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文昊 张淙洲 等 中国社科院考古所中国考古网 2025年08月14日 21:28 北京
摘要：商末周初时，空心砖的制坯工艺和使用功能一直都是学界尚未解决的难题。基于周原遗址凤雏六号至十号基址新出土的砖类建材，本文拟就该问题试做分析与探讨。研究表明，这一时期空心砖的制坯思路已基本与战国及两汉时期相类，但成型工艺仍不成熟，或可称作“条片拼接制坯法”；此外，它很可能被用作建筑护墙砖或台基包边砖，目的是为了保护大型夯土建筑的墙基或台基外壁免受雨水的侵蚀；最后，本文认为西周时期屋瓦或土坯的使用导致了以空心砖为代表的砖类建材的消亡，而前者很可能是“砖瓦不共存”现象出现的原因。
一、研究缘起
空心砖是我国古代一种特殊的大型建筑用陶，因内部中空而得名，其制造和使用年代可以早到先周晚期，至西周早期时便趋于消失，春秋中晚期时又重新出现并存续至东汉[1]。考古资料表明，战国中晚期及两汉时期是空心砖使用的繁盛期，相关研究较为丰富，涉及制作工艺、使用功能、图案风格与画像构成等[2]。而商末周初的空心砖仅发现于关中西部的都邑性遗址内。其中，周原遗址发现的数量较少且十分残破[3]；周公庙遗址出土了大量环境背景明确的空心砖，但刊布资料很少[4]；孔头沟遗址出土的标本虽比较完整，但数量亦不多且缺乏细致的观察与研究[5]。因此，即便学界对这一时期空心砖的使用背景与年代已有明确认识[6]，但诸如其制坯工艺及使用功能等重要问题尚未得到充分解决。
2016～2017年，周原考古队对周原遗址凤雏六号至十号基址进行了发掘[7]。发掘区内共出土残砖标本24件，包括10件空心砖、7件条形砖和7件槽形砖（瓦）[8]。这些砖类遗物大多出自H225、H228、H247、H250和H255等先周晚期单位中，均属于周原遗址商时期分期体系的第二期第6段，即相当于文王迁丰前后[9]；此外，H223和H244等西周时期的建筑垃圾坑中也发现有少量残砖，但视其形制、陶系和纹饰特点皆与前述先周晚期单位所出之砖相同，故可能属于混入的早期遗物。其中，2016ZYⅡC4F6TG4H225:3（以下省略标本号前缀）是周原遗址目前发现最为完整的一块空心砖，为前述问题的解决提供了契机。基于此，本文拟对商末周初空心砖的制坯工艺进行探讨，并试从建筑考古学角度对其使用功能做出推测。
二、制坯工艺探讨
空心砖的制坯工艺一直都是学界关注的重要问题之一，而对其内部空心形成方式的探讨则是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20世纪80年代以来，学界对于战国及两汉时期空心砖坯体成型工艺的研究较多，代表性学者有黄明兰[10]、杨爱国[11]和李文杰[12]等，代表性观点有内模法、外模法和泥片围筑法等。整体来看，上述学者的认识虽皆具一定的合理性，但战国两汉时期空心砖的形制特点显然与商末周初不类。而对后者制法的探讨目前仅见刘军社一文，他推测赵家台遗址的空心砖是采用泥条盘筑法成型的[13]。然而，基于对凤雏F6～10出土新材料的观察与分析，笔者认为商末周初空心砖的制坯方式或非泥条盘筑，以下试做探讨。
