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白鹅墓地位于山西省运城市垣曲县英言镇北白鹅村东，地处太行八陉之第一陉——轵关陉附近。北依王屋山，南临黄河天险，东南方向距周代东都洛阳约70余公里，西北方向距晋国都城约100公里。这一区域处在连接晋南与中原核心区的要道上，它的发现对于深入理解黄河流域早期文明的发展脉络，特别是晋南地区在整个中原文明化进程中的地位和作用，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不仅丰富了我们对周代历史文化的认知，也为探索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过程增添了新的实证材料。
墓地的发现颇具戏剧性，最初是因盗掘活动而暴露。截至2024年的资料，已勘探出墓葬217座，车马坑5座，陶窑2座。大型墓葬集中分布于墓地东南部，有大型车马坑陪葬，且车马坑中的马坑与车坑分开埋葬，显示出较高的等级。关于墓地的时代，根据出土器物形制、组合以及铭文内容综合判断，其主体遗存的时代为两周之际，主要是春秋早期。
珍奇瑰宝：北白鹅出土文物精粹
北白鹅墓地出土的文物不仅数量众多，而且不乏制作精良、内涵丰富的珍品。这些瑰宝为我们生动再现了两周之际贵族的生活图景、礼仪制度和审美情趣。
青铜器是北白鹅墓地出土文物中最引人注目的部分，种类齐全，包括食器（鼎、簋、鬲、甗、盨）、酒器（壶、爵）、水器（盘、盉、匜）以及乐器钟等。这些青铜礼器的组合和数量，严格遵循当时的礼制规定，是墓主人身份等级和社会地位的直接体现。
从制作工艺和纹饰风格来看，北白鹅出土的青铜器具有春秋早期的一些典型特征。有学者指出，其器物形制和纹饰运用等方面，与著名的三门峡虢国墓地和陕西韩城梁带村芮国墓地出土的铜器有不少相似之处，这为墓地的断代以及区域间的文化联系提供了佐证。
铜壶：在M1出土的一件铜壶中，发现了液体残留物。经过科学检测，其中含有乙醇、乙酸、酒石酸、丁香酸等多种有机酸以及酯类、醇类和糖类成分，表明这是距今2700多年的果酒遗存。这一发现填补了先秦时期果酒研究的空白。
北白鹅墓地出土的一个虎纹青铜双耳罐非常具有西北游牧文化风格，从考古发现看，戎狄与华夏文化融合早已开始，周人自述“自窜于戎狄之间”，或许周人本身就曾经是戎狄的一部分。两周时期华夏族群与戎狄族群的互动交融是“多元一体”中华民族历史发展过程的典型例证，北白鹅墓地出土铜罐就是两周时期戎狄与华夏文化交流、族群融合的历史见证之一。
虎纹青铜罐：这件铜罐或许间接来自遥远的西北地区，也或许就直接来自垣曲盆地一带，因为文献记载垣曲盆地一带除了有大名鼎鼎的东山皋落氏，还有“草中之戎”与“丽土之狄”等戎狄部落。
除了庄重的礼器，北白鹅墓地还出土了一些反映贵族日常生活的精致器物。
铜盒：共出土7件，其中M6一座墓就出土了5件，包括车型盒和长方体盒。这些铜盒制作考究，小巧精致。通过科技考古分析，在铜盒残留物中发现了朱砂、动物油脂及雪松、紫苏等植物精油成分，推测其为古代女性用于妆饰面容的化妆品。这一发现为了解周代贵族女性的梳妆生活提供了生动的实物证据。
金器：北白鹅墓地出土的金器虽数量不多，但颇具特色。其中最为人津津乐道的是5件猫爪形金饰，造型独特，工艺精湛，反映了当时金银器制作的水平和审美趣味。
玉器、石器：墓地还出土了相当数量的玉器和石器。玉器种类包括玉璧、玉璜、玉琀、玉佩饰等，质地温润，雕琢细致。石器则有石磬等。这些器物不仅是财富的象征，也与当时的礼仪和信仰体系密切相关。
在北白鹅墓地的考古发掘中，一个重要的发现是大量席状编织物的残留。这些编织物常常附着在随葬青铜器的表面，厚度不足1毫米，但仍可观察到清晰的编织纹路。青铜器在埋藏过程中释放的铜离子形成的抑菌微环境，为这些有机质文物的保存创造了条件。
通过纤维显微观察、植硅体分析和液相色谱质谱联用等科技考古手段，考古人员确认北白鹅墓地M1020青铜簋附着的席状物生物来源为芦苇。结合《礼记·丧大记》等文献记载及现场考古证据，推断这些芦苇席在丧葬仪式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位于椁盖板下、棺盖板上的被称为“抗席”，而位于墓主身下、棺底板下的则为“卧席”。这一发现不仅证实了文献记载，也深化了对春秋早期丧葬用席制度的认识。
