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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世纪】第 104 篇文章

就在托马斯·杨因认知偏差停滞不前时，一位法国学者接过了破译的接力棒，他就是让–弗朗索瓦·商博良，后来被尊为“埃及学之父”的人。与托马斯·杨的“全能天才”人设不同，商博良是个纯粹的“文科生”，毕生精力都集中在历史学与语言学领域，尤其对古代近东语言有着近乎痴迷的热爱。如果说托马斯·杨是百科全书，那商博良就是古语言词典，他或许不会制造望远镜，不会计算光的波长，但在解读古代文字方面，他有着无人能及的天赋。

1790年12月23日，商博良出生在法国南部的菲雅克镇，恰逢法国大革命爆发。他的童年远不如托马斯·杨顺遂，父亲是个小书商，家境贫寒，他还因体弱多病，直到7岁才开始读书。但商博良对语言的敏感度似乎是天生的，10岁时，他在哥哥让–雅克·商博良的影响下开始学习拉丁语和希腊语，仅用半年就能阅读古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的《历史》原著；12岁时，他偶然看到哥哥收藏的《埃及描述》，从此对古埃及文明产生了浓厚兴趣，立志“读懂那些刻在石头上的神秘文字”；14岁时，他掌握了阿拉伯语、波斯语、叙利亚语、梵语等东方语言，还能读懂古代两河流域的楔形文字片段；16岁时，他进入格勒诺布尔大学学习，撰写了一篇关于古埃及历法的论文，他通过分析古埃及神庙铭文上的日期记录，精准计算出古埃及人如何通过尼罗河泛滥周期（每365天泛滥一次）制定“太阳历”，这一成果震惊了当时的学术界，连法国科学院的院士都称赞他“拥有超越年龄的历史洞察力”。

与托马斯·杨不同，商博良没有巨额遗产支撑，他的学术之路充满艰辛。大学毕业后，他靠担任语言教师维持生计，白天给学生教授拉丁语和希腊语，晚上就躲在狭小的出租屋里研究古埃及文字。出租屋没有取暖设备，冬天时他只能裹着毯子，就着微弱的油灯查阅资料。为了节省开支，他常常一天只吃两顿面包。

幸运的是，尽管罗塞塔石碑被英国夺走，但拿破仑的“埃及学院”早已制作了石碑的拓片，这些拓片在法国学者间流传，商博良通过哥哥的关系，获得了一份清晰的拓片复制品。从1822年开始，他几乎将所有业余时间都投入到罗塞塔石碑的研究中，常常为了一个符号的解读彻夜不眠，有时甚至会在梦中突然想到某个符号的含义，立刻爬起来记录在纸上。

商博良的突破，始于对古埃及文字本质的重新认知。当时包括托马斯·杨在内的大多数学者，都认为古埃及象形文字是表意文字，比如画一条鱼就代表“鱼”，画一只鸟就代表“鸟”。但商博良通过研究科普特语（他精通这门语言，甚至能说一口流利的科普特语），发现了一个关键线索，科普特语是古埃及语的最后一种形式，其中保留了大量古埃及语的词汇和发音。他猜测，古埃及文字可能并非纯粹的表意文字，而是表音文字，那些看似复杂的图形符号，其实像英语字母一样，代表的是声音（音节或辅音），通过组合这些符号，可以拼写任何词汇。比如，一个类似“鹰”的符号，可能不代表“鹰”，而是代表古埃及语中“鹰”的发音（类似“a”），就像英语中“bee”（蜜蜂）代表“b”的发音一样。

为了验证这个猜想，商博良借鉴了托马斯·杨已破译的“托勒密”和“克利奥帕特拉”的符号组，进一步扩大对比范围。他找到另一块刻有“拉美西斯二世”名字的石碑，将其圣书体符号与科普特语中“拉美西斯”的发音（科普特语：ⲣⲁⲙⲥⲉⲥ，读作“Ramses”）对应起来，发现符号的组合规律完全符合表音逻辑。比如，圣书体中“拉美西斯”的符号组，分别对应“R”“A”“M”“S”“E”“S”等音节，其中一个类似“嘴”的符号代表“R”，一个类似“水波”的符号代表“M”，与科普特语的发音完全一致。这一发现让他确信：古埃及文字是表音文字，破解其关键在于找到符号与发音的对应关系，而不是纠结于符号的图形含义。

