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精选

孙海雄||江苏

【按语】：1997年7月1日，中国政府将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香港这个自鸦片战争后沦为大英帝国殖民地的迷失的孩子，将正式回归祖国母亲的怀抱。欣闻喜讯，老父心潮澎湃，除与亿万炎黄子孙一样欣喜若狂外，另有一层别样的情愫，毕竟香港是他童年时代曾经生活成长的地方，有着故乡一般的情怀。于是撰写长篇记叙文章《我的童年在香港》，以表达对香港回归的喜悦心情。

弹指一挥间，香港已回归祖国近二十六年了，在中央人民政府港人治港、一国两制、高度自治方针的指引下，以香港特区基本法为依据，在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的正确领导下,香港始终保持繁荣稳定。2020年6月30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出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法》，更成为确保香港长治久安的定海神针。我们相信，有祖国作强大后盾，在爱国者治港的旗帜指引下，香港一定会迎来更加光明的未来。

谨以此文缅怀父亲逝世三周年。

                    2023年2月15日

1997年7月1日，香港回归祖国，这是举国欢腾的大喜事，而对我尤多一份喜悦。因为半个多世纪前，我曾在香港度过一段童年时光，香港对我有着故乡一般的感情。

那是在1938年春，我的家乡南通被日寇占领了，当时父亲正供职于香港中南银行。有着民族气节和家庭责任感的他，不愿妻儿在沦陷区过铁蹄下的生活，于是便冒着生命危险辗转回到南通，把母亲、二哥、大姐、小妹和我接到香港，从此开始了我在香港长达五年的童年生活。

五年，在人生长旅中是短暂的，但对处于这一关键年龄的我来说，却是难忘的。而这五年又恰处于太平洋战争前后的安定与战乱时期，在这里曾留下过我许多悲欢离合的经历，留下一个少年对这段历史的见证。

刚到香港时，我们挤住在黄泥涌道41号三楼的银行公寓，这里住的多是外地来的银行单身职员，像父亲这样拖家带口的还有汪伯伯和他的太太。公寓雇了两位来自肇庆一带的娘姨为大家做饭、洗衣，一位叫阿玲姐，一位叫阿丽姐。

我们住在一间约18平米的房间里，有一个后阳台与隔壁一家共用，不过平时有一道栅门把两家分开。

这幢建筑共有四层楼，是建在一个山坡脚下，从底层到平台还有一段石级。这一带环境幽美，它处在快活谷的南端，三面环山，一面临海，中间的盆地是一个广阔的跑马地，视野开阔，一片葱绿，从我们楼上可以看到跑马地的看台。离开我们公寓不远便是愉园，这里是有轨电车的终点站之一。愉园旁边有一道从山下筑下来的坑渠，平时干涸见底,到了大雨时，山上各处瀑布、细流都汇集到这里，便成了一条流速很快的小河。与坑渠平行的一条路叫成和道，两边又派生出许多小街道，这里多是二三层楼的居民住宅。

从南通到香港，对我来说犹如从一个偏僻的乡村到了大城市，一切都感到新鲜，不但第一次见到了海，见到了大轮船、电车、洋楼，而且见到了各种肤色的外国人。

由家乡到香港，不但环境变了，而且也开始了我与父亲生活在一起的年代。此前，父亲为了一家的生计常年奔波在外，只有探亲时才回家十天半月与我们团聚，所以在此以前，我对父亲是比较陌生的。

父亲约一米八的个头，风度翩翩，时年44岁，正值年富力强。他因自幼受祖父的严格庭训，又毕业于张謇创办的银行专修科，到香港前已先后在长春、安东、哈尔滨、上海、厦门等地银行工作过，所以不但对银行业务熟练，且文笔出众。

他当时在中南银行的职务是会计主任兼文书主任，在我们寓所中是职务最高的，加之他为人正直、热心助人，深受同仁们的尊敬。对我们子女来讲，父亲比之母亲既有慈爱的一面，又有严格的一面。父亲毕竟见过世面，他既继承了我国的传统美德，又吸取了西方文明的可取之处，所以对我们的教育比较新颖，既要求我们努力学习书本知识，又要求彬彬有礼、注意仪表。他还向我们介绍香港的许多文明规定，例如裤子钮扣一定要扣好，鸡鸭不能倒拎等等。记得他当时对我们纠正得最多的是驼背、拱腰，按他的话说要开展“直背运动”。他常提醒我们注意观察西方人挺胸健步走路的姿势，说外国人说中国人是“东亚病夫”，瞧不起我们，我们要争这口气。

