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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要读懂韩愈、柳宗元、刘禹锡这三位唐代巨星交织的一生，不妨先聆听他们在命运十字路口发出的三声穿越千年的震撼回响。那不是寻常诗句，而是用生命写就的宣言，是刻入骨髓的性情独白。 

第一声：【怒剑出鞘】韩愈的 “刚” 

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贬潮阳路八千。

欲为圣明除弊事，肯将衰朽惜残年！

白话直解：

清晨，我刚将劝诫皇帝摒弃佛骨迷信的奏章呈送九重宫阙，傍晚，贬谪的圣旨便骤然降临 —— 将我发配到八千里外的潮州。我一心只为圣明天子革除弊政，又怎会顾惜这副衰朽老骨与所剩无几的年岁！

性情解码：

这是韩愈五十二岁时，因犯颜直谏迎佛骨之事被贬潮州，行至风雪蓝关时的仰天狂啸。“朝奏夕贬” 四字，道尽政坛翻覆的险恶与刚烈谏言的沉重代价。面对不公与重创，他没有丝毫悔憾与哀怜，唯有 “肯将衰朽惜残年” 的决绝 —— 一个 “肯” 字，如断金裂石，尽显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的孤勇，是儒家 “知其不可而为之” 的卫道精神最悲壮的践行。他的生命底色，是宁折不弯的 “钢”。 

第二声：【孤舟独钓】柳宗元的 “洁” 

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

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

白话直解：

千山万岭间，飞鸟绝迹；纵横道路上，人踪全无。唯有冰封江面上，一叶孤舟漂泊，一位身披蓑衣、头戴斗笠的老翁，在漫天风雪、寒彻骨髓的江心默然垂钓。

性情解码：

这首作于永州贬所的《江雪》，是柳宗元为自己绘就的精神肖像。“绝” 与 “灭” 勾勒出的绝对孤寂，既是他被贬后政治环境的冷酷写照，更是内心孤愤的投射。而在这死寂宇宙的核心，“独钓” 的渔翁却迸发着惊人的精神力量 —— 他钓的从非游鱼，而是与世隔绝的坚守，是对抗浊世的孤高，是 “举世皆浊我独清” 的绝对清白。这是不与世俗同流的高度内化的 “洁” 与 “傲”，他的生命姿态，是遗世独立的 “雪”。

第三声：【笑看风云】刘禹锡的 “达” 

巴山楚水凄凉地，二十三年弃置身。

怀旧空吟闻笛赋，到乡翻似烂柯人。

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

今日听君歌一曲，暂凭杯酒长精神。

白话直解：

沉没的破船旁，千艘帆船正浩浩荡荡驶过；枯朽的病树前，万木争荣已铺就漫天春光。性情解码：这是刘禹锡历经二十三年贬谪生涯，终被召回洛阳，在扬州与白居易重逢时写下的千古绝唱。白居易赠诗满含同情感伤，他的回赠却如金石铿锵，一扫暮气。他坦然以 “沉舟”“病树” 自比，直面个人的困顿与衰朽，目光却早已跃升至更宏阔的时空 —— 个人的不幸，终究挡不住历史洪流与生命新生。“千帆过”“万木春” 的壮阔图景，藏着洞悉世事规律后的豁达与超越，不是盲目的乐观，而是《易》理 “生生不息” 的生命智慧。他的生命底色，是蓬勃不灭的 “春”。

当这三声回响交织共鸣：韩愈的 “刚”，铸就了士大夫不妥协的脊梁；柳宗元的 “雪”，淬炼出不容玷污的魂魄；刘禹锡的 “春”，孕育了永不枯竭的生机。 他们用诗歌为灵魂立碑，而长达三十余年的生死交谊，正是在这三股截然不同却又相互激荡的生命力量碰撞中，谱写出中唐最悲壮、最深情、也最富哲理的一曲长歌。 

那么，这三股截然不同的力量，是如何在长安的御史台初逢，在永贞革新的风暴中碰撞，又在二十余年的贬谪岁月里相互滋养与守望的呢？让我们翻开历史的下一页…… 

在中唐政坛与文坛的激荡岁月里，韩愈、柳宗元、刘禹锡三颗巨星轨迹交汇，恰似夜空中璀璨的三曜同辉。他们以同僚之谊为始，以文学革新为契，在永贞革新的政治漩涡中淬炼出金石般的生死情谊。这段横跨三十余年的交往，既见证了中唐藩镇割据、宦官专权的诡谲风云，更在俱文珍、武元衡、李逢吉等权贵倾轧的夹缝中，绽放出人性的永恒光辉。 

