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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利玛窦使用了中国的“昊天上帝(皇天上帝)”中的“上帝”一词来翻译基督教的“God”,从此中国至高无上的神,反而成了西方至高无上的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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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人出于对世界的未知敬畏和对美好生活的期盼,而祭祀天地日月等诸神。其中祭天是最高等级的祭祀。黄帝时中国人就已有了一套成熟的祭天程式,尧帝时“乃命羲和,钦若昊天”。“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古人以天为大,祭天祈福来保佑风调雨顺,国泰民安。
“天”,古人视为至高无上的神,称昊天上帝或皇天上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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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是世界万物的创造者和维系者,人人行事必须顺应天意,西周以礼治国,而礼之设就法天而来,“祀帝于郊,敬之至也。”在郊外祭祀天 帝,体现着最高的崇敬,形成了以“礼莫大于敬天,仪莫大于郊祀”的一整套完备的祭祀礼仪和祭祀制度,为后来的中国历朝历代帝王所谨记奉行,是中国古代最神圣庄严的礼制仪式。
中国自古都是礼仪之邦,’礼’在中国古代就开始逐渐发展健全起来。’礼’足以涉及到当时人类的各种行为也同时影响到国家的各种活动,经历千百年洗涤、历史文化的沉积,中华民族的’礼’扎根于社会的方方面面,融入血脉,深入骨髓。
乾为天,为圜(yuán),“圜丘”一词出自《周礼》,指古代帝王祭天的地方。古人认为天圆地方,因此就把祭台建成了圆形,也叫“圆丘”。“冬至日,祭天于地上之圜丘”。秦及西汉初期称为“五峙”,西汉中期以后及唐、宋诸朝皆称为“圜丘”,元代以后叫作“天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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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祭祀天地之所就是天坛,始建于明永乐十八年(1420),名天地坛,嘉靖九年(1530)因立四郊分祀制度,于嘉靖十三年(1534)改称为天坛。祭祀天神以彰显皇帝身份的正统地位,其权利是君权神授代天之理;也是天下人期盼风调雨顺五谷丰登的群体意志体现。明洪武帝就提出:’祀天地,实为天下苍生’,将敬天和恤民结合起来。
我们先来看一下“帝”的演变过程。图片比文字更直观更有说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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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古伏羲族通过夜观天象,发现了北斗七星围绕北极帝星旋转,于是根据北极天象的’帝’字形连线,创造了伏羲族的北极天帝“帝俊”和“帝”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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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个三角形,三个“X”依次组合就形成了八角形,这也是中国四面八方与八卦的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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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是八卦的初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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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都是中国上帝的起源和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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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东方的黑头人【古象雄、古羌(藏)、华夏(汉)】把文明留给了西方,天文、历法,特别是北斗七星围绕北极星形成的“帝”字形。还有佛教的“卍”字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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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基督教传入中国时,利玛窦使用了中国的“昊天上帝(皇天上帝)”中的“上帝”一词来翻译基督教的“God”,从此中国至高无上的神,反而成了西方至高无上的神。
利玛窦(1552年—1610年),字西泰,意大利人,是16世纪末至17世纪初(明朝中晚期)在中国传教的意大利天主教耶稣会传教士,学者。1582年(明万历十年)被教会派往中国传教,直至1610年在北京逝世,在华传教28年,是天主教在中国传教的最早传教士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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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明朝时,西方的基督文化在经历了启蒙运动、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后已进入资本主义阶段,伴随着资本之扩展,基督教再次向中国进军。