由于长期依偎在母亲身边骄纵惯了，一下子与父亲生活在一起，开始也真有点不适应。父亲有时严厉得可怕，动不动就批评，而且没个完，按母亲的说法是“恨不得说尽了胃”，特别是对二哥和大姐要求更高，而对年龄尚小的我则相对放松，妹妹在他眼里更是掌上明珠。

尽管如此，我也受到过他的严厉训斥。那是某一天的早晨，已不记得我做错了一件什么事，他狠狠地批评了我，还罚我立正站立，母亲在一旁也觉得他太过分了，当时我真有点受不了了，事后故意不“睬”他，晚上还一个人蹲在阳台上怄气。这时他悄悄地走过来摸着我的头，主动跟我搭话，承认他批评得太过分了，要我原谅，我还是不理睬，他又学我哭的样子逗我笑，我终于被他逗得破涕为笑，扑进他的怀里。这时他又温和而耐心地给我讲道理，指出我的过错，这时我对他的怨气早已云消雾散。

父亲对我们的教育是全方位的，不仅限于智育，更重视德育、体育。

在德育方面，他同母亲一样要求我们诚实、尊长、助人为乐、先人后己、大公无私，对贫苦人要有同情心，对不良倾向要敢于抵制。他常用古今中外的许多名人故事来教育我们，既有孔融让梨、司马光破水缸、王祥捂冰、岳母刺字、孟母三迁等我国古代的故事，又有爱迪生、孙中山、华盛顿等世界名人的故事。这些故事都深深地印在我们幼小的心灵里，如果说我们兄弟姐妹一生中都保持着传统美德和优良品质，富有同情心、正义感、疾恶如仇，这和父母亲对我们自幼的熏陶是分不开的。

在体育方面，除前面所说的“直背运动”外，父亲还鼓励我们学游泳，常带我们到浅水湾或筲箕湾银行工会游泳场游泳，给我买溜冰鞋。他把健康看得很重要，常引用记不得哪位名人的话说：人最重要的第一是健康，第二是健康，第三还是健康。

刚到香港，一切都感到新鲜，有的还不适应，而最感到不便的是语言。香港当时虽属英国管辖，但在此居住的百分之九十以上仍是华人，其中又大多来自广东，尤其是广州（当地人习惯称省城）。所以当时华人通用的语言是广东白话，这对于来自华东的我们来说，是完全不同的语系，所以学广东话成了我们最当务之急的一件事。

广东话不但发音与其他地方不一样，而且还有许多不同的词汇、自创的字、甚至外来语，这就更难掌握了。如佢（他）、係（是）、唔係（不是）、冇（没有）、细佬哥（小孩子）、细蚊仔（婴儿）、士单（Stam邮票）、巴士(Bus公共汽车)等等。开始时，我们对一些发音接近的词汇还分不清，如姐姐（家姐）和剪刀（绞剪）、稀饭和屁股（Shife）。有一次二哥陪母亲上街买猪舌头，怎么说对方也听不懂，最后不得不指指自己的舌头，对方才恍然大悟，说“啊！猪利”，引得周围的人大笑不止。

学广东话，我们小孩要比大人学得快而好。我们隔壁有一个比我略小的男孩叫阿比，经常在阳台上隔着栅门跟我玩，我从小爱画画，而且画得较好，引起了阿比的兴趣，因此很快成了好朋友，双方父母也很支持，这就免不了要用语言交流，无意中，这便成了我学广东话的好机会。

到香港安定下来后，父亲首先考虑的就是我们的上学问题。当时我已八岁，在南通已读到二年级，因为语言有障碍，而且又不在招生季节，一时无法插班。有一天，父亲带母亲到对面山坡上散步，看到一座很漂亮的庙宇，叫东林觉院，母亲是虔诚的佛教信徒，便让父亲带她进去看看，受到庙里住持的热情接待，而且还发现有一群女孩在上课，一问之下，原来这是庙里附带办的慈善事业，收的是贫苦人家的女孩。父母亲马上想到不如先让大姐和我到这里过渡一下，学学广东话，为下步入学打下语言基础，便将这一意向向住持征求意见。住持了解到我们是刚从内陆沦陷区来的，十分同情，但见我是男孩，有些踌躇，但还是答应了。这样，第二天我和大姐便由母亲陪同前来上课。

这个女生班共约四五十人，实际上是几个年级共一个教室。最低的是三年级，最高的是六年级，除上课外，每周还要做一次佛事。我们去后，我插上三年级，大姐插上六年级。女孩子们见了我们都感到很新鲜，也十分友好，善意地帮助我们，有时还采取笔谈方式交流。