三人的生命轨迹与精神坚守，既镌刻着文人风骨与政治理想，更沉淀着《周易》“生生不息” 的生命智慧。在贬谪流离、瘴疠侵袭的逆境中，他们以迥异的姿态回应命运挑战：韩愈 “执剑问天” 的刚直抗争、柳宗元 “独钓寒江” 的孤高坚守、刘禹锡 “笑看风云” 的通透圆融，恰构成三种典型的生命范式。

《周易》“变动不居，周流六虚” 的哲学体系，其 “变易 – 简易 – 不易” 三维框架（“变易” 为世事流转，“简易” 为心境通透，“不易” 为初心坚守）与 “三陈九卦” 修养体系（以履、谦、恒等卦象为修身准则），为解读三人生命智慧提供了核心密钥。将他们置于中唐士大夫应对危机的 “模式光谱” 中，与白居易 “中隐调和”、裴度 “事功弥合” 等类型形成对照，更能凸显其独特价值。

本文通过梳理三人交往脉络，结合中唐历史语境、《易》理哲学及身体史、生活史的微观视角，探析其生命智慧中的养生内核，将抽象智慧还原为具体生存实践，为当代人在逆境中实现身心平衡提供历史镜鉴。 

1.贞元年间：御史台初聚，文坛意气相投 

贞元十八年至十九年（802-803 年），三位才俊在御史台的相遇，绝非偶然的人事聚合，而是中唐革新思潮与文学革新诉求的必然交汇。据《旧唐书》《新唐书》相关传记记载，韩愈、柳宗元、刘禹锡于此间先后出任监察御史或监察御史里行，层级相近、职责相关，为日常交往奠定了制度基础。彼时三人正值盛年：韩愈三十六岁，已凭《原道》《原毁》确立 “文以载道” 的核心主张，其坚守的儒家道统恰是《易》之 “不易” 之理；刘、柳皆三十出头，刘禹锡以《华山歌》名噪一时，柳宗元则凭《封建论》初显政论锋芒。 据韩愈《柳子厚墓志铭》追忆，三人的交往远不止公务应酬，而是深度的思想共鸣与文学共创。《唐摭言》卷七载：“韩文公与柳子厚、刘梦得友善，每赴宴，必命同席。论政论文，通宵达旦，时人谓之’三贤会’。” 

他们常于御史台值宿时纵论时政，针砭宦官霍仙鸣、窦文场专权之弊。某次值宿，韩愈拍案怒斥：“宦官窃弄权柄，视朝廷法度如无物，长此以往，国将不国！” 柳宗元抚案应和：“韩兄所言极是，我辈身为监察，当以笔为剑，戳破奸佞伎俩。” 刘禹锡则沉吟道：“硬撼恐难持久，当寻机借力，徐徐图之，《易》云’与时偕行’，正是此理。” 三人各抒己见，政见虽略有差异，却更添相知之情。 

长安崇仁坊的 “醉仙楼” 是三人常聚之地，他们在此摒弃六朝骈俪浮风，倡导 “文以明道” 的文学革新。韩愈曾举盏而言：“近日读六朝文，浮华无物，如空中楼阁，我辈当矫此弊，使文章载道、经世致用！” 刘禹锡笑应：“韩兄笔力雄健，如雷霆万钧，正可破此积弊；子厚文思深邃，如幽谷清泉，能涤荡文坛浊气。” 柳宗元摇头道：“梦得过誉，我等三人，韩兄为骨，梦得为脉，我为血肉，当同心协力，方可行文道于天下。” 

《唐诗纪事》卷三十五载，刘、柳本是贞元九年同科进士，“二人初遇韩兄，便觉相见恨晚，常抵足夜谈，论古今文章得失”。韩愈在《与冯宿论文书》中亦坦言对二人的推崇，足见彼此契合之深。 这段初聚时光里，三人常结伴出游、诗文唱和。春日曲江池畔，韩愈即兴吟出 “东风吹开花千树，独酌一杯思故人”，柳宗元随即和韵 “曲江流水映晴霞，同游挚友话桑麻”，刘禹锡补句 “莫叹春光易抛掷，文坛革新待新芽”，三首诗合璧一时传为佳话。

《唐国史补》中更有 “三彩评文” 的趣闻：“韩、柳、刘三人，每得妙文，必相互传观，圈点批注。愈喜用朱笔，子厚爱用墨笔，梦得则以青笔补注。” 这些日常互动中，三人已显露出各自的《易》理践行倾向：韩愈的 “卫道” 之志初显 “不易” 坚守，柳宗元的 “孤高” 之性暗合 “谦以制礼”（以谦逊坚守原则），刘禹锡的 “通达” 之姿已露 “简易” 端倪，为日后的情谊与生命路径分野埋下伏笔。 

