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博物馆100万件馆藏文物中，国家一级文物700多件，其中书画360件。
上博绘画馆和书法馆是海内外唯一书画分开、系统展示中国古代书画通史的常设展。
书法馆和绘画馆都位于上博东馆二楼，总面积约4000平米，为原来人广馆书画展厅（1500平米）面积的两倍多，在展品数量、展陈功能、硬件配套等等方面都有全面提升。
上博东馆书法馆2024年11月13日正式对外开放，首期展品61件/套，展品将每半年轮换一次，总计更换6轮。
第一板块：先秦与秦汉
第二板块：晋唐
第三板块：宋代
第四板块：元代
第五板块：明代
第六板块：清代
第七板块：近现代
序厅
序厅侧墙“前言”，概述汉字与书法源流。
序厅名为“种蕉厅”，上博书画馆八景之一。灵感来自唐代书家怀素，呼应首展登场的国宝——怀素《苦笋帖》。相传怀素少时因贫无纸可书，种芭蕉万株，以蕉叶练字，遂成书法史佳话。
商周与秦汉是中国文字书法孕育与发展的时期，至汉末篆、隶、草、行、楷诸体已成，文字体式的演变基本结束。各体用笔结体各具特色，且不同时期风格既有不同，又存在脉络演变关系。此板块展陈了篆、隶两种书体。
祷禾刻辞卜骨是商代中后期祖庚时期文物。材质为牛胛骨（肩胛骨），文字为甲骨文，因刀刻之故，甲骨文线条刚直峻利，结体也相对自由参差，呈天然朴素之美。
商代历经31位帝王，祖庚为第24位商王。
祷禾刻辞记载了当时王以羌、牛祭祀祖先神灵，祈求庄稼丰收的内容。
骨上有墨书，墨书是商时人们用毛笔和墨写在龟甲或兽骨上的文字，依颜色分朱书和墨书两种，可见已初具笔法。
内壁有铭文，共7行44字，记述周王将毕地“方五十里”赏赐给召。
该卣口小腹大，足为圈形，有盖和提梁，腹深，该形制盛行于商代和西周。
铭文通篇竖有行横无列，结体参差，天然中又整饬，笔画稍存商代金文遗韵，更见雄浑朴茂气象。
铭文6行64字。记载了当时的一次策命仪式，反映了西周时期的官僚制度及世官制度。
齐太宰归父盘为东周（春秋中晚期）之物。此盘曾为陈介祺旧藏。
秦时皇帝下诏书，将诏书内容刻于金属版上，便于颁行与存续，称为“诏版”。
此器为方升，为量器，材质为青铜，诏版文字刻于方升外侧面。
诏版字体为小篆，存大篆意，因以刀錾凿之故，笔画刚直峻利，字形错落，较小篆结体率性错落。
文中“状”为隗状，“绾”为王绾，为秦始皇建国时丞相(首相槐状，副相王绾)——其时李斯为廷尉。
北方干燥，以木简出之，而非竹简。简牍为汉时普及书写材料。
居延汉简，与殷墟甲骨文、敦煌遗书、明清内阁大库档案并称为20世纪初中国文献的“四大发现”。
此简内容为出谷记录。字体为汉代简牍隶书，字势横向开张，捺笔重按横出，存篆意，后启章草书体。
连弧纹镜为古镜一种，流行于战国和汉代，镜背面常见铭文。
此铭文字书体介于篆隶之间，方拙朴茂，后启汉碑篆额。
镜铭文体为古代女性所用赋体诗，反映爱情生活。
例如文中“君从行来，何以为信？祝父母耳”，嗔怪丈夫远行来信只祝福父母而无关怀妻子之句。又言“相思有常可长”，暗示夫妻之间相互思念感情方可长久。
毛公鼎为西周晚期青铜重器，1843年出土于陕西宝鸡市岐山，今藏台北故宫博物院。此拓为陈介祺所制。