本文主要选取保存相对完整的H225:3和H255:10两块残砖开展研究。此外，为便于行文，笔者根据空心砖制作时的状况，以封口面居左为标准，将朝上的宽面称为顶面，朝下的宽面称为底面，朝前的窄面称为前侧面，朝后的窄面称为后侧面，封口的一端称为封口面，开口的一端称为开口面（图一[14]）。
图一 商末周初空心砖示意图
标本H225:3（TG4⑤:1为其残片），夹砂灰陶。残存底面、后侧面和封口面的一部分，三个平面相互垂直并保留了拐角。底面及后侧面外壁饰略具条理的条状粗绳纹[15]，两面交界处印痕较浅，内壁素面且表面十分平整，可见手指抹痕。封口面内外壁皆为素面，外壁可见明显的泥片接痕，内壁可见清晰的工具刮痕。底面残长21.4、残宽27.3、厚约3厘米，后侧面残长21.6、残宽18.2、厚约3厘米，封口面残长18.4、残宽10.6、厚约1.5厘米。底面靠近封口端处可见一残方孔，径长11厘米，宽度未知，但可据此推算出底面完整宽度约36厘米（图二，1；图三，1）。
图二 凤雏F6～10出土空心砖
1.H225:3 2.H255:10
图三 凤雏F6～10出土空心砖
1.H225:3拐角面 2.H255:10外壁
标本H255:10，夹砂灰陶。残件呈平板状，四周残破，应属空心砖顶面的一部分。顶面外壁及后（前）侧面根部饰略具条理的条状粗绳纹，印痕较深，近侧面处被抹。封（开）口面根部素面。顶面内壁素面，表面凹凸不平，指窝清晰可见，与后（前）侧面交界处亦可见大量用于弥合接缝的堆泥。残长25.8、残宽16.5、厚约3厘米（图二，2；图三，2）。
通过初步观察与分析，我们对该时期空心砖的制坯工艺有了以下三点认识。一是空心砖坯的制作很可能使用了木质外模。最直接的证据就是H225:3封口处陶泥自内而外的挤压痕迹（图四，1），这只有在受到外模阻隔时才会形成。此外，H255:10端面近侧处的刮痕也有可能是模具所留（图四，5）。故结合李文杰等学者的相关研究，可以认为木质外模是制坯成型的前提，其形制虽然可能不及战国及两汉时期的“井”字形复杂，但至少也应是一端开口的凹槽形（图五）。二是空心砖的前侧面、底面和后侧面可能是一次成型的。通过对H225:3断面的观察，可以发现其底面和后侧面的泥纹走向基本一致，且二者内交角呈圆弧状（图四，2），故推测完整空心砖的侧面和底面应是连为一体的。又以H255:10为例，其内壁近侧处存在着大量用于弥合顶面与侧面接缝的堆泥，且其泥片形态呈向内部流动之势（图四，6），表明空心砖的顶面应是在其他面成型之后才粘接上去的。三是空心砖的侧面和底面可能是由多段泥条叠筑而成的，而非一整块泥板。以H225:3为例，无论是正视还是俯视其底面和后侧面的断面，都可以清晰地看到泥条之间的接痕（图四，3、4），TG4⑤:1脱落处甚至还保留有拼接时的指纹（图六）。但上述痕迹均未发现于H255:10，又因其内壁凹凸不平，可见手指压抹和贴泥痕迹，故推测顶面的成型方式或与前者不同，应该是由若干泥板拼接而成，且无支垫用的内模。
图四 凤雏F6～10出土空心砖的制作痕迹
图五 凹槽形木模示意图
图六 TG4⑤:1脱落处保留的指纹