韩愈在《赠刘禹锡、柳宗元》中写道：

同官尽才俊，偏善柳与刘。

高言励颓俗，雅志惊尘寰。

方期同赞道，携手破迷关。

诗中 “共赞道” 正是其 “不易” 道统观的早期表达，宋人方崧卿考证此诗为贞元十九年作于长安，可与史传记载相互印证。

柳宗元在《酬韶州裴曹长使君寄道州吕八大使因以见示二十韵》中追记这段交游：

宪府初收迹，丹墀共拜嘉。

分行参瑞兽，传点乱宫鸦。

执简宁循枉，持书每去邪。

清人何焯批注此诗 “盖指贞元十九年三人同任监察御史之事”，诗中 “执简”“持书” 等句既印证了御史台职责，也彰显了柳宗元 “谦以制礼” 的守正之志。 

安史之乱后的唐王朝，藩镇割据与宦官专权已成心腹大患。《资治通鉴・唐纪五十》载：“德宗晚年，猜忌大臣，宦官霍仙鸣、窦文场典禁兵，权倾朝野，诸将多附之。” 御史台作为监察重地，既是针砭时弊的前沿，也是政治斗争的漩涡。此时三人皆处顺境，身心状态俱佳，其交往模式与处世姿态暗合《易》理 “同人卦” 的 “君子以类族辨物” 之道（君子因志同道合而相聚）。

韩愈积极倡导文学革新，精神昂扬，尽显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的进取之力；刘、柳意气风发，满怀政治抱负，刘禹锡 “少年负志气，信道不从时” 的诗句正是心境写照。《唐国史补》卷中载：“韩、柳、刘在御史台，常宴集于曲江亭，论诗论文，未尝不夜分。三人皆年少气盛，不知忧惧，时人谓之’文章三剑客’。” 他们以诗文唱和、思想交流为精神滋养，形成良性的社交支持网络，为身心和谐奠定了坚实基础。 

2.永贞革新前后：政海波涌，疑窦与共鸣交织 

贞元二十年（804 年），韩愈因直言宫市之弊，得罪宦官集团，被贬阳山令。《资治通鉴・唐纪五十一》记载，韩愈行至江陵时，闻刘禹锡、柳宗元与王叔文交好，疑二人泄露其言，作《赴江陵途中寄赠王二十补阙李十一拾遗李二十六员外翰林三学士》，诗中 “或虑语言泄，传之落冤仇。二子不宜尔，将疑断还不” 的诗句，真实反映了当时的猜疑心态。其 “过刚则折” 的性格已初露端倪，在 “变易” 的政治情境中未能灵活调适，仍固守 “卫道” 的 “不易” 原则。 

贞元二十一年（805 年），顺宗即位，因中风失音无法理政，王叔文、王伾执掌朝政，柳宗元、刘禹锡成为 “永贞革新” 核心。二人分别出任礼部员外郎、屯田员外郎，推行削藩、抑宦、整顿吏治、废除宫市等新政，直击俱文珍等宦官集团和韦皋等藩镇势力的核心利益。某次新政议事会上，刘禹锡忧心忡忡地说：“俱文珍手握禁军，韦皋坐拥蜀地，此二人不除，新政难行。” 柳宗元回应：“我辈当速战速决，趁君心所向，推行新法，迟则生变。” 然而，俱文珍联合韦皋等人以 “顺宗久病” 为由逼宫，拥立太子李纯（宪宗）即位，革新仅百日便告终结，史称 “二王八司马事件”。《旧唐书・宪宗纪上》明确记载：“永贞元年八月，贬王伾为开州司马，王叔文为渝州司户，柳宗元为永州司马，刘禹锡为朗州司马。” 被贬消息传来，柳宗元在与刘禹锡告别时泪落：“梦得，我等一心为国，却落得如此下场，天道不公啊！” 刘禹锡强作镇定：“子厚莫悲，《易》云’穷则变，变则通’（困厄到极点便会转化，转化就能通达），今日贬谪，未必不是他日转机，你我当保重身体，以待来日。” 

刘禹锡贬谪途中经江陵，特意绕道拜访调任此地的韩愈，《唐才子传・刘禹锡传》载：“禹锡贬朗州，道经江陵，见韩愈，具言其事，愈疑始释，二人执手涕泣，和好如初。” 韩愈目睹友人遭遇，作《永贞行》寄慨，诗中 “湖波连天日相腾，蛮俗生梗瘴疠烝” 等句，既描绘了南方贬所的险恶环境，也蕴含对友人的深切关怀。 