毛公鼎内壁铭文 497 字，为迄今所知铭文最长的青铜器。西周晚期金文笔画遒劲朴厚，结构自然而趋规整，渐显纵势，后启石鼓文与篆小篆。
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六次巡游留下七块刻石。目前原石仅存《泰山刻石》和《琅琊台刻石》，可辨之字甚少，拓本弥足珍贵。
秦小篆线条圆转通畅，笔画粗细均匀，纵势字体，字势平稳，空间疏朗，在大国气象，刻石文字因年代久远，虽已字迹模糊，然古朴雄浑气息扑面而来。
晚清大学者、书法家杨守敬的题跋，讲述鉴藏考据内容。杨守敬的独立书法作品展陈于书法馆清代板块。
石鼓文，“石刻之祖”，先秦时期秦国刻石，大篆，介于金文与小篆之间。
字法章法相较金文更规整有序。又因石刻文字之故，历史久远，线条更呈古茂，后启书家篆籀笔法和高古气息。
翁方纲在所著《两汉金石记·卷七·五凤二年石刻》中评此刻“浑沦朴古，隶法之未雕凿者也。”
《五凤刻石》释文（右半部分）：五凤二年 鲁卅四年 六月四日成
乙瑛碑为东汉名碑，“孔庙三碑”之一（乙瑛、史晨、礼器）。
乙瑛碑属汉隶三类书风中秀逸端正一类，又呈雄古气息，为历代学隶范本之一。
册上钤有收藏大家梁清标“蕉林”小印，可知曾为秋碧堂旧藏。
清代书家沈曾植跋文：”百石卒史碑三百年前拓本，较近拓本多完数笔耳，然骨气锋势居然自异。此有蕉林小印意固秋碧堂中故物 植”。
东汉末年蔡邕书，汉标准隶书体。石经原碑46座，全文约20万字，历时9年完工，后多佚失，上博所藏为残存大块。
用笔谨严，字体方正，章法匀整，气息端严，是规矩的隶书。
大量名家题跋和印章，无论是对王羲之书风特点、此作赏析、展品递藏渊源等等，都存大量信息，深值一览。该帖被发现的故事也值一读。
笔画劲利灵动，行笔沉稳舒展，用墨枯润有致，灵巧而变化多姿，呈风神散逸之气。
唐代张怀瓘：“子敬才识高远，行草之外，更开一门……挺然秀出，务于简易，情驰神纵，超逸优游……有若风行雨散，润色开花，笔法体势之中，最为风流者也。”
石安以为，“情驰神纵，超逸优游”最能概括大令书风。
宋高宗赵构种草评句：“大令摛华，夐绝千古。遗踪展玩，龙蟠凤翥。藏诸巾袭，冠耀书府。绍兴庚申岁复古殿书。”
王羲之《上虞帖卷》为上博十大镇馆之宝之一（仅展出3个月）和王献之《鸭头丸帖卷》并置展出，为上博二十年来首次，极为难得。
怀素《苦笋帖》为国家195文物，国宝级文物，唯一无争议的怀素真迹！仅展出3个月。
清吴其贞《书画记》评：“书法秀健，结构舒畅，为素师超妙入神之书。”
楷书以显庄重，楷中有行，行笔自然端稳，笔力遒健，结体端严，神采焕然，为宋代尚意书风典范。
大字作品在宋元以前本不多见，此件为“宋四家”米芾行书杰作，尤其宝贵。此为11开册页，41行字，每行多见2-3字。蔚为壮观。
米芾存世大字作品仅三件，一件为本帖，另两件为《研山铭》《虹县诗》。
米芾用笔“八面出锋”，此作用笔更见老辣，有法又不拘于法，又言“臣书刷字”，意到笔随，润枯并见。
何执中与米芾同时期，所跋评议甚高，可见当时米芾书名之盛。
又见梁清标“蕉林”小印和吴湖帆“梅景书屋”印…….
