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6月从日本回来直接去了杭州，为的就是去浙江省博物馆把上山的器物再认真看一次。随后又去了一趟跨湖桥遗址博物馆。也正好是这一次行程促成了蒋老师本次的分享。在此对蒋老师和跨湖桥遗址博物馆吴馆长的支持表示感谢。
上山文化有三个突出重要性：1.世界稻源、2.远古中华第一村、3.中华文明的奠基。这也是本期讲座的大纲。
上山文化最震撼我的一个瞬间是去年的纪录片《何以中国》时里面出现桥头遗址的陶壶，无论是造型还是色彩亦或是陶衣表面的光滑程度，都让我每次看都忍不住心潮澎湃。
这件器物我2023年在国博的考古成果展里看过，即便国博的展陈一贯令人无语，依旧无法掩盖这件陶壶陶衣的细腻。
别说8000多年前，就算说它是宋代的，这个造型依旧可以被称为“美”这一级别。
尽管2023年我已经分别去过了浙江省博物馆，上山遗址展示馆，金华市博物馆，但当时刚刚开始了解陶器，对于上山器物的感性认知还不够。和绝大多数人一样，我眼里的上山最重要的就是那个八个字，“万年上山，世界稻源”。
那可是一万年啊，如果没概念，从今天往后数一万年，是12025年。
这是一个我们无法想象更无法感同身受的数字。但我们不能把对一个考古学文化的认知只停留在年代上。它从哪来，到哪去，为什么重要，我们都能从哪些方面去体会和理解它的重要性？
学术性的分享和思考当然要留待蒋老师的分享，本篇推文我想聊聊自己对上山器物的粗浅感受。
如果我们仔细观察上山文化的器物，便会发现从新石器时代开始贯穿整个中国历史的陶瓷器上绝大部分特征从上山文化已经开始出现，无论是色彩还是造型。
除了前面已经提到的极其细腻的红色陶衣——最早的彩陶以外，还有很多：
比如圈足器⬇️，而且是撞色设计。内壁和圈足的白色并不是没有留下颜色，而是刻意施白彩。
上山虽然没有明确的陶豆，但这类圈足盘很可能影响了后面跨湖桥文化出现的陶豆，从而开启了中国的“陶豆文化圈”，影响极其深远。
上山遗址出土了可能是最早的陶器盖，陶器盖的研究到目前为止仍旧是一片空白，但这种造型对后世中国无疑也有相当深远的影响。
器物加个盖子看似是极其简单的动作，但实际在中国北方并不常见，这种一直延续到青铜时代，目前典型二里岗风格的早商青铜器也没有见到有带盖的铜器，这点我们在吴城鸟首器盖那篇文章有已经提到过。
我之所以开始对石器产生兴趣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发现江浙地区新石器时代的石锛等器物打磨极好，去了上山遗址才发现这种优良传统从上山文化时期已经开始。
浙江省博物馆还提出上山已经有了“最早的酒曲证据”，我粗略翻了一下上山遗址的报告虽然没有提到这点，但在稻作发达地区出现酒曲也确实有着别处无法比拟的基础。
稻作农业发达也是长江中下游一直以来无论器物还是纹饰都极其发达的物质保障。毕竟如果你每天忙着和野兽搏斗吃饱饭，创作能力自然是和“苏湖熟，天下足”的稻作农业区不能比。人只有吃饱了才能更好地进行创作。
新石器时代这个名字一直以来容易给人以错觉，令人觉得那都是一群只能拿着石头茹毛饮血的原始人。但我们从上山文化的器物中就能看出在11000-9000年前的新石器时代早期的人们已经知道如何驯化水稻，走出洞穴大面积建筑房子形成村落，在物质文明富足的基础上开始探索精神文明。
当我们谈论 “中华文明的奠基”，请别忘记：它从不是一片空白荒野上的偶然萌芽。百万年旧石器时代，我们的先民在山川间留下无数印记 —— 被磨平的石器边缘，是他们与自然对话的语言；代代延续的火种，是文明不曾熄灭的脉搏。这些积累，不是沉睡的过往，而是为 1 万年前上山文化的 “爆发” 埋下的伏笔。
到了新石器时代早期，上山文化带着惊人的创造力登场：它把野生稻驯化成 “文明的种子”，把临时聚居点建成 “远古第一村”，用陶土记录下人类最早的农耕记忆。它从不是割裂的 “新起点”，而是百万年人类演进的 “总结者”，是旧石器时代所有智慧的集大成者 —— 就像一条流淌了百万年的河，终于在此时汇聚成文明的湖泊。
这一次，让我们跟着蒋乐平老师，一起走进上山文化的 “历史现场”，去追溯那粒让世界惊叹的稻谷，去触摸那段让中华文明扎根的岁月，真正读懂 “万年上山” 里，藏着我们是谁、从何而来的答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