刘禹锡在《韩十八侍御见示岳阳楼别窦司直诗》中写道：“伊余负微尚，夙昔惭知己。陋容昧俯仰，孤志无依倚。卫足不如葵，漏川空叹蚁。幸逢帝出震，授钺清东鄙。” 宋人蔡梦弼考证此诗为贞元二十一年作于江陵，诗中 “幸逢帝出震” 暗指顺宗即位，与 “永贞革新” 的时代背景相符，其 “昧俯仰” 的自陈既显孤高，也暗含对 “变易” 时局的懵懂。而韩愈日后在《左迁至蓝关示侄孙湘》中写下的 “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贬潮阳路八千。欲为圣明除弊事，肯将衰朽惜残年”，更映照出其刚直本性 —— 元和十四年，韩愈因反对宪宗迎奉佛骨被贬潮州，此时他秉持儒家卫道之 “德” 强势出击，与 “时位”（时代与境遇）形成激烈对抗，完美印证了 “过刚则折” 的生命困境。 

永贞革新的失败，本质是革新派与宦官、藩镇势力的权力博弈。顺宗内禅后，宪宗对革新派严厉清算，“二王八司马” 或贬或死，革新力量遭受毁灭性打击。这场政治风暴彻底改变了三人的命运轨迹，从长安意气同僚沦为天各一方的贬谪之人。突如其来的贬谪对三人身心造成首次重大冲击：韩愈虽未卷入核心清算，但贬谪途中的猜疑与悲愤已显情绪郁结之态；刘、柳从政治巅峰跌落谷底，既要面对长途跋涉的艰辛，又要承受理想破灭的心理落差，更需应对南方贬所的瘴疠环境（唐代永州、朗州属 “炎荒瘴疠之地”，《唐国史补》卷下载 “柳、刘二人赴贬所，行至半路，随从死者过半”）。 刘禹锡 “巴山楚水凄凉地，二十三年弃置身” 的诗句便是这段境遇的写照，他在给韩愈的信中坦言朗州生活的艰辛与对长安的思念；柳宗元则在《与李翰林建书》中倾诉：“永州穷僻，无友可语，唯与山水为伴，心中郁结，难以排遣。” 此时三人尚未形成成熟的逆境调适机制：韩愈的刚直、柳宗元的孤高已初露 “过刚易折” 的隐患，而刘禹锡在与韩愈释疑的过程中，已显露出通过沟通化解情绪的智慧，为日后 “简易” 通达的生命路径埋下伏笔。 

3. 元和年间：谪居岁月，诗文慰藉与身心调适 

元和元年（805 年）起，刘禹锡贬朗州、柳宗元贬永州，开始漫长的贬谪生涯。山川阻隔，书信成为彼此唯一的牵挂。《旧唐书・柳宗元传》载：“元和中，柳子厚贬永州司马，刘梦得贬朗州司马，二人隔江相望，书信往来不绝，凡数十百篇。” 刘禹锡深知柳宗元性格沉郁，特意写下 “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胜春朝。晴空一鹤排云上，便引诗情到碧霄。” 的昂扬诗句劝慰，而柳宗元在回信中仍难掩孤高之性，坦言 “见浊世横行，贤才遭贬，心中终难释怀”。他以《登柳州城楼寄漳汀封连四州刺史》寄赠刘禹锡等友人，将远谪孤寂、对朝政的愤懑融入 “江流曲似九回肠” 的愁绪中，其 “独钓寒江雪” 的孤高意象，实则是以静止姿态（不易）应对万变世界（变易），内心之 “简易” 未能达成，内外冲突剧烈。 

这段时期，政敌的打击如影随形。宰相武元衡因早年与王叔文集团有隙，屡屡阻断刘、柳的还京之路。《资治通鉴・唐纪五十四》载：“元和五年，宰相武元衡言于上曰：’刘禹锡、柳宗元等，昔为王叔文党羽，不宜召还。’上从之。” 消息传来，柳宗元悲愤不已，刘禹锡则回信安抚：“子厚莫急，武相专权终不能长久，我等当隐忍待机，保存实力，若自暴自弃，岂不遂了小人之意？” 

与此同时，韩愈的处境同样艰难，即便自身难保，仍在途中寄诗思念柳宗元，慨叹 “吾友柳子厚，其人艺且贤”。 面对南方肆虐的瘴疠，三人展现出截然不同的调适策略： 

· 刘禹锡主动适应环境，《唐摭言》卷十五载其在朗州食用蛤蟆清热解毒，并作诗劝韩愈尝试，还筑 “陋室” 读书赏竹，通过饮食改造与居住空间优化，完成对敌意环境的文化征服； 

· 韩愈在潮州贬所与僧人大颠交往，寻求精神慰藉与医药交流，其雄奇文风成为情感宣泄的重要疗法，《南山诗》《祭鳄鱼文》皆是以语言的力量感对抗现实压抑； 

· 柳宗元则构建 “愚溪” 诸景，每日垂钓、读书，通过对微小清冷景物的专注刻画，在意识中创造可控的纯净微观世界，以此取代无法掌控的外部宏观世界 —— 这是将《庄子》“凝神” 功夫用于心理调适的典型表现，但他在《与李翰林建书》中坦言，山水终究难解政治失意之忧，长期的情绪封闭使其陷入 “困以寡怨”（困厄中少怨怼）而未能 “巽以行权”（顺势而为）的困境。 

