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朝（约公元前1600年至公元前1046年）是中国历史上首个有文字记载的王朝，其宗教体系深刻影响了社会结构和政治运作。商朝人相信宇宙由神灵和祖先主宰，至高神“帝”（或称“上帝”）被视为掌管自然和人类命运的最高力量。
考古发现的殷墟甲骨文显示，商王通过占卜与“帝”及祖先沟通，询问从农业收成到军事行动的各类事务。例如，甲骨文记录了商王武丁（约公元前1250年至公元前1192年）询问是否会有雨或战争是否顺利的实例。
占卜是商朝宗教的核心实践。商王使用龟甲或牛肩胛骨，刻上问题后加热，解读裂纹以获神意。这种仪式不仅限于王室，贵族也参与，但国王作为祭司的角色尤为突出。他被视为人与神之间的桥梁，负责主持祭祀和解读神谕，强化了其统治的合法性。甲骨文显示，占卜内容涵盖日常生活，如疾病、狩猎和祭祀安排，反映了商朝人对神灵的极度依赖。
祭祀是商朝宗教的另一支柱。商朝人相信，祭祀可取悦神灵和祖先，换取庇佑。动物祭祀（如牛、羊、猪）常见，但人牲祭祀也广泛存在。殷墟考古发现的墓葬中，部分王陵包含数十至数百名殉葬者，包括战俘和仆人，显示了人牲的规模。商王认为，祖先在死后拥有神力，能影响人间事务，因此通过祭祀确保祖先的满意，以维护社会稳定和王朝繁荣。
商朝的宗教还具有泛灵论和巫术色彩。自然现象如风、雨、河、山被视为神灵，农民向这些神祈求丰收。巫（或称“巫觋”）在宗教仪式中扮演重要角色，负责与神灵沟通，尽管学术界对商朝巫是否为萨满仍有争议。青铜器上的饕餮纹和龙纹反映了商朝人对神秘力量的崇拜，这些器物多用于祭祀，体现了宗教与艺术的结合。
商朝的宗教体系赋予国王至高无上的权威，但也使其统治高度依赖神意。商末纣王（帝辛）的暴政，如滥用资源和残酷惩罚异己，被周人指责为失德，导致王朝覆灭。
周朝（公元前1046年至公元前256年）取代商朝后，宗教观念发生了显著变化。最重要的创新是“天命”理论的提出。周人认为，统治权由“天”授予，称为“天命”，而“天”是一个抽象的道德力量，而非商朝的至高神“帝”。根据《尚书》等文献，周王宣称商纣王因无德而失去天命，周人因德行而获天命，合法取代商朝。
“天命”理论的核心是统治者的道德责任。周王被称为“天子”，意为天的儿子，需以仁德治理国家。若统治者失德，天会通过自然灾害、战乱或民变撤回其授权。这种观念与商朝的神权统治形成鲜明对比：商王通过祭祀和占卜直接与神沟通，而周王需通过德行证明其合法性。
例如，《尚书·周书》记载，周武王在牧野之战（公元前1046年）前宣称，纣王暴虐，天命已移至周。
周朝的宗教实践也发生了变化。商朝的甲骨占卜在周初仍存在，但规模和频率显著减少。考古发现的周原遗址（陕西岐山）出土了约300片刻字甲骨，远少于殷墟的数十万片。周人更倾向于使用蓍草占卜，形成了《易经》的64卦体系，注重哲学思考而非直接神谕。
此外，周朝减少了人牲祭祀。商朝王陵常见数十人殉葬，而周朝墓葬中人牲数量锐减，多以狗、马等动物代替，反映了对生命的尊重。
周朝的礼乐制度取代了商朝的宗教仪式，成为社会秩序的基石。《周礼》记载了五种礼仪，包括祭天、祭祖和祭地，规范了社会各阶层的行为。青铜器的使用也反映了这一变化：商朝青铜器多饰以饕餮纹，象征神秘力量；周朝青铜器则采用抽象纹饰，强调等级和礼制，如列鼎制度根据身份规定鼎的数量。