在此基础上，笔者认为空心砖坯体的成型主要包括五个步骤：第一步，在操作台上放置一凹槽形木模，模具内壁用水打湿或撒上粉砂土面作为隔离层，以便脱模。第二步，用手将泥料搓成若干粗细较均匀的长条（转角处稍粗），并从左向右依次相互叠压地将其贴附在外模前侧板、底板和后侧板的内壁上，直至空心砖所需的长度为止。泥条的前端与外模前侧板的上端平齐，后端与外模后侧板的上端平齐。随后使用工具对侧面和底面内壁进行修整，二者交界处则用手指或圆棍进行压抹，或做少量的贴泥处理，以便接合牢固。第三步，取一较薄泥片，用木棍将其卷起后展开贴附在外模左侧板的内壁上，并对封口面与侧面和底面交界处进行加固，处理方式同上。随后用工具横向刮抹修整封口面内壁。第四步，用弓形器在泥坨上切割出一块方形泥板，并将其置于外模顶部。泥板左端叠压在封口面之上，前后两端分别叠压在前后侧面之上。此时，仍需一只手在上，而另一只手在下，对泥板内外壁与封口面和侧面交界处进行加固，尤其是要对泥板内壁与前后侧面交界处做大量的贴泥处理，以防止拐角在干燥和烧制的过程中开裂。至于外壁则用手进行压抹或用木制工具进行拍打。待泥板含水量下降后，再切割出另一块方形泥板与之相接，处理方式与前一块相同。依此类推，便可从左向右地将泥板逐块拼接在一起，直至空心砖所需的长度为止。拼接泥板时要注意在接口处补水，以利于粘接。第五步，待坯体干燥并收缩至一定程度后，便可将其垂直翻转并脱模。此时砖坯形态已基本稳定，且脱模后也可使各面的干燥速率大体保持一致，以防因收缩不匀而开裂。至此，空心砖坯的侧面、底面、封口面和顶面就依次制作完成了。
需要指出的是，孔头沟和周公庙遗址出土空心砖的制坯方式可能也与前述做法相同[16]。以赵家台H1:14为例，其前后侧面与底面交界处的内角呈圆弧状，且顶面与其他三面相比亦稍薄，故侧面和底面应是一次成型的，而顶面是后来粘接上去的，差别仅在于封口面的成型可能早于侧面和底面（图七[17]，1）。又以周公庙遗址2005年发掘所得的空心砖标本为例，可以发现其内壁拐角处亦呈圆弧状（图七，2）。故以往所谓砖壁内的“泥条盘筑”痕迹可能并非使用泥条盘筑法制坯所留，而只是模具内泥条拼接所形成的棱脊。且考虑到对空心砖拐角处进行修整的可操作性，后者的可能显然更大。因此，笔者认为商末周初空心砖的制坯思路已基本与战国及两汉时期相类，但由于受泥条盘筑法影响颇深，其成型工艺仍不成熟，或可称作“条片拼接制坯法”。
图七 孔头沟和周公庙遗址出土的空心砖
1.赵家台H1:14（摄于陕西历史博物馆） 2.周公庙遗址出土空心砖
三、使用功能推测
如前所述，既然空心砖是与大型建筑紧密关联的一类遗存，那么对其使用功能的探讨自然至关重要，即要把建材放到建筑中去研究。考古资料表明，战国及两汉时期的空心砖多用于铺设高台建筑的台阶，或用于建造墓室[18]，甚至用于排水[19]、铺地[20]和砌壁[21]等。然而，商末周初空心砖的用途至今仍未可知，尽管已有学者认为它也可能用作大型建筑的踏步[22]，但尚缺乏论证。因此，基于凤雏F6～10新出土的砖类建材和已发表的材料，笔者拟从建筑考古学角度对该时期空心砖的使用功能做以推测。
由于缺少原位证据，所以对空心砖用途的推测可从其物理特性出发。与同时期的实心砖相比，空心砖体积较大且稳重，具备质量轻、耗材少、性能稳定、防潮隔湿等优点。但它因内部中空或无法承重，故不可用作承受或传递建筑荷载的结构构件，而只能用于非结构构件。由此看来，空心砖被用作高台建筑的踏步还是比较合适的，但高台建筑在东周尤其是战国时期才开始流行[23]。至于商周时期的台式建筑，如偃师商城四号建筑基址[24]、洹北商城一号建筑基址[25]和凤雏甲组建筑基址[26]等，则多为低台起建，所用台阶也多由夯土筑成，一般呈斜坡状或级数较少且阶面涂抹白灰的阶梯状。故空心砖在商末周初时就用于踏步的可能性并不大，而应该被用作建筑防护构件，并存在两种可能：一是具备勒脚功能的护墙砖[27]，用以保护大型建筑檐墙或山墙的墙基免受雨水的侵蚀；二是砌筑台基外壁的包边砖，多用于庭院内部或建筑外侧的台基边缘，起到加固和防水的作用。