刘禹锡的《秋词二首・其一》“我言秋日胜春朝”，《唐诗纪事》载为元和二年作于朗州，以寄柳宗元劝其开怀，诗中昂扬基调与凄凉环境形成鲜明对比，体现了将个人境遇纳入宇宙规律的 “简易” 智慧。

而柳宗元的《江雪》“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宋人黄彻引《柳氏家传》称其 “以自写照，其孤高之志可见”，既印证了其性格，也反映了以静止 “不易” 应对 “变易” 世事的困境，其山水书写是对屈原 “香草美人” 比兴传统的空间化、内景化转换。 

宪宗朝虽有 “元和中兴” 之象，平定淮西等藩镇叛乱，但对革新派的猜忌始终未消，朝堂党争日益激烈。长期的贬谪与政治打压，使三人的养生路径逐渐分化，在《易》“三陈九卦” 的修养体系中清晰可见： 

· 刘禹锡深谙 “刚柔相推，变在其中矣”（刚柔相互作用，变化蕴含其中）的要义，构建起 “心态 – 饮食 – 情志 – 空间” 四位一体的养生体系，其《辨易九六论》主张 “顺时应变”； 

· 韩愈虽懂 “履以和行”（以谨慎调和行为）、“谦以制礼”（以谦逊规范言行），却在 “恒以一德”（坚守单一品德）上过于执拗，未能达 “巽以行权”，长期被负面情绪困扰； 

· 柳宗元的 “独善” 堪称 “谦” 德之极致，却因 “井以辨义”（如井水般坚守道义）而未能 “巽以行权”，困于忧患之中。  

三人此时的身心状态，已暗合日后的命运走向，在中唐士大夫应对危机的 “模式光谱” 中确立了各自位置：韩愈（刚直抗争型）、柳宗元（孤洁内守型）、刘禹锡（通达应变型）。 

4. 元和十年：玄都观诗案，再贬之殇与患难真情 

元和十年（815 年），被贬十年的刘、柳奉召回京。回京途中，二人相约谨言慎行，却未料刘禹锡游长安玄都观时，见桃花盛开触景生情，作《戏赠看花诸君子》。《旧唐书・刘禹锡传》载：“禹锡自朗州召还，游玄都观，作《戏赠看花诸君子》诗，其句云’玄都观里桃千树，尽是刘郎去后栽’，执政者恶之，以为讥讽时政。” 

新任宰相李逢吉与宦官王守澄勾结，趁机诬陷刘禹锡 “讥讽新贵、怨望朝廷”，触怒宪宗，贬刘禹锡为播州刺史，柳宗元为柳州刺史。 播州偏远险恶，瘴疠指数远超此前贬所，刘禹锡老母年事已高难以随行。得知消息，刘禹锡悲愤交加，柳宗元当即决断：“梦得，播州非人所居，你不可前往！我愿上书朝廷，以柳州易播州，我去播州，你去柳州。” 刘禹锡大惊劝阻，柳宗元却坚持：“我与你情同手足，岂能眼睁睁见你母子分离？我无老母牵挂，去播州无妨。” 

遂上书宪宗请求换贬，《新唐书・柳宗元传》载：“上不许，裴度亦为言，乃改贬禹锡连州刺史。” 衡阳分路时，二人执手泣别，互赠诗篇，观者无不流涕。 此时的刘禹锡虽再度被贬，但已能以相对收敛的姿态暂避锋芒，在连州任上勤政养民，以地方官之 “位” 行教化之 “德”，与地方民生所需（时）产生良性 “交感”（《易》理 “天人交感” 之意），故能 “吉无不利”。而柳宗元的身体状况因长期贬谪与南方湿热气候的侵蚀持续恶化，他在《与崔连州论石钟乳书》中自述 “柳州气候湿热，吾多疾，腰脚皆病，视力亦衰”，其 “重膇”（下肢水肿）、“昏眊”（视力模糊）等症状，是瘴气侵袭与情绪郁结共同作用的结果。 刘禹锡的《元和十年自朗州承召至京戏赠看花诸君子》，《资治通鉴》明确将其作为再度被贬的直接原因，宋人胡仔引《诗眼》云：“此诗以桃花喻新贵，寓意深刻，得罪权贵在所难免。” 