周朝的祖先崇拜也有所不同。商朝建立了长序列的“先王”，定期祭祀，而周朝的祖先崇拜较为简化，部分祖先被视为与“天”同等。文献显示，周人使用“昭穆”系统排列祖先牌位，以周文王和周武王为中心，减少了对远祖的依赖。
商朝的宗教以神灵为中心，政治决策依赖占卜和祭祀，而周朝将道德和人类行为置于首位。天的概念虽具神性，但更像一种伦理力量，而非需要频繁祭祀的实体。这种转变使神灵在政治和社会生活中的角色淡化，被一些学者视为“无神期”的特征。
然而，学术界对此存在争议。部分学者认为，周朝并未完全摒弃宗教，而是改变了其形式。例如，周人仍祭天和祖先，礼乐制度本身具有宗教色彩。因此，“无神期”可能更准确地描述为“神权衰退期”，而非完全无神。
周朝的宗教改革并非一蹴而就。早期周王仍沿用部分商朝仪式，如祭祀商祖，显示对前朝的尊重。但随着礼乐制度的推广，宗教逐渐融入政治和伦理体系。例如，周公旦（周武王之弟）辅政期间，编纂《周礼》，规范社会行为，奠定了德治基础。
周朝的宗教转变对社会和文化产生了深远影响。首先，“天命”理论为政治合法性提供了新框架。后世王朝，如秦、汉等，均以“天子”自居，强调德治。叛乱者也常以“天命已失”为由起事，如汉末黄巾起义。
其次，周朝的德治理念为哲学思想的兴起铺平了道路。东周时期（公元前771年至公元前256年）的春秋战国时代，百家争鸣。孔子（公元前551年至公元前479年）推崇周公，提出“仁”与“礼”，强调道德修养，与周朝的“天命”观念一脉相承。道家老子则主张顺应自然，淡化神灵干预。墨家和法家虽各有侧重，但均关注人类社会而非神灵。
周朝的礼乐制度也塑造了社会结构。分封制下，诸侯依礼治理封地，贵族子弟学习《诗》《书》，普通百姓通过礼仪融入社会秩序。这种以人为本的治理模式，减少了对神灵的依赖，强化了社会凝聚力。
农业技术进步也反映了这一转变。商朝农民祈求神灵保佑丰收，而周朝推广铁器和灌溉技术，生产力提升，减少了对神灵的依赖。考古发现的周原遗址显示，农业工具的改进使粮食产量增加，社会更加稳定。
周朝的宗教改革为中国文化的多元化奠定了基础。东汉时期（公元25年至220年），佛教传入中国，带来因果轮回的观念。道教也在民间兴起，强调修仙与长生。这些新信仰填补了神灵崇拜退潮后的精神空缺，但未恢复商朝的神权模式。儒家在汉武帝“独尊儒术”后成为主流，进一步巩固了人本思想。
周朝的文化成就也影响深远。《诗经》记录了民风民俗，《周礼》规范了社会秩序，《易经》启发了哲学思考。青铜器铭文记载了历史事件，反映了周人的价值观。分封制虽在东周瓦解，但为后世提供了治理模板，如汉初的郡国并行制。
商朝灭亡后，中国进入所谓“无神期”，主要源于周朝对宗教体系的深刻改革。周人以“天命”取代商朝的“帝”，将统治合法性从神灵的直接干预转向道德表现。占卜和人牲祭祀的减少，礼乐制度的推广，使社会秩序从依赖神意转向以人为本。这种转变不仅改变了周朝的社会面貌，也为儒家、道家等哲学思想的兴起奠定了基础。
尽管“无神期”并非完全无神，但神灵在政治和社会生活中的角色显著弱化，标志着中国文化从神本向人本的跨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