛同学，穿有军装，带有领章，帽徽的到了路上的时候，新问题又出现了。公路上往返的车，不把我们很礼貌的站在路边儿招手假军人的当回事儿。后来我只能摘下领章，把帽子帽檐儿转到脑后，截上的车。当时我俩的领章是用女同学的卡子卡在领子上的，上车再带领章的时候司机也不解我们究竟是干什么，但是知道我们是郑州知青。

我们到县城百货大楼用46块钱安家费买了一支高压气枪，最大射程110m。有效距离35m。我们买了几盒子弹一路向各处感兴趣的目标射击。以后的日子里我们拿着猎枪。向所有可以看到的目标开枪，无论天上飞的，地上跑的，水里游的，我们都用气枪试着打过。直到有一天同村邻居的一条狗被我们射中子弹穿过躯干，直击心脏，让一条狗直接毙命。我们才知道这个枪的厉害。后来不知是谁带来一支火药枪伴随我在山上打猎，由于技术和经验不足，始终没有打到一支兔子或野鸡。打到的家鸡和狗已不计其数，

我记得有一个下雨的早晨，人不上工困在屋里。早饭还不知道有什么可吃。开门儿看见稻场上几十米处有一只斑鸠在寻食。我倚在门框上用气枪一枪击中，马上冒雨跑出捡回煮了一锅汤，就是一顿饭。这样在山上的蛇，竹林里的竹鼠，稻田里的青蛙，树上的鸟，各种昆虫到鱼塘里鱼鳖，各种动物小到稻田里青蛙竹林里竹鼠大到鸡狗都成了食物。郑岗生产队让知青杀耕牛给了一块肉，让我们过了把瘾。我在稻场上认真学撒网，学会后技术不高，不影响抽空在队里鱼塘里撒上一网，两条就够一顿。

1973年刚到去年农场时，我们住宿的条件很差，当地农民把能拆的都拆了，留守的军人一个班都没有守住。房屋没有门窗只是墙上的空洞，但是那毕竟是规范的农场的砖瓦房，房子安上了门窗特别是有了床板之后，都像个住处了。当我们挂起窗帘贴上字画，摆上装饰品之后宿舍是一个很整齐很舒适的有格调的家。生活有舒适居处就有了安宁。人心安宁带来农场的繁荣。于是养猫养狗养花，琴棋书画，场院里飘扬着音乐和歌声。我们自己彻夜连班打了机井，接通了自来水。在县政府关照下，我们翻山越岭架了电线杆，接了变压器，有了广播室，农场上空开始飘扬广播电台的声音。有了路灯和广播后我们不再是乡村，有了医务室和小卖铺，农场成了田野上的都市。有一天农场十八位“勇士”开着拖拉机到十多公里外的劳改农场强行“借来”一副标准篮球架。追来的干警只能拿回所谓的一张“借条。”当然，直到1979年底农场最后一名知青离开，都没人想起来还的问题。农场几个月后已经养了大小几十条狗，一有动静群起围攻。农场没有围墙，可谁都别想从这里拿走什么。谁说我们四肢不勤，我们不再是文弱书生。谁说我们头脑简单，我们自己终于创造了我们的生活乐园。

我们好像注定不会安宁。一年后，不知道谁在农场挑起插队的鼓动。口号是在到艰苦的地方去锻炼自己。最后有67名同学自愿报名离开农场。这是我们第一次对生活的选择，这才是真正的“无怨无悔。”从此我们分组散布在罗山东南的丘陵和河畔。我依依不舍的告别农场，以后一切就要重新开始。拖拉机把我们从灯光明亮的农场运到无水无电一个简易的稻场上小屋。我们插队之后享受国家给予的第二次安家费，我们用土坯垒起了墙，毛竹架顶造了一排四间草房。总看不像家园，于是圈了一个不小的院子。还差个和农民家一样的那样的门楼儿。没有钱了。还是本队的农民唆使下，抓了一个邻村的生产队长。他在我们的稻田里放牛被我罚了20块钱。生产队的十多个男劳力用生产队的林木和稻草，给我们建了一个门楼儿做了大门，这20块钱连酒带菜让大家吃了一顿。后来才知道他们目的是借我的手去报复曾发生冲突邻队的社员。

1975年夏天连降暴雨，驻马店洪灾，淮河水暴涨，河中漂着各种房子门窗和房檩条木架。我们的厨房开始漏雨，只得在屋内上边接水下边烧火。雨连续不停，积水泡着土墙。有一天发现用竹竿竟然可以穿透土墙。我只好到临近同学处避难。我们路北的郑岗队的同学在刚吃完午饭，土房的倒塌。幸运的是全家跑出无人受伤。我们的草房虽然简陋但是冬暖夏凉一直坚持到我们全部离开。行以便为乐

当年交通是不太方便，可是我们的活动倒不为限制，曾有人调侃说在信阳地区只要汽车能到的地方，都会让知青到达。我们会结帮甚至单独站在公路上用身体挡住汽车，当然仅是信阳地区车辆接受我们的习惯或者提供这种便利。

