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统十年（1445年）三月，北京紫禁城华盖殿内香烟缭绕。当司礼监掌印太监高声唱出“第一甲第一名商辂”时，浙江淳安举子商辂在鎏金地砖上深深叩首。这一拜，叩开了大明王朝前所未有的荣耀之门——终明之世，三级科举考试全获第一者，仅此一人。从宣德十年（1435年）荣膺乡试解元，历经十年砥砺沉潜，商辂终于在正统十年（1445年）连夺会试会元、殿试状元，铸就了空前绝后的科举神话。《明史·商辂传》以九鼎之言定论：“辂，字弘载，淳安人。举乡试第一。正统十年，会试、殿皆第一。终明世，三试第一者，辂一人而已。”这顶闪耀的三元冠冕，其不朽价值更在于象征着他毕生秉持的那把——丈量天下英才的玉尺。
状元策谏：修身为本论用贤
面对明英宗朱祁镇的殿试策问，商辂展卷应答，策论满纸锋芒直指王朝的命门。他尖锐地剖析汉、唐、宋君主之失：或荒废经籍，或疏于礼乐，或“闺门失德”，或“任用不专”，终致“外有尊贤之名，内无用贤之实”。这番借古鉴今之论，实为向当朝天子敲响警钟——建立制度易，躬行实践难；治国最急莫过用贤，而用贤之本首在君德。其策论核心振聋发聩：“图治莫急于用贤，用贤莫先于修身！”（治国最急迫的是任用贤才，而用贤的前提是君主自身修养）。当众多举子竞相论述钱粮兵甲时，商辂独辟蹊径，将人才喻为国家根基，根基不正则社稷危。他提出的“精选监司（监察官员），考察有方则吏治清；严核举主（推荐人），荐引得实则贤路广”之策，令主考官击节称赏。更见其洞察力的是对基层治道的强调：“县令乃民之师帅（师长统帅），当择端谨明达者任之”。多年后，他在文集中亦掷地有声地写道：“用一贤人则群贤毕至，用一小人则宵小（奸邪）盈庭！”——商辂在状元策论中展现的深邃政治智慧，贯穿了其未来三十载的执政轨迹。
乱世明识：慧眼荐才固江山
三元及第的荣耀并未消磨商辂的政治锐气，反使其在惊涛骇浪中尽显本色。翰林院修撰的牙牌刚系腰间，商辂便刻下“荐贤如造塔，基石不正则危”自警。土木堡惊变，英宗被俘，国家危殆。当郕王（即后来的景泰帝）摄政于午门廷议时，时任翰林侍讲的商辂慷慨陈词，力主固守京城，反对南迁，并以其识人之明举荐于谦：“此人胸有甲兵，性如磐石，国难正当用之！”京城守卫战前，他积极参与谋划，筛选将领，对犹豫的同僚正色道：“今选将如医者投药，差之毫厘命悬一线！”当也先挟英宗逼和，商辂力主“社稷为重，君为轻”，力促郕王即位（景泰帝），稳定大局，保住大明国祚。
《明史》记载，商辂任吏部尚书时，尤重吏治，考核官员务求实效。他制定的考核方法，重在察验实绩：观其管理仓场粮秣（察清廉）、听其审断讼狱（见明断）、考其应对灾变（显仁心）。据载，一县令于暴雨中赤足巡堤抢险，商辂闻知破格擢升，并在奏章批注：“一蓑烟雨见肝肠，胜却万言策论”。其选官之法推行多年，裁汰庸官甚众，时人赞曰：“商公一尺量尽天下才”。
经世智慧：危局中执中守正
成化年间，西厂提督汪直权势熏天。面对西厂特务罗织罪名、横行无忌，内阁首辅商辂率百官伏跪文华门泣血抗谏：“汪直所任韦瑛者，本以贪酷被黜（罢免）之吏，此非用贤，实为纵恶！”宪宗宠信汪直，诘问道：“卿言西厂害民，可有实据？”商辂应声捧出奏匣：“一百一十七名贬黜官员案卷在此，皆西厂罗织（诬陷）之罪！”翌日，宪宗迫于压力下诏废除西厂。汪直恨声诅咒：“商辂能废西厂，可能废尽天下戴乌纱者乎？”商辂朗声长笑：“但使铨选（选官）之制清如水，何惧魑魅（妖魔）戴冠来！”
商辂在任期间，对于万贵妃家族恃宠求赐庄田、侵夺民利等宫闱干政行为，屡次犯颜直谏，力主“内帑之积，当备军国之需，非可媚宫闱也”。其著名的《陈时政疏》更是痛切指陈时弊八事，句句如金石坠地，直指要害。