此次事件后，刘禹锡的调适策略更趋成熟。柳宗元的《衡阳与刘梦得分路赠别》“十年憔悴到秦京，谁料翻为岭外行。伏波故道风烟在，翁仲遗墟草树平。直以慵疏招物议，休将文字占时名。今朝不用临河别，垂泪千行便濯缨”，《唐才子传》称其 “悲怆感人”，诗中 “十年憔悴”“翻为岭外行” 等句既印证了贬谪经历，也流露了对 “变易” 世事的无力感，“慵疏” 之叹实则是孤高不群的委婉表达。

元和十年的朝中党争进入白热化阶段，李逢吉与王守澄勾结排斥异己，玄都观诗案并非单纯的文字狱，而是该集团向异己发出的政治警告。再度贬谪对三人身心造成更为严峻的考验，生命智慧的差异进一步显现： 

· 刘禹锡以《易》理 “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 为指导，主动学习创作《竹枝词》，与百姓同乐，打破 “社会孤立” 状态，拓展 “关系资本”； 

· 柳宗元的 “以柳易播” 之举彰显文人风骨，但身体状况持续恶化，虽坚守 “井以辨义” 的守正，却未能化解内心郁结，审美资本难以抵御身心双重耗损； 

· 韩愈此时虽已回朝，却仍在党争夹缝中艰难立足，刚直性格使其始终处于政治漩涡边缘，情绪波动剧烈，信念资本因缺乏弹性而持续承受压力。  

这场危机成为三人生命智慧的试金石，进一步拉大了他们在身心状态上的差距。 

5. 元和十四年：临终托孤，撰铭守诺 

柳宗元在柳州任上，虽身处逆境却坚守为官初心。《旧唐书・柳宗元传》载，他废除当地以男女质钱的陋习，出私钱赎回被没为奴婢的百姓，还兴办州学，教化百姓，推广中原文化 —— 这是 “井以养而不穷”（如井水滋养万物般普惠民生）的实践，将个人坚守转化为民生福祉。然而，长期的贬谪生活、南方湿热气候与肆虐的瘴疠，让他的身体每况愈下，元和十二年起便久病缠身。 

临终前，柳宗元自知时日无多，将两件要事托付给两位挚友。他强撑病体给韩愈写绝笔信，托付整理刊行自己的著述，愿思想得以流传后世；又给刘禹锡写托孤信，将六个年幼的儿子托付于他，望其收养教诲。这一托孤之举，既彰显了三人超越生死的情谊，也让韩愈的 “信念资本” 与刘禹锡的 “关系资本” 获得了具象化的承载。 

元和十四年（819 年）十一月，柳宗元在柳州溘然长逝，年仅四十七岁。刘禹锡在连州闻讯 “惊号大叫，如得狂病”，连夜写下《祭柳员外文》，立誓 “誓使周六、周七，同于己子”；远在潮州的韩愈得知噩耗，挥泪写下《祭柳子厚文》与《柳子厚墓志铭》，盛赞柳宗元的才华品格，承诺完成其遗愿。这些铭文后来成为后世研究柳宗元的核心文献，韩愈以文字践行承诺，其 “不平则鸣” 的文风转化为对友人精神遗产的传承，是信念资本的升华。 

刘禹锡在《祭柳员外文》中写道：“惊号大哭，如得狂病。良久问故，百哀攻中。唯君平昔，聪明绝人。今复何辜，早世为神。兄以疾废，我以谪迁。契阔十年，会合无由。敦诗说礼，衡门之下。有子六人，始弱未仕。君出我入，如相避然。生别之苦，已过中年。宁知此别，乃为终身。” 情真意切，足见其重诺守信。而柳宗元临终前作《与浩初上人同看山寄京华亲故》“海畔尖山似剑铓，秋来处处割愁肠。若为化得身千亿，散上峰头望故乡”，真实反映了思乡之情与孤绝心境，山水审美此时已难以化解深层郁结，印证了 “孤高者不寿” 的生命轨迹。 

柳宗元年仅四十七岁便溘然长逝，根本原因在于长期的身心双重消耗。《新唐书・柳宗元传》载：“子厚遭贬谪久，郁郁不得志，又染瘴毒，遂卒。” 政治理想的破灭与持续的政治打压造成严重的心理郁结，南方瘴疠环境与不良情绪相互作用，最终摧垮了他的身体，恰印证了《易》理 “否卦” 的警示 ——“否卦” 象征闭塞不通，一味固守 “贞正” 而不懂 “变通”，终将导致 “否极” 而不能 “泰来”（困厄到极点也无法转为顺遂）。 

此时韩愈已奉召回京，升任吏部侍郎，成为文坛盟主，但长期的情绪内耗已损害其健康。《旧唐书・韩愈传》载其 “晚年多病，元和十五年，卒，年五十七”，其刚直抗争的生命模式虽彰显儒家士人气节，却因缺乏 “巽以行权” 的智慧，未能实现身心平衡。