接下来的两年里，商博良像抽丝剥茧一样，逐步破译更多符号。他首先确认了12个圣书体音节符号的含义，然后以此为基础，解读石碑上的完整句子。比如，他通过古希腊文“为托勒密国王祈福，愿他的统治永恒”的句子，对应圣书体部分的符号，成功破译出“国王”、“祈福”、“永恒”等词汇的拼写方式。

他还发现，古埃及文字中存在“限定符”，即在一组表音符号的末尾加上一个表意符号，用来提示这个词的类别，比如在“国王”的表音符号后加上“人”的符号，在“尼罗河”的表音符号后加上“河流”的符号。到1824年，他已经破译了几乎全部450多个常用圣书体符号，还整理出了古埃及文字的语法规则。1824年，他出版了《古埃及象形文字语法》一书，系统阐述了自己的破译成果，书中附带的“圣书体符号对照表”，成为当时学者研究古埃及文字的必备工具，彻底打开了古埃及文字的大门。

当托马斯·杨看到商博良的研究成果时，却陷入了不满与争执。他在给朋友的信中写道：“那个法国人（指商博良）的工作，不过是在我发现的基础上继续罢了，他理应在著作中提及我的贡献。”1826年，托马斯·杨在英国皇家学会发表演讲，公开宣称商博良的破译方法“源自自己的启发”。但商博良却在《古埃及象形文字语法》的第二版序言中回应：“我的核心发现——古埃及文字是表音文字，是独立研究的结果，与托马斯·杨先生的工作无关。我破译了450多个符号，而托马斯·杨先生只破译了13个，两者的贡献不可同日而语。”更重要的是，商博良指出，托马斯·杨不懂科普特语，即便继续研究，也无法突破“表意文字”的认知误区，根本不可能完成完整破译，毕竟科普特语是连接古埃及文字与现代语言的桥梁，没有它，就无法确定符号的正确发音。这场争执持续了很久，直到两人去世都未能完全和解，但后世学者普遍认为，两人的工作是相辅相成的，托马斯·杨找到了钥匙孔，商博良则拿出了钥匙。

商博良的破译成果，对人类文明史的意义不言而喻。在此之前，古埃及文明就像“被蒙上双眼的巨人”，人们能看到金字塔、狮身人面像、卢克索神庙等宏伟建筑，却无法读懂刻在上面的文字，无法了解古埃及人的历史、宗教、生活。比如，人们知道图坦卡蒙是一位法老，却不知道他在位时进行了哪些改革，知道尼罗河对古埃及很重要，却不知道古埃及人如何通过文字记录尼罗河的泛滥规律。

而商博良的工作，让古埃及的文献、铭文得以解读，学者们通过破译的“罗塞塔石碑”，了解到托勒密王朝的政治制度和法律条文；通过“死者之书”上的文字，还原了古埃及人的丧葬习俗和对来世的信仰；通过“卡纳克神庙铭文”，解读了古埃及人的神祇信仰和创世神话；甚至通过普通工匠的墓碑文字，了解到古埃及底层人的日常生活。比如一位叫“梅勒”的工匠，在墓碑上写道：“我一生建造了三座神庙，养活了五个孩子，从未做过坏事。”可以说，没有商博良的破译，古埃及文明在世界史中会是残缺不全的，甚至可能被简化为一堆石头建筑，而不是一个有血有肉、有文字记载的伟大文明。

遗憾的是，这位“埃及学之父”的生命却十分短暂。长期的过度劳累损害了他的健康，1832年，41岁的商博良在巴黎因中风去世，当时他还在准备前往埃及进行实地考古，他原本计划亲自考察卢克索神庙和帝王谷，验证自己的破译成果。法国政府为他举行了隆重的葬礼，巴黎综合工科学校的学生们抬着他的灵柩，灵柩上覆盖着一面绘有古埃及圣书体的旗帜，上面写着“为文明而生，为文明而死”。而托马斯·杨则在1829年去世，享年56岁，去世前他仍在修订自己编写的《埃及字典》，试图完善自己的研究成果。他的墓碑上刻着两行字“光的波动说的证明者，古埃及文字的开拓者”，概括了他一生的两大贡献。

简而言之，商博良坚持不懈的钻研，让沉睡千年的古埃及文字重获新生。正如商博良在日记中所写：“这些古老的符号，不是冰冷的石头刻痕，而是古埃及人留给我们的对话密码。读懂它们，我们才能真正听懂文明的声音，才能让那些逝去的时代，重新活在我们的记忆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