我和大姐在东林觉院实际上只学了两周便离开了，因为尽管住持和女同学都很好，但我毕竟是唯一的男生，每周又要做佛事，感到有很多别扭和不便，但这段日子令我终生难忘。

不久，位于兰亭附近有一所叫郇光的小学招生，父亲送我上这所学校的三年级，二哥则上了嶺英中学。我在郇光就读了半年，广东话有了飞跃的进步，基本上没有障碍了。

1938年9月，经隔壁一位与大姐同龄的女孩范佩英（阿比的姑姐）推荐，我和大姐入了她所在的仿林女中和附小，大姐读初中一年级，我读小学三年级。

这所学校位于我们寓所西南一个叫凤辉台的山坡上，比较幽静，旁边还有一道由山上流下来的小瀑布，左边还有一块被开山开出来的平地作为操场。该校的校名是取自校董陈仿林先生的名字，是一所比较正规的学校，课堂设施和师资力量也比较雄厚，是这一带比较有名的学校。在此就读的除家住附近的外，还有一些住得较远的孩子。

我们班约有男女同学四五十人，其中女生占一大半。入学不久大家便熟悉起来，但不同性别的同学课后总爱分开玩，很快我便和班上的男同学林金根、郑国宇成了好朋友，课余时候总是形影不离。

林金根原籍上海，是随其姑妈一家来香港的，住在兰亭附近，他还有个表妹叫徐金娣，比我们低一班。三人中，林金根年龄略长，个子较高，毕竟比我们大一两岁，又来自大都市上海，见多识广，在我们中显得成熟老练得多，也较有主见，在全班男生中也数他最活跃。郑国宇则与我年龄相仿，性格相近，他原籍广东中山县，家住学校附近的山村道一座小楼的底层。他还有两个哥哥、一个弟弟、一个妹妹，大哥国寅、二哥国宣都已上中学了，弟弟国宏、妹妹国彦则在我校，比我们低一两班。

我们班上还有一对姐妹，姐姐叫梁无色，妹妹叫梁无相，都从小学唱粤剧。梁无色比我们年长两三岁，已是个大姑娘了，上课领会能力也比我们强很多，而且温文尔雅，被女同学们尊称为“色姐”，她在粤剧中经常扮演花旦；而妹妹梁无相比她小两岁，却自小女扮男装，性格动作也像男孩，演戏时扮演小生，这恐怕是家长为她们日后从艺的有意安排。果然，这一对姐妹在五六十年代真成了香港名噪一时的粤剧演员。

我们班还有一位女同学叫朱雪萍，也擅长于演粤剧。当时，学校要排一出“木兰从军”的歌剧，从我们班上选了朱雪萍扮演木兰，林金根和梁无相扮演伙伴，这实际上是一个哑剧，是以“木兰词”谱的歌来配动作，担任唱歌的便是我们全班同学。为了唱好这首歌，我们除音乐课外，还利用许多课余时间反复练唱，直至唱熟。这首词是中国古代乐府中很有名的诗词，作者已佚名，木兰代父从军的故事十分感人，诗句也特别壮美，至今仍能背诵。

学校的老师几乎全部是女性，既耐心又严格，特别是教我们语文的叶老师，教得特别好，深得同学们的爱戴，但她每教一课都要求背诵，背出来才准放学回家。这个背诵不一定是她亲自“过堂”，而是把学生们配成对子，互相背诵，我的对子便是郑国宇。不知是由于男孩子贪玩，上课不定心，还是由于生理上女孩子在这个年龄段智商比男孩子高的原因，背书对于她们是轻而易举，很快通过，早早回家，而几对男生却往往落在后面，特别是我们这一对。那时背诵连一个副词、虚词也要求一字不漏，背不出来，必需重来，“卡壳”了可以用手势或别的比喻提示，但不得直接说出这个被“卡”的字，如果被“卡”的地方太多了，便得重新复习，直至一字不漏的背出。那时我们经常看到其他同学一对对地离开，心中既羡慕又着急，但尽管没有老师在场监督，我们还是老老实实、一丝不苟，直到全部背出才离开教室回家。我们这种诚实的态度后来被叶老师知道了，她曾在全班表扬了我俩。

放学后，如果时间早，我和林金根常常被郑国宇邀请去他家玩。他的家是一个温馨、热闹的大家庭，两个哥哥、一个弟弟、一个妹妹年纪相差都不大，还有一位慈祥的母亲（父亲因忙于工作，很少见面），每次见我们来了都很热情，让我们玩各种游戏，还拿出自制的糕点招待我们。

最令我高兴和羡慕的是，他家拥有许多儿童读物和画册，在我看来，简直是书的海洋，可见这个家庭的家长为了培养孩子，多么舍得智力投资。郑国宇见我对书如此爱不释手，便慷慨地让我挑选一本带回家看，记得我最早借的一册书是《穷儿苦狗记》。其实当时我的阅读能力还很差，书中有许多字还不认识，但书中的故事和插图吸引我，于是不认识的字便请教兄姐，就这样我把一本本书“啃”下来了。有两本书对我帮助最大，一本是《爱的教育》，另一本叫《模范学生》，读了这些书，既提高了阅读能力，养成看书的习惯，更增进了道德修养，对我是一次飞跃式的进步，终身难忘。