首先，推测其为护墙砖的理由如下。
第一，商周时期黄河流域大型夯土建筑的墙体多为耐水性较差的夯土墙或木骨泥墙，无论是用来承重还是围合空间，其墙身都需要一定程度的防护。比如，洹北商城一号建筑主殿的后墙和门塾两侧的墙面就涂抹有白灰[28]；凤雏甲组建筑的墙面也涂抹有砂浆层和白灰面[29]；召陈建筑群F5的墙表也是先抹一层2厘米厚的细沙、粘土掺和物，再抹一层薄薄的白灰面；召陈F12东山墙外发现有宽约0.5米的墙基护坡[30]；偃师商城二号建筑群F2009上层建筑台基中部墙体的两侧也以小石片贴嵌包裹[31]；扶风云塘张家村南的西周灰坑中出土了1件“四钉砖”，其四角之砖钉也可能用于插入墙内以保护墙体[32]。此外，先秦时期黄土高原地区的大型建筑多以夯土墙承重，诸如清涧李家崖、柳林高红、岐山周原和凤翔马家庄等遗址皆有发现。因此，周原地区商末周初的大型夯土建筑很可能也是以夯土墙为主要承重结构，若如此，则其墙体显然更具防护之需。
第二，可从空心砖面上两个相互对称的方孔试窥其功能。战国及两汉时期空心砖的两端也多有圆形或方形孔，其作用主要有二：一是在干燥过程中便于坯内水汽的蒸发；二是在烧制过程中便于窑内火焰的贯通，或可称为透气孔[33]。此外还有抬运、排水、取出内模等说法[34]。然而，商末周初空心砖的方孔多开在底面和顶面上，且靠近封口端处，显非通气孔，而应与其使用方式有关[35]。可以发现，该时期的条形砖上也有类似的方孔，且开口处也靠近一端（图八[36]），其作用或与陶寺陶板上的圆穿相类，即通过孔洞便可将砖体固定于墙面之上[37]。柏家台楚国大型（宫殿）建筑基址中就曾发现使用空心砖嵌墙基的做法[38]。因此，我们认为商末周初的空心砖也可能通过插入方孔内的木楔固定于墙体下部，而木楔的作用应是防止砖面与墙面接缝处因墙体沉降而开裂[39]。
图八 孔头沟遗址出土的条形砖
1.赵家台H3:14 2.赵家台H1:16
第三，除条形砖外，与空心砖共出的其他砖类建材还包括凹槽砖和边槽砖等槽形砖（图九）。笔者视其陶系、纹饰特点皆与空心砖和条形砖相类，而且在规格上也比较接近，都具备凹槽或孔洞等固定性结构，故推测应是与后者配套使用的。比如，凹槽砖应与“四钉砖”一样是嵌入墙面的，而边槽砖上开有孔洞，很可能用于墙体边缘。此外，郑韩故城战国时期地下冷藏室就发现有凹槽砖粘贴于夯土墙面上的原位证据[40]。所以，我们推测该时期的空心砖、条形砖和槽形砖等砖类建材可能都属于护墙砖，且通过组合使用可形成一套相对完备的墙体防潮、防水系统[41]。
图九 凤雏F6～10出土的槽形砖
第四，根据空心砖孔洞的位置及其一端封口而另一端开口的特点，可推测它用于护墙时应将开口朝下，且部分砖身需埋入台基面以保护墙基[42]。若如此，则内部的空腔便可视作夯土外墙墙体与室外地面接触部位的加厚部分，以发挥勒脚的作用。这一做法虽然在构造上与现代建筑的墙体有别，但二者之功能理应相似，即防止雨水上溅和下渗对墙基的腐蚀破坏[43]。这也是该时期空心砖相较于条形砖等其他砖类建材的不可替代性。