记得在到农场一个月以后，一天夜晚几个同学在山头上遥望远处的灯光想家乡。有人提出咱们回家吧？马上有人响应。在下山的路上又遇上几个同学一呼就应。第二天，天还不亮十个小伙子唱着歌，走在山道上。二十多里的跋涉到了罗山县城，找到通往信阳的公路。我们按品字形站在公路中央堵住辆解放牌卡车。翻上车厢，站成一排迎着春风，任头发飘扬。同一个方向多辆卡车上都有郑州知青，他们从各个县汇集按来时的路，从罗山奔赴信阳。聚集到信阳火车站时已经有上百人了。我们呼啸着进入车站，从窗口翻进车厢。这时才注意到我们仅带个小包，其他农场知青都用绿色帆布旅行包带着大米。信阳大米便宜，以后我们也加入往家扛大米的行列。下午车回到郑州，出站时我们是多么开心，唱着“流浪的人归来，鲜花满地开”突然回到家里，给家人一个惊喜。从此后回家成为常态，三百多公里的距离，结帮就走，甚至独行。路途上每天都有上百知青往返，总是有同行者，郑州知青相互照应。我们感谢郑州铁路局的郑州开往株洲的181次快车默许我们凭信阳地区知青证免费乘坐，直到三年“严打”后和信阳工人民兵发生多次冲突，车站控制车上查票我们回家开始困难。1974年春节后，知青们回信阳比较集中。信阳知青办组织安排接送，在信阳市设接待站安排住宿休息，天亮后分别用带棚卡车送到各县的农场。我们几人同行回农场，我和同学乔继力去街边吃了米酒，回去睡觉时他很兴奋的睡不着说他喝酒了。下乡来我们多数同学烟酒都会，他还那么纯真借米酒劲和我聊天。夜里这间大屋子里两个农场的知青打起群架，双方拿着棍棒在大通铺上打到我们铺位，我躲开后同学还要回去拿提包。我担心他被误伤制止他叫着他的外号让他靠墙角躲棍棒。我和他交往不多，这次是最后一次了。回来没多久听说他就意外去世了。至今不知具体原因。后来我在四川的樊建川博物馆部落中知青博物馆中看到个数字，全国下乡知青一千七百多万中非正常死亡有五万多人。当年知青截车的方式是站在路中央用身体挡住车辆，由于车速快常有车冲过去，或者人推着卡车保险杠相持后发生冲突。有一次送农场同学刘某从我们队后面公路截车去信阳。他站在前我在后，解放牌卡车减速不停，我在前面不让。刘某趁机跳上驾驶室踏板。车停下我们两个对两个刚打起来。后面陆续停了一排车，原来是一个车队。我俩下路落荒而逃。还有一次在信阳平桥换车，被“严打”时追捕郑州知青的便衣警察用手枪对着胸口，我只得举手就擒。幸亏同行女同学上前抓住枪口举向天空喊快跑，我才趁机逃脱。当年民兵是打男不打女生。当然有时知青也会下狠手，我看到过在浉河桥上，工人民兵已从信阳追出二十多公里，堵车下车继续追赶，两个郑州知青把一群民兵中追的最快的那个用刀砍翻，剩下的才不敢再追。我们队离公路最近，许多同学都从这里路过我们要帮助截车，有一次去送同学没顾上锁门上公路，截汽车没停冲了过去，有人随手砸上驾驶室，两把锁和一串钥匙就被车载走了。从此我们不再锁门，全靠狗看门。

在早的旅游记忆是我们去信阳县，同学姐姐早年曾下乡地方东双河，我们乘火车，截汽车，再步行到了真正的深山里，住在老乡家体验不一样的生活方式。我们也曾到鸡公山景区旅游，那时人们还没有旅游习惯，还不售门票。多数同学活动还仅限于信阳地区，各县农场之间同学互串，因为只有这个区域认可我们的身份和给与便利。

从1973年五月起建场到1978年底，我们二百多人全部离开罗山。来时轰轰烈烈，走时凄凄惨惨。农场从残墙断垣到生机勃勃，曾经黑灯瞎火到经历灯火辉煌，曾歌舞升平到重回宁静。到最后几位同学乘坐拖拉机经水闸转弯最后挥手向农场告别时，罗山顾寨青年农场再无郑州九中的知青。他们孤独仓皇离开，留下一个农艺机械生活设施完整的农场。六年多的历史，从完全靠粮食供应到为国家交公粮。农场无人接管从此回归荒凉。只剩下院落还在竟然期待着我们一次次回去观望。是回味、是寻找、是祭奠、是感叹？浉河水流逝带走了我们的青春岁月。十年、二十年、这个院落已等待五十年至今还在。我们每次回来，欲笑无声，欲哭无泪，百感交集一切在无言之中。我们的经历一定是全国知青中受伤害比例中最小的，自由度最高的。首先必须感谢信阳地区知青办给与我们的政策保护，让我们没有受到伤害。当地各行业民众的包容，让我们活的这么任性。当然还有就是我们大部分是在农场而且是有自主管理。虽有过潢川、息县等地有大的群体冲突之外，我们绝大多数平和的度过这场灾难。如果是有遗憾的话就是在这广阔天地里原本是可以潇洒的经过，但是当年始终伴随的困惑是明天去哪里？下乡三年后部分同学以各种方式离开后，剩下的人为今后人生着落在期盼中生活。那时我们视野很有限，人们的目标仅是如果能回郑州什么工作都行。最终如我们的愿，无论如何二百多人绝大多数回归在郑州市开始各自新的衣食住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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