铜器铭文：探寻墓主身份与族属之谜
带铭文铜器是北白鹅考古发现的重中之重。截至目前，已公布发现近50件套带有铭文的铜器，铭文内容共计10余篇，字数可观。这些铭文是解读墓主人身份、族属、婚姻关系、历史事件的关键钥匙。
“虢季为燕姬媵甗”：这件M3出土铜甗的铭文，记载了虢国的“虢季”将其女儿“燕姬”嫁到匽（燕）国的事实，虢季生活的时代约为春秋早期，这不仅是周代贵族间联姻的直接证据，也进一步强化了北白鹅墓地与燕国的联系，并为墓葬的年代提供了参照。
（匽姬甗）
“夺”与成周讼事：M3出土的“夺簋”铭文长达94字，记载了周王任命一个名为“夺”的官员掌管成周地区的诉讼事务以及监督“殷八师”等内容。这篇铭文对于研究周王室在东都的统治、法律制度以及对殷遗民的管理具有重要价值。
（“夺簋”）
“太保匽仲”、“燕太子”、“匽姬”等铭文的出现，使发掘者和多数早期研究者将其与西周初年的重臣召公奭（被封于燕，其家族世袭太保、太师等职）联系起来。他们认为“匽”通“燕”，北白鹅墓地的主人可能是召公家族的一个分支，即“太保匽仲”一支。该家族在西周覆灭、平王东迁后，可能也随之东迁，并在成周王畿之内（今垣曲一带）获得了采邑，因此在此地留下了这片高等级贵族墓葬群。“匽”被认为是“燕”的另一种写法或早期写法，指代召公所封的燕国。但是有的大墓的形制又和姬姓周人的习俗不符，有的有腰坑殉狗，一座墓填土中还发现有殉人，腰坑殉狗、殉人都是商遗民的习俗。
部分铜器铭文末尾的“華”字族徽又指向一个与召公家族不同的族属。北京大学的韩巍教授根据部分铜器铭文末尾出现的“華”字族徽，以及对相关铜器铭文的考证认为，“華”字族徽与西周晚期著名的大克鼎主人——膳夫克所属的“华氏”家族相同。膳夫克家族的铜器铭文显示其并非姬姓，而可能是姞姓，北白鹅墓地的主人可能与姬姓的召公家族和北燕国无关，而应是膳夫克所属的华氏家族的后裔，这个家族在西周末年随平王东迁至成周附近。
这场关于族属的讨论仍在进行中。各种观点都有依据，但也存在尚需进一步解释的疑点。这些问题的厘清，有待更多考古材料的公布和更深入的多学科研究。
地下考古方舱：科技赋能考古新发现
北白鹅墓地的考古工作不仅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其在科技考古应用方面的探索和创新也同样令人瞩目。为了最大限度地保护重要遗迹和提取文物信息，山西省考古研究院在北白鹅墓地的大型墓葬（如M1018、M1020）发掘中，创新性地建设并使用了“地下考古方舱”。这种在墓葬原位搭建的实验室考古环境，将实验室的部分功能前移至考古现场，实现了边发掘、边保护、边研究的理想模式。方舱具有恒温恒湿保护功能，为珍贵且脆弱的文物，尤其是有机质遗存提供了稳定的保存环境，减缓其出土后的劣化速度。
地下考古方舱配备了先进的技术设备，包括：环境检测与控制系统；全过程视频影像记录与展示系统；全自动三维数据采集系统；无接触发掘清理系统等，这些设备的运用，极大地提升了考古发掘的精细化和科学化水平。现代科技手段的介入，使得考古学家能够更精细、更全面地提取和解读历史信息，它不仅显著提升了考古发掘的科学性和精细化水平，使得考古工作从“寻宝”式的发掘转变为系统性的信息提取，而且最大限度地提取和保护了珍贵的文物信息，为真正实现“透物见人”，更全面、更生动地复原古代社会生活提供了可能。
北白鹅墓地的主体年代正处于西周落幕、东周开启，即所谓“两周之际”的春秋早期。这一时期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剧烈动荡与深刻变革的时代。周平王东迁洛邑后，王室权威衰落，诸侯崛起争霸，礼崩乐坏之势渐显。北白鹅墓地的材料，为我们研究这一关键转折时期的政治格局变迁、社会结构调整以及权力中心的转移提供了宝贵的实物证据。
墓地毗邻东周王畿，使其成为观察周王室与周边诸侯，特别是与新兴的晋国关系的绝佳窗口。出土的铭文和器物，有助于揭示晋南地区在两周时期的战略地位、文化面貌以及其在中央王朝政治版图中的角色，同时也深化了学界对周代采邑制度，特别是畿内采邑的具体运作模式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