刘禹锡仍在连州贬所，虽未脱离困境，却已通过《易》理智慧实现了身心平衡。柳宗元的托孤，既是对挚友的无限信任，也是对时局的无奈抉择，而韩、刘二人的守诺，不仅彰显了中唐文人重义守信的高尚品格，更让刘禹锡在坚守承诺的过程中获得了精神寄托，对其身心健康具有重要意义。 

6. 晚年岁月：守诺重义，文脉承续与生命圆满 

长庆四年（824 年），韩愈病逝于长安，享年五十七岁。文坛顿失泰山北斗，也让刘禹锡独自承担起对两位亡友的全部承诺。这一责任成为其重要的精神支柱，构成了抗逆 “关系资本” 的核心。他一方面悉心抚育柳周六、柳周七，《新唐书・刘禹锡传》载：“禹锡收养柳子厚诸子，视如己出，教以读书治学，虽贬谪途中，未尝间断。” 

在辗转夔州、和州的贬谪岁月里，无论生活多么艰难，都坚持亲自教导孩子，某次柳周六问起父亲的坎坷境遇，刘禹锡教导他以父亲为榜样，做正直有担当之人。这种教导子弟的日常仪式，赋予了流放生活秩序感和意义感，对抗了贬谪导致的 “社会时间” 中断与 “生命意义” 空虚。 另一方面，刘禹锡耗费大量心血整理、编纂《柳河东集》。《旧唐书・刘禹锡传》载：“子厚卒后，其文稿散佚，禹锡搜集整理，历时十余年，成《柳河东集》三十卷，刊行于世。” 他四处寻访、搜集残篇，逐字逐句校勘，即便面对政敌皇甫镈等人的阻挠与流言，仍始终坚守，直言 “子厚文章，千古之绝唱，不可使湮没”。编书著述作为另一种日常仪式，进一步强化了其生命意义感。 

晚年在洛阳，刘禹锡与白居易唱和频繁，写下《酬乐天咏老见示》，以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 的豁达，展现出历经沧桑后的生命圆满。与白居易 “中隐” 的制度内主动选择不同，刘禹锡的 “通达” 是在制度边缘（贬谪地）的被迫应对，却达成了 “身心合一”—— 在行动中养心，在养心中行动。白之养生重在 “身心分离”（身居闲职，心游物外），刘则始终怀有虽曲折却未泯的经世情怀，这种差异使其生命智慧更具逆境适应性。《新唐书・刘禹锡传》载：“开成元年，禹锡以太子宾客分司东都，居洛阳，与白居易、裴度等唱和，晚年生活闲适，享年七十一岁。” 

白居易曾问其豁达秘诀，刘禹锡答道：“乐天，《易》云’生生不息’，人生浮沉本是常态，只要坚守本心，顺应时势，便能在逆境中寻得生机。我之所以能豁达，皆因心中有信念，身边有亲友，肩上有责任。” 

大和二年（828 年），在刘禹锡的悉心教导下，柳周六考中进士，《唐摭言》卷七载 “时人皆知其为柳子厚之子，刘禹锡抚育之功也”。放榜之日，年过花甲的刘禹锡老泪纵横，拄着拐杖来到洛阳城外，对着南方（柳州方向）喃喃自语：“子厚，汝子成名矣，吾不负汝托！” 柳周六跪在刘禹锡面前，泣道：“刘伯伯，若无您的悉心教导与养育，我岂能有今日？您的大恩大德，我永世不忘！” 这一刻，跨越三十年的承诺终于得以实现。柳周六后来官至监察御史，《旧唐书・柳周六传》载其 “性刚直，有父风，在任直言敢谏，体恤民情”，继承了父亲的品格与遗志。 

刘禹锡于唐武宗会昌二年（842年）在洛阳病逝，享年七十一岁，而同代文坛诗人中，他是高寿的 。他去世后被追赠为户部尚书，葬于河南荥阳（今郑州荥阳） 。

刘禹锡的晚年养生实践，完美诠释了《易》理 “刚柔相济” 的智慧，构建了完备的 “古典逆境应对心理资本” 模型，可概括为 “锚 – 盾 – 网 – 桨” 四维体系： 

· 信念资本（锚）：吸收韩愈的儒家气节与朋友信义，为抗逆确立刚性核心； 

· 审美资本（盾）：吸收柳宗元的诗文创作与自然审美，构建内在精神净土，维护人格完整； 

· 关系资本（网）：以托孤守诺、教化百姓、融入民间构建支持系统，形成抗逆合力； 

· 策略资本（桨）：以审时度势、饮食调适、空间营造、长期主义为行动方法，助力逆境前行。  

四者动态平衡，构成了完备的抗逆心理结构。刘禹锡还保持着规律的生活习惯，《唐国史补》卷下载：“刘禹锡晚年在洛阳，每日读书、作诗、散步，饮食有节，起居有常。” 他与白居易相约每日清晨散步，傍晚读书作诗，坦言 “养生之道，贵在坚持。饮食有节则脾胃健，起居有常则精神足，读书作诗则心神宁，如此方能身心健康”。即便辗转各地，仍坚守这些习惯，与韩愈晚年虽修身却未能摆脱早年情绪内耗形成鲜明对比。 