而这时正值明朝中后期,中国在科技、经济、文化、艺术等方面也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同时也需要更上一层楼的科技文化来进一步推进,明朝商品经济的发展,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
此时利玛窦就应时而出,利玛窦吸取了前几位传教士传教失败的教训。在中国期间,为了达到传播基督教的目的,他对中国文化,中国古代经典进行了深入的研究,采取了文化适应的策略,试图将基督教教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
“昊天上帝”或“皇天上帝”是中国古代宗教中的至高神,尤其在周朝时期被广泛崇拜。利玛窦选择使用“皇天上帝”这一词中的“上帝”来翻译基督教的“God”,是因为他认为这能够更好地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至高神概念相对应,从而使得基督教的概念更容易被中国人理解和接受,足见其用心“良苦”。
然后又以西方新的科学技术为抓手,以中国本土文化为依托,以中国高层知识精英为切入点,一方面用汉语传播基督教;另一方面用自然科学知识来博取中国人的好感。创立了利玛窦的传教策略和方式,一直为之后跟随他到中国的耶稣会传教士所遵从,称为“利玛窦规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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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玛窦来华后,先后在澳门、肇庆、韶州、南昌、南京、北京等地传教。利玛窦对中国传统的习俗保持宽容的态度。他容许中国教徒继续传统的祭天、祭祖敬孔,认为只要不掺入祈求、崇拜等迷信成分,本质上并没有违反天主教教义。他还主张以“天主”称呼天主教的“神”,并指“上帝”概念早已存在中国上古文献中,中国传统的“天”和“上帝”本质上与天主教所说的“唯一真神”没有分别。利玛窦本人更穿著中国士人服饰。
1583年,利玛窦作为罗明坚的助手到肇庆传教建堂,此为近代天主教在中国内陆传教的真正开端。1601年,利玛窦与西班牙耶稣会教士庞迪我(Diego de Pantoja,1571年—1618年1月,字顺阳),一道“儒服入哀”,成功地觐见皇帝,获准长驻北京传教,在士大夫中建立良好声誉和关系,开启了日后其他传教士进入中国之门。
此后,西方耶稣会传教士纷纷来华,如汤若望、艾儒略、南怀仁、卫匡国等人按利玛窦的方式以其西学知识来助其学术传教,掀起了西学东渐的高潮。其间返欧的传教士亦将中国思想文化知识带入欧洲,从而引起东学西传的结果。
在这种中西宗教及思想文化的接触和交流中,明代士大夫徐光启、李之藻、杨廷筠等人先后受洗入教,成为明代中国天主教会的柱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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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康熙皇帝则因受西方科技文化的吸引而接近并重用一些学有专长的西方传教士,允许天主教在华发展。这样,中国天主教至18世纪初已有澳门、南京和北京三个主教区,信徒已达30余万人。
然而,明清之际以耶稣会为首的天主教在华传播虽受到一些人的欢迎,但同时也受到中国一些高层人士的抵制和反对,特别是在天主教各修会之间和传教士内部也因“中国礼仪”问题及在华传教策略之争而形成分歧和矛盾。前者引起各地教案和全国禁教之风,后者则围绕“中国礼仪之争”而发展成罗马教皇与中国皇帝之间的权威之争。
1715年,罗马教皇克雷芒十一世颁布《从这日起》通谕,宣布在华传教士不得重提中国礼仪问题,违者将被视为异端而革出教门。康熙皇帝因此而针锋相对,宣布禁教、驱逐传教土出境。并御笔朱批:“西洋人等小人,如何言得中国之大理?况西洋人等,无一人通汉书者,说言议论,令人可笑者。今见来臣告示,竟是和尚道士,异端小教相同,比比乱言者莫过如此。以后不必西洋人在中国行教,禁止可也,免得多事。”自此,清廷开始了长达百年的禁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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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中国的文化对外来文化都是非常包容的。基督教早在唐朝时就传入中国,大唐称“大秦景教”,属基督教的一个支派,是叙利亚人聂斯脱利创立了“聂斯脱利派”。
聂斯脱利认为耶稣兼有人神二性,由于这个主张违反了基督教的正统教义,于是在公元431年,在以弗所全教会会议上,他的主张被认定为异端,他本人被斥为异教徒,驱逐流放。
聂斯脱利就创立了基督教的支派“聂斯脱利派”。公元5世纪末,“聂斯脱利派”在波斯形成了独立教派,建立总教会。大概在唐太宗贞观九年(公元635年)前后传入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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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为传统基督教称为“异端宗教”,但其人神二性的主张有其合理性,也有其改造性,唐太宗就海纳百川,获准传教。由于唐朝的开放包容,景教也曾达到“法流十道,寺满百城”的盛况。可后因其教派纷争,利益冲突,教义不一,过激不融,就逐渐灭亡。
由于基督教文化核心理念的二元对立性及各教派教义的不可调和性,不可包容性,不可融合性和对中国文化的不尊重,所以多次传教失败。
基督教最后只能以资本扩张,殖民侵略的坚船利炮来传播。
可被洪秀全,杨秀清,萧朝贵等天国里的亲人(二子、天父、天兄)把基督教里的“上帝”按在地上各自磨擦了数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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