第五，仰韶文化时期，黄土高原地区便已出现了可能用于护墙的砖类建材。比如，蓝田新街遗址出土的烧结砖一面平整光滑，而另一面粗糙，似有曾经粘贴过的泥（砂）浆[44]，可能就属于护墙砖。此外，长江流域同时期遗址中也发现有类似的现象。以湖北江陵朱家台遗址1991年的发掘为例，在其第一期房屋建筑F5东面墙体的中部就发现有曲尺形红烧土残块，表面光滑，应为先成形，再经烧烤而成[45]，或为砖之雏形，可能用于加固墙角。这说明史前先民会将砖类建材用于护墙而非承重，虽无法直接证明空心砖的功能就与之相同，但可以认为，周原地区的大型夯土建筑在商末周初时存在类似的做法是很有可能的。
第六，种建荣曾对周公庙遗址出土砖、瓦的37个单位进行考察，发现这些单位中的绝大多数要么有砖无瓦、要么有瓦无砖，并推测这一现象应是砖瓦年代不同所致，且认为空心砖使用的下限年代或与周瓦出现的年代前后相衔[46]。所以，受“砖瓦不共存”现象的启发[47]，笔者推测空心砖在西周早期消失的原因可能与瓦的使用有关，二者在功能上或为替代关系。理由是建材的出现与消失往往与建筑本身的需求密不可分，比如西汉末年墓室中穹隆顶的使用就促进了该时期空心砖的消亡，而小型实心砖也因其优势便很快取代了大型砖[48]。与之相类，西周早期瓦的使用，尤其是中期以后筒板瓦的组合使用，极大地提高了屋顶的排水能力。而相较于之前涂抹泥背、砂浆层和白灰面的做法[49]，覆瓦后的屋面坡度往往会放缓[50]，出檐也可能会变宽，雨水的落点与墙体之间的距离也会随之变远，这有效地保护了建筑墙体尤其是山墙免受屋面无组织排水的破坏。而在这种情况下，夯土墙面虽仍需一定的防护，但使用大量砖来护墙的做法似无必要。因此，以空心砖为代表的砖类建材也就随着瓦的使用与流行而趋于消失了。
基于上述认识，我们可对该时期砖类建材的使用场景进行复原：空心砖用于保护墙基（图一〇），而条形砖、凹槽砖和边槽砖可能用于保护墙身。其中，条形砖和凹槽砖应交替使用以确保墙面的稳定性，这与屋面上不带瓦钉与带瓦钉板瓦的配合使用相类；至于边槽砖则用于墙体边缘。
图一〇 商末周初空心砖使用场景示意图
其次，在空心砖作为防护构件的思路下，又衍生出了第二种可能，那就是用于砌筑台基外壁，因为周原遗址西周大型建筑中存在着类似的做法。比如，凤雏甲组东小院南壁和西小院西、南壁皆由草泥土坯砌成（图一一，1），目的应是为了保护台基。此外，中院西侧倒塌堆积中也发现有相同类型的土坯[51]，且个别土坯是用泥片在模具中拼接而成的，这一制法也与空心砖类似（图一一，2）；召陈F5台基边缘处残余12个小柱洞，因其数量和间距与檐柱无对应关系，故或非擎檐柱，而是加固台基外壁的立柱[52]。所以，笔者推测先周大型夯土建筑的台基应该同样存在加固和防水之需，具体做法就是用空心砖包边，砌筑方式也应与前述护墙砖相类。若如此，则空心砖在西周早期时被土坯取代，西周中期后又更新为在台基边缘设置立柱的做法。类似的演进路线还可发现于屋檐，比如凤雏甲组屋面檐口处的泥背存在将侧面朝内抹斜并涂抹薄泥层的做法[53]，目的可能是为了避免自屋面下滑的雨水在檐口处回流，以起到护椽和护墙之作用（图一一，3、4）。值得注意的是，这种檐口做法下的泥背形制与侧边内收的边槽砖十分接近（图九，5、6），说明后者在先周晚期很可能也是用于屋檐外缘的，至西周早期又被屋面苫背的“尖檐”做法取代。