7. 终章：三星归位，《易》理养生的千年回响 

韩愈、柳宗元、刘禹锡三人的生命轨迹，如三条交汇又分叉的河流，最终汇入中唐文化的长河，却因各自对《易》理养生智慧的践行程度，走出了截然不同的生命结局。 

韩愈以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为圭臬，坚守儒家道统的 “不易” 之理，其 “文以载道” 的信念与 “不平则鸣” 的抗争，构成了士大夫精神的 “刚性脊梁”。但他未能参透 “变易” 的时势之道，更未达 “简易” 的心境通透，将情绪宣泄诉诸文字却未学会化解，将信念坚守异化为执拗对抗，最终因长期情绪内耗与身心失衡，成为 “过刚则折” 的典型 —— 其生命智慧的核心是 “守”，却因 “守而不变”，让养生沦为 “补养身体” 的表层行为，未能触及 “调和心性” 的根本。 

柳宗元以 “谦谦君子，卑以自牧” 为底色，在山水之间践行 “困以寡怨” 的修养，其 “独钓寒江雪” 的孤高与 “永州八记” 的清峻，将审美资本推向极致，构成了士大夫精神的 “柔性风骨”。但他困于 “井以辨义” 的固守，将自己封闭在 “举世皆浊我独清” 的精神孤岛，既未能在 “变易” 的境遇中拓展关系资本，也未能以 “简易” 的心态接纳世事沉浮，最终让政治失意的郁结与瘴疠环境相互侵蚀，成为 “孤高不寿” 的注脚 —— 其生命智慧的核心是 “隐”，却因 “隐而不融”，让山水审美沦为 “逃避现实” 的精神慰藉，未能转化为 “安顿身心” 的生存力量。 

刘禹锡则以《易》理 “三易” 为总纲，构建了 “守而能变、变而能通” 的生命体系：以对朋友信义、儒家气节的坚守为 “不易” 之锚，以顺应时势、调适境遇的行动为 “变易” 之桨，以豁达通透、举重若轻的心态为 “简易” 之帆。他将韩愈的 “信念资本” 化为坚守的底色，将柳宗元的 “审美资本” 化为养心的养分，更以自身的 “关系资本” 与 “策略资本” 补全了抗逆体系 —— 托孤守诺让关系成为精神支撑，饮食调适、空间营造、融入民间让策略成为生存保障，诗文唱和让审美成为情绪出口。

这种 “四位一体” 的养生实践，让他在二十三年贬谪的逆境中，既未丧失士人的气节，也未损耗生命的元气，最终达成 “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 的生命圆满，成为《易》理养生智慧的完美践行者。 三人的生死文契与生命实践，为后世留下了超越时代的养生镜鉴：真正的养生，是 “德” 与 “术” 的统一 ——“德” 是坚守的信念、温暖的情谊、豁达的心境，是养生的根本；“术” 是顺应时势的变通、调理身心的方法、构建支持的智慧，是养生的路径。韩愈有 “德” 而少 “术”，柳宗元有 “术”（审美）而缺 “德”（关系开放），唯有刘禹锡兼而有之，故能在逆境中实现身心的双重安顿。 这份智慧在当代仍具鲜活生命力：职场困境中，可学刘禹锡 “顺时应变”，以 “信念” 锚定方向，用 “策略” 突破瓶颈；人际疏离时，可借 “关系资本” 构建支持网络，以 “审美” 滋养心灵；人生低谷时，既守本心之 “不易”，又顺境遇之 “变易”，终能抵达心境之 “简易”。 

当我们回望中唐的风雨岁月，韩柳刘三人如三星曜长河，其光芒不仅照亮了唐代文坛与政坛，更在《易》理与养生哲学的交汇中，为当代人提供了逆境中安身立命的智慧：在世事浮沉中，当守本心之 “不易”，以信念为根；当顺境遇之 “变易”，以策略为翼；当安心境之 “简易”，以豁达为风。如此，方能如刘禹锡般，在人生的 “贬谪之路” 上，走出属于自己的 “霞满天” 之境，让生命在坚守与变通中生生不息。

写后:近见长期从事财政工作的刘君，面色红润，步履矫健，谈吐不凡，白发变黑，掉发处已生新黑发，问他何以至此？他说他推崇刘禹锡的易学胸怀和养生理念，是以成文，以馈刘君。

终稿于2025年12月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