为王妃所作墓志铭，无论材料、书法还是雕刻工艺都精良上乘，可称佳品。
书风介于张猛龙碑与张黑女墓志之间，既雄健又秀逸，时呈行书笔意，显得古朴而灵动，石安以为此作可称魏碑书法上品。
刻于北魏永平元年（508年），高57cm，宽59cm，志文18行，满行20字。1909年出土于河南洛阳。
魏氏其时不以书名，然见此帖行笔流畅轻捷灵动，笔势潇洒自然，笔意兼及篆隶章草，古意盎然又得尚意流便之气，可称佳作。
元代书风分三类，一是赵孟頫为代表的复古主义书风，“师法晋唐”；二是冯子振为代表的宋人尚意书风；三是杨维桢为代表的后启明代的尚态书风。展厅展陈的三家书法作品可为对照观赏。
全卷145字，共42行，每行3-4字，少者亦见2字。
明代徐师曾《文体明辨序说》：“募缘疏者，广求众力之词也。”
石安观杨维桢此作，用笔存宋苏、米之意，又参欧楷及章草之法，行笔率性天真，结体一任参差，章法布局随势赋形，轻松游走于元三类书风之间，可称杨氏典作。
“谨”而不”谨”，心态与形态两意态互现，高手所为。
冯子振71岁时所书。四首七言绝句诗，实为一封为朱君璧所写推介信。
年愈增添画益精，工夫至到笔英英。更教江海精神濯，从此声名老更成。
元代书坛领袖赵孟頫书法诸体皆能，又以技法精熟、气韵秀雅为特征。
递藏历经分分合合，殊为不易。又为赵氏晚年手书，可称精美。
石安以为，此倪瓒精致小楷，有前接南宋姜白石乃至晋唐王献之虞世南，后启文征明等明代诸家之意。用笔细劲精雅，气息简淡疏逸，有世外高士之风。
明代书法分三期，初期“三宋两沈”为代表，中期吴门书派为代表，后期董其昌与奇崛书风为代表。
刘钰所书大草。此文内容值得一读。比如开篇引自唐代李白《与韩荆州书》:“生不用封万户候，但愿一识韩荆州。“这里刘钰改成”生不愿封万户侯，亦不愿识韩荆州“，全文寓含超然世外之意，正合刘氏性情。
刘钰书法师赵孟頫、怀素等，尤擅大草，行笔狂放不羁，笔意连绵，如天马行空又行笔有度。（除题跋信札一类用行楷外，刘鲸存世的书作都为大草）
张弼，草书源于张旭与怀素。喝嗨后书尤其高妙，人称“颠张复出”。
明代吴门书派盟主文征明，诸体皆精。一生勤奋，可为学人典范。
华麒祥为无锡富商，其墓志铭为文征明所撰书，其厅堂“耕乐堂”匾额为陈宪章所书，其子华云从学于文征明、王阳明等。
文征明行书主要取法自王羲之《怀仁集圣教序》（小字）与黄庭坚（大字），此作显见《圣教序》痕迹。
《草书岑参七律立轴》 释文：鸡鸣紫陌曙光寒，莺啭皇州春色阑。金阙晓钟开万户，玉阶仙仗拥千官。花迎剑佩星初落，柳拂旌旗露未乾。独有凤凰池上客，阳春一曲和皆难。右岑嘉州和贾诗 道复书
“吴中四大书家”之一，文征明弟子，书法受米芾影响大。
祝允明书法诸体皆精，草书受二王、宋四家、颠张狂素等影响。其狂草被誉为有明第一。
王宠书法初学文征明、祝允明，后取径钟繇、二王（尤其王献之）、虞世南等，形成自己独特的疏宕俊逸的书风
王世贞评“文（征明）以法胜，王（宠）以韵胜，不可以优劣等也。”斯言诚是。
董其昌书法基于深厚传统功底之上着意创新，“秀劲”“清疏”可概为其书风特色。
董氏主张“遗貌取神，化为己用“，故其所临，多为意临。此临可以颜真卿原作对比欣赏。
“晚明四家”之一（董其昌、张瑞图、米万钟、邢侗），又有“南张北董（其昌）”之称。
用笔劲健，且方折寓于圆浑之中，已有奇崛之象。“奇恣如生龙动蛇，无点尘气”可为此作概括。
“四宁四毋”书论：宁拙毋巧，宁丑毋媚，宁支离毋轻滑，宁真率毋安排。
饶宗颐 评八大山人：“学王而去其妩媚，结体尤疏畅，得映带左右之妙。”