图一一 凤雏甲组基址的烧土类建筑遗存
综上，我们认为商末周初的空心砖很可能被用作建筑护墙砖或台基包边砖，目的应是为了保护大型夯土建筑的墙基或台基外壁免受雨水的侵蚀，且周公庙遗址出土的大量砖类残块也从数量上证明了这两种做法的可行性[54]。当然，由于目前尚未发现年代明确且地上部分保存理想的先周大型夯土建筑[55]，以及缺少空心砖用于护墙或台基包边的原位证据，故以上推测仅为笔者一孔之见，仍有待进一步验证。
四、余 论
考古资料表明，空心砖作为与大型夯土建筑紧密关联的一类遗存，最早应出现于先周晚期，而在此之前的先周文化遗址中皆未曾发现大型建筑。所以周人可能是在该时期与商王朝接触的过程中才逐渐产生了对大型建筑的需求，进而对墙体或台基的防护又促使空心砖应运而生。若如第一种推测所述，尽管空心砖在西周早期的消失可能与瓦的使用有关，但仍需解释为何周人要放弃先周时期就已使用的砖类建材，转而选择陶瓦作为建筑的主要防水构件。
有学者曾基于考古材料将中国先秦院落建筑分为“西土类”和“中原类”两大体系，并认为周人的建筑体系应源于黄土高原地区龙山文化时期的院落建筑传统[56]。与之相类，据笔者之一的调查和统计，目前发现的史前陶瓦均见于陇东、关中西部和陕北等黄土高原地带，如陕西宝鸡桥镇、延安芦山峁、神木石峁，甘肃灵台桥村和蒋家嘴、泾川俭头等遗址[57]。彭小军便推测这些陶瓦可能与窑洞式建筑有关[58]，而笔者也认为其应用于屋顶，理由是除板瓦外还发现有筒瓦和槽形覆瓦等。至于中原地区最早的陶瓦则仅见于郑州商城，但数量不多且均为无瓦钉的板瓦，并发现有用于建筑柱基围护的原位证据[59]，故或非屋瓦。因此，我们认为屋面用瓦，尤其是仰覆叠置的组合用瓦也可视作“西土类”建筑的传统。而从西周早期凤雏建筑群对单一板瓦的使用，再到西周中、晚期召陈和云塘、齐镇建筑群对筒板瓦的组合使用，都表明了这一传统在西周时期逐渐被周人承继。有学者也将黄土高原地区复合瓦技术与厚夯土墙的组合称之为“龙山—西周传统”[60]。究其原因，除为满足宫殿建筑对排水和外观的要求外，其背后可能也隐含着周人在经历了早期对商代高等级专业知识的学习和模仿后，希望通过强化自身传统，以削弱商文化影响的政治意图[61]。所以，在前文第一种可能性下，我们认为上述因素共同导致了以空心砖为代表的砖类建材的消亡，进而才会出现所谓“砖瓦不共存”的考古学现象。
附记：本文写作于2021年初，后又在“殷商探源与豫东考古暨三代文明学术研讨会”上进行汇报，期间先后得到雷兴山、刘军社、王占奎和岳洪彬等诸位先生的指导，谨致谢忱！
作者：杨文昊（江苏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张淙洲（北京建筑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宋江宁（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原文刊于：《考古与文物》 2025年 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