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日军铁蹄踏碎北平街巷的年头，城里人几乎都不知道明天是什么样的。有些变化肉眼看得见，有些却像阴影一样缠在每个人后背。不少人对那段伪北京市政府时期总爱骂一句“汉奸”，其实那帮人做的事，远不是贪污受贿这么简单，那些制度设计的深层恶意，也许至今还没能完全说清！当时，日本人制定的淫化政策直接把北京推入黑暗深渊。
最早推行卖淫合法化时，伪政权还专门组织了一套审批流程。女人如果愿意，只要身体健康，交几块钱、几张照片，轻易拿到执照。标准宽松到可谓放任自流。只要有人报名，“健康”、有照片都行。这种随意之举有没有给社会带来什么好影响？看事实，也许会让人心头发冷。
1935年，北京一等乐户每月只交三十几块捐税，最低档四块。到1944年，物价涨了几十倍，乐户捐却变化不大。这意思很清楚——谁都能卖，政权就能收钱！有的人卖不动，政策就允许直接免检验费。相关行业的税率也有“照顾”，别的营生税收加倍，妓捐等只增四分之一。说到底，就是想让产业膨胀，反正是卖钱嘛。想做暗娼只需缴罚金，警局也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毒品泛滥更助推了这一产业。1942年，北京吸毒者已突破25万。毒品贵，穷人买不起，很多人靠出卖身体才能维持毒品消耗。女人尤其惨，不仅失去家园亲人，还受到各类冲击，她们几乎没有其他选择。乞丐收容所收留的女性少得可怜，很多就这样被推到风尘之路。伪政权连这些救济都不愿意，暗地里的残酷比表面政策更深。
这些措施组合起来，目的只有一个——把性交易产业做大做强，税收当然水涨船高。到1940年代，乐户妓捐占总税收四分之一，北平市政只有靠这个才能续命。伪政权一边收钱，一边纵容社会堕落，谁敢问一句“为什么允许这样做”？没有人能回答！这座城慢慢吞噬了底层人的尊严和生存。
而卖方市场膨胀的同时，买方市场也在扩张。有钱的新贵和依靠日本发迹的富商，撑起了性交易的大盘。日资工业在北京占七成以上，钱和女人一起流动，形成了畸形繁荣的市场。政权还用各种传媒、电影、报刊拼命鼓吹色情，意在麻痹民众，文化圈也有人用包装卖戏挣钱。八大胡同成为“温柔乡”，这词甚至当年报纸直接拿出来赞美。从根本上，看得出他们是希望人民彻底忘掉民族恨，把整个社会变成消费场。
伪政权对娼妓业的管理手段也分阶段：前期全面放开，后期“人道”一点，但实质没有变——控制，只是变着花样。成文的法律、行规，还有大量没有文件的口头命令。为什么不敢写明？只因这事太见不得人。靠非成文命令灵活操控，既能随时变通，也避免民愤，警局随时“抄单行事”，谁敢质问？没人能接茬。其实大家心里都清楚那是犯罪，但为了钱，为了利，谁还在乎道德！妓院也被允许用各种方式吸血榨取女人，外面是“法制”，里面是勾结。
娼妓业的产业化极快。日伪财政捉襟见肘，却靠着妓院维持收入。1941到1943年，光娼妓行业的捐税将近一千万，占财政四分之一。妓院也在全市疯涨，统计数字吓人，伪报到后来干脆回避，连公开都不方便。美国魏斐德早在1937年就统计，北京每250~260人里就有一个娼妓，到1941年情况更惨烈。城市人口约200万，妓女七千人。后期更是破万。抗战结束后，政府希望压缩到3500人以内，可哪里那么容易？
娼妓的来源，早就多元化。除了本地女人，还有大批日籍、韩籍、朝鲜女性。慰安妇、普通妓女混在旅馆、毒品店，甚至娱乐场所。国内沦陷区的妇女也不断流入，为了活下去，出卖身体成为奔波的最后选择。1938年八个月，进京的女性超过十万人。她们谁愿意走这条路？恐怕没人愿意，只是没办法。十四岁的少女就被卖到妓院做生意，不到成年就已经被摧残得面目全非，查下1947年销捐女招待平均年龄才21岁，低至14岁。她们很多已经七八年都在卖命，不知道还有什么能救回她们的生活。
行业泛化也明显。过去只在妓院，现在球社、娱乐场、甚至公寓全成了卖淫场所。调查统计显示，妓女来自天津、河北、河南等各地，只有不到两成是北京本地人。这么看，沦陷期的北京已是全国“风尘女子”的大熔炉。贫穷、灾荒，频繁的战事，成了恶性扩张的推力。比如集宁大灾害之后，饿死两千人，出卖者超过四千。晋察冀抗战八年，被杀五十万人，灾民两千万。日本人的肆虐，把生存逼到了绝境。卖淫变成妇女能挣钱养命的唯一办法。
不仅如此，疾病也在妓女群体中疯传。北平市1946年对1631名妓女调查，淋病患者接近六成，梅毒高于七成。社会风气急转直下，公然“笑贫不笑娼”。传统廉耻观念全然消失。街头巷尾的人，只剩下活着的本能。原先北京警察因崇尚清廉被称为“模范”，现在却成了犯罪、腐化的温床。卖官鬻爵，吃喝嫖赌，如果不行贿几乎做不了事。抗战结束后，蒋介石痛斥平津党政军腐败，没什么好辩解。
淫化政策，最终成为日伪政权的“强身剂”。日本打了多年仗，国力拉胯，收入急需补血。卖淫业和毒品业收入都给了政权续命的机会。1941年，北京市正项收入中乐户捐有近13%，乐户妓捐几近一千万。日伪自夸“税收正轨”，其实就是靠贩毒贩色，人命却被榨干。与此同时，淫化政策分化、瓦解民心。日本人甚至把中国人分成“敌视阶级、思想阶级、无识阶级”，想用消费和堕落消解反抗。妓院本身也成了慰安所，直接为日军服务。这种赤裸裸的奴役，把女人变成了统治工具。
有意思的是，有些报刊甚至歌颂八大胡同的“繁荣”是“进步”，但也有人私下认为这些行为不会带来好处。争议一直在，究竟是钱重要，还是民族道德重要？很多人其实心里摇摆不定。有人坚信“卖的越多，政府越有钱”，也有人悄声说“这些女人太可怜了”。观点反复游移，没人敢完全做主。
但也不是所有东西都是坏的。某种程度上，卖淫产业确实为一些底层人救急，也能缓解局部财政压力。可是话说回来，社会代价要怎么算？看1940年代妓院疾疫流行，多少底层家庭彻底陷入万劫不复。那些管妓的警察，有人趁机发财。生意膨胀，病患同样跟着暴涨。产业化带来的税收，其实不过是把无数人的痛苦收入账本。到底是救了谁？
日军在北平推行的淫化政策，其实远比表面淫乱、腐化来得复杂。它既是掠夺手段，也是统治的分化工具。社会风气彻底变了，历史的裂痕一代人都缝不住。卖淫合法化、政策产业化，甚至有那么一瞬间，让人觉得“这钱也不是不能赚”。但再一细想，又觉得整个城市都黯淡下去了。
这样的历史，不能只拿数据、条框来衡量。那些消弭了道德底线的制度安排，留给城市的，可能不是暂时的繁荣，而是一代人的心灵创伤。至于后来的政策是否有效压缩妓女数量？其实没人敢保证。日伪时代的痕迹，在风里，墙上，街巷里，还在。写到这里，不禁多了几分犹豫，历史到底该怎么讲，谁又能说清？一切都留在了那段岁月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