放学后，如果时间早，我和林金根、郑国宇还经常到跑马地去玩，这是住在这一带的人常去的地方，尤其是夏天晚饭后，常常一家老小全体在草坪上乘凉，有的学生还在草地上踢足球，只要把两个书包往两边地上一搁，就可以当球门。

草地上还有一块巨石，仿佛是天上掉下来的一块大陨石，镶嵌在草坪的泥土里，当地人叫它“石鼓”，在宽阔的草坪上，犹如一个小岛，点缀着跑马地，成为一个景点，人们常在此摄影留念，孩子们也把它看成假山，登上去玩。有一次我们三人爬上去玩，忽然来了一群与我们年龄差不多的混血儿，要赶我们走开。这些混血儿多是有英、葡血统的，长得像西方人，穿着也很讲究，而且操一口流利的英语，他们都上英国人办的贵族学校，自以为了不起，很傲慢，不与中国儿童玩。现在他们主动挑衅，要赶我们下石鼓。我和郑国宇都知道他们人多，在这种情况下还是不惹他们为好，准备离开，可林金根咽不下这口气，认为我们是先来的，坚持不走，有两个混血儿挥着拳头，做出拳击的架势，口里喊着“Come on！”，林金根比他们略高，毫不示弱，同他们格斗起来。这些孩子自恃有高贵血统，其实是不堪一击，有个孩子差一点被林金根打得滑下石鼓。这时，其他混血儿一起拥上来。为了不吃眼前亏，我们三人只好撤离。但林金根这种不畏强暴的英雄气概令我佩服，并自愧不如。自此以后，这帮混血儿与我们结下了仇，其中有两个就住在我们附近，还养了一条狗。每天放学回家，我倍加小心，怕碰到他们，见他们来了就回避。不料有一天还是被他们撞见了，追过来打我，我手中提着书篮跑不快，最后被逼到一个巷子里没了退路，我不得不横下一条心同他们拼了，我把书篮放下，挥起外套同他们格斗起来，只几个回合下来，他们就打不过我，再一次暴露出不堪一击的样子，于是他们住了手，唤他们的狗来吓唬我。对狗我并不太怕，因为我从小在南通就知道狗有个弱点，只要蹲下来装着捡砖头的样子，它就会被吓走的，更何况香港的狗都带有口罩，预防伤人，真的伤了人，主人还要承担责任。事实上他们尽管不断唤狗“Come on！”，狗并没有上来，他们见我毫不退缩，最后黔驴技穷了，自讨没趣，怏怏离开。经过这番较量后，他们在路上碰到我，再也不敢惹我了，也大大长了我的志气。

1940年春，德、意、日和美、英、苏矛盾加剧，香港情势也险恶起来，山坡上到处挖防空洞，街道两边也建了不少避弹室，许多外地来港的人纷纷离开香港，林金根及其姑母一家也要回上海了，我们三个好朋友真有点依依不舍。临别时，林金根给我们留下他上海的地址：愚园路齐德坊燧大煤球对面二楼。这个地名一直被我牢牢地记住，大概在六十年代初，我经过上海，在愚园路一个路口果然看到一个褪色的店牌写着“燧大煤球”，但打听不到林金根，毕竟相隔了二十多年。

林金根走后，郑国宇便成了我最亲密的朋友，放学后我仍经常去他家玩。这年暑假，形势进一步恶化，银行工会动员江浙来的职员集体送眷属回乡。这样，父亲除留下已在华仁书院就读的二哥在身边外，其余均由母亲带领又回到沦陷区的南通。

一踏上故乡的土地，映入眼帘的是满目疮痍，到处有铁栅栏，有日本兵和伪警察设卡盘查过往的行人。行人通过关卡时，还要向日本兵鞠躬；日本兵动不动就打人，弥漫着一派戒备森严、恐怖的气氛。但一到家，见到大哥、二姐和刘奶奶，又特别高兴，大家畅述别情，倍感亲切。南通沦陷已两年多，学校还没有恢复上课，为了不致荒废学业，母亲送我们去叔祖父办的私塾就读，但只上了一个多月，叔祖父就患病，且一病不起，不久离世。母亲只好又送我和二姐去西门地步湾吕光斗办的私塾继续就读。直到1941年春儒学开学，我和二姐上了该校五年级，小妹上了三元宫（北街小学）。

（未完待续）

在香港中南银行工作的父亲孙蔚滨

插图/作者