郑板桥，扬州八怪之一，六分半书，乱石铺街，难得糊涂……
江昱，字宾谷，号松泉，少时有神童之称，安贫好学，博涉群籍，贯通经史，被袁枚称为“经痴”。
品赏赵之谦书作，特别须注意其用笔细节之处，精微处见真章。信然！
三方印：赵之谦印、辅之经眼、野侯审定，对应三位名家。
郑簠隶书主要从《史晨碑》和《曹全碑》中来，又以草书笔法写隶，被称为“草隶”。
“耻向书家作奴婢，华山片石是吾师”，金农隶书源自华山碑、乙瑛碑、汉简等。
书法早年学董其昌，中年以后参入颜真卿、苏轼、黄庭坚、米芾的书法，并受赵孟頫较大影响。
张照草书笔画转折多变，结字聚散适宜，气势贯通，浑朴雄健。
初从赵孟頫入，法魏晋，学钟繇，兼颜真卿、苏轼及各家法帖，所书貌丰骨劲，味厚神藏，自成一家。
刘墉书法，初看似墨团，细看内劲刚健，是其高明之处。
王文治、刘墉、翁方纲、梁同书并称“清四大家”。行书从王羲之和董其昌来，喜用柔毫或长毫，书风清秀俊丽，有“秀逸天成”之谓。
翁方纲楷书专学欧阳询、虞世南，行书主学米芾、董其昌、颜真卿。强调笔笔有来历，但也被诟病“谨守法度”，亦步亦趋。
梁同书书法多自赵孟頫、董其昌，后继法颜、柳，兼得雄浑深秀之美。
七十三岁之作，用笔老到，又得享高寿（享年93岁）。其作风若文征明。
笔力劲健，笔画沉实，结体工稳，得篆隶笔意，具高古气息，印人书法面目。
去世前2年所书，线条简淡平和。又多见颤笔，估为年龄所致。
尤精篆隶，隶书弱化蚕头雁尾，雄浑高古，字径愈大愈精彩。
沈曾植初学包世臣、吴熙载，后学黄道周、倪元璐，再师北碑生辣竣健一路，又融入章草笔意笔势，遂成自家面目。
马一浮评沈曾植书法：“寐叟章草，下笔险峻，波磔飞动，近世独绝。”
曾熙评沈曾植书法：“工处在拙，妙处在生，胜人处在不稳。”
用笔从摩崖石刻中来，对《石门铭》和《爨龙颜》用功尤深，以笔墨呈纵恣之意。
篆书：早期杨岘，中期邓石如，后期杨沂孙，最后专于石鼓文。
地理学家、金石学家是其主色。有“日本现代书法之父”之誉。
“甲骨四堂”之一，一生著作189种，校刊书籍642种。
用笔追求生拙圆润兼具，结体与章法趋于工整匀稳，有平和之气。
梁启超为近代风云人物。思想、政治、教育、学术等都卓有成就。
出家前作品，以魏碑书风为主。主要取径张猛龙碑与龙门二十品等。笔力雄健，行笔刚劲有力，气势雄强，结体谨严从容。雄健中见潇洒。
岩穴无结构，丘中有鸣琴。
白云停阴冈，丹葩曜阳林。
石泉漱琼瑶，纤鳞或浮沉。
非必丝与竹，山水有清音。
何事待啸歌，灌木自悲吟。
秋菊兼糇粮，幽兰间重襟。
踌躇足力烦，聊欲投吾簪。
主张碑帖并重。碑自石门铭、郑文公碑等，帖自黄庭坚等。擅施颤笔，曲中蓄力，为其高明所在，但不易学，后人颤笔，多属东施效顰。
一代书法大家，以“易识、易写、准确、美丽”四原则创“标准草书”，致力于草书标准化和规范化工作。
沈尹默诸体皆工，尤擅行书。崇尚帖学，主要取法晋唐诸家。晚年融苏、米书风，清圆秀润中有劲健遒逸之姿。
黄宾虹喜用焦墨写大篆。慢速运笔，提按随性，追求笔力和线条丰富变化，笔致古拙，呈现浓郁高古气息。
潘天寿此作书法取径明末诸家，兼及沈曾植等，无论结体字势及行势，均呈奇崛、险峻之姿——画家重构图，画家书法往往在结体与章法上有别于书家。
潘氏为吴昌硕弟子，又能不囿于师风，为吴氏所称道与看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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