《明史》以八字精辟概括其政治品格：“宽厚有容，临事果决”。这看似矛盾的评语，正是商辂的为政之道——以海纳百川之量容人育才，以中流砥柱之刚持正镇邪。其政治智慧尤为后人称道者，在于其“持正”与“务实”的结合。他深谙朝局如精密之器，偏执一端易致倾覆。例如，于谦在夺门之变后蒙冤被杀，商辂当时位阶尚低，未能强阻，但日后在成化朝为其昭雪平反发挥了关键作用。他力劾汪直、废除西厂，却并非全盘否定厂卫制度，意在限制其害而存其监察之效，体现了对制度功能的务实考量。明代学者对其推崇备至，赞其“有古大臣风”，甚至有“我朝贤相，商公第一”之论。此等盛誉，皆源于其能在忠义原则与现实政治间寻得经世致用的平衡点。
急流勇退：清风明月铸真金
当成化帝意欲复设西厂，商辂的政治理想遭遇根本性阻碍时，他毅然选择连上三疏，坚决请辞。《明史》载其“致仕去”，时年六十四岁（注：按生卒年计算）。归乡后，商辂杜门谢客，潜心著述，绝口不言朝政。时人不解其深意，他淡然道出心声：“主威愈震而士气不伸，君子所以卷怀（退隐）也。”这并非消极避世，而是对其殿试策论中“帝王之道在德不在刑”信念的终极坚守，是对浊流无声而最有力的抗议。阁臣李贤曾慨叹：“公之归也，天下高之。”商辂以退为守的姿态，成就了精神上的永恒高标。
商辂花灯
成化十三年（1477年），六十四岁的商辂离京南归。相传门生依依不舍，追至长亭求赠言，他指着一筐荔枝道：“诸君且看——红紫满筐似京华冠盖（官帽车盖），剥开方知几颗真心？”归隐故里淳安后，相传其讲学之所悬有一联，道尽平生抱负与归隐心境：
上联：三元及第岂为荣，荣在为国得麟凤；
下联：一品归田何言寂，寂中育木柱苍穹。
有一天讲学，忽闻窗外樵歌，学子蹙眉欲斥，商辂却拊掌邀樵夫入席，慨然道：“昔伊尹（商朝名相）耕于莘野，岂因出身掩其光华？”满堂愕然之际，这位三元宰相正以其生命的最后十年，默默践行着殿试时“用贤莫先于修身”的誓言。相传临终前，他手书箴言：“荐贤当如匠琢玉，不掩微瑕，不弃寸质”，墨迹未干，溘然长逝。
青史丰碑：玉尺光耀六百秋
成化二十二年（1486年）明宪宗在商辂去世后立即下诏追赠他为太傅（正一品荣誉性官职），并赐予谥号“文毅”。弘治初年（约1488-1489年）明孝宗下诏批准，在商辂的故乡浙江淳安县敕建专祠，供后世祭祀。万历时，商辂功业德行愈受尊崇。据光绪《淳安县志》载：万历十二年（1584年），赐祠额曰“三元宰相”。“三元宰相”从此金匾悬于商辂祠。清代著名的史学家赵翼游历淳安，见乡童争相抚摸碑刻上“商辂”二字，问其缘由，里中老者笑答：“本地老话——’摸得三元字，必成栋梁材’！”这质朴的信仰，正是历史对这位科举传奇与社稷良臣最深沉的礼赞。赵翼作为乾嘉考据学派的重要史学家，将商辂置于中国科举史的宏大脉络中进行了定位：“明代三元，惟商辂一人。论者谓前有三王，后有一商。”确认商辂是明代唯一连中三元者。同时将商辂与宋代三位著名“三元”王曾、冯京、王岩叟并列，将其置于中国科举顶尖成就者的殿堂之中。着重肯定其科举制度上的空前成就和历史地位，是史学家对其传奇性的一种权威定论。
当我们在杭州孔庙碑林驻足，指尖摩挲《正统十年进士题名碑》上那个熠熠生辉的名字时，所触及的远非冰冷石刻。商辂以明代唯一“三元及第”之身，历仕正统、景泰、天顺、成化四朝，累任内阁辅臣二十八载，其中执掌首辅之职六年，铸就了科举史与政治史上并峙的双重丰碑。他用一生庄严昭示：科举至高的荣耀，不在独占鳌头的光环，而在为国持玉尺、举贤良的担当；功业不朽的境界，不在位极人臣的显赫，而在以公正无私的玉尺，为天下丈量英才。其三元冠冕上最璀璨的光芒，从不在顶端的明珠，而在它永恒映照的——一个古老文明对选贤任能、公平正义的执着追寻，一个伟大民族对清风正气、士人